确诊那天,老板从医院出来直接回了公司。

下午三点,他推开会议室门的时候,我们正在开周例会。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夹克,手里拎着一只塑料袋,里头装着CT片子。他站在门口看了我们几秒,然后说:“都先别走,我有个事说一下。”

会议室安静下来。他走到投影仪前面,把那几张片子举起来对着光,自己端详了一会儿,才转过来面对我们。五十八岁的人了,平时保养得不错,头发染得黑黑的,腰板挺直。那天我第一次看见他嘴角有没刮干净的胡茬,青灰一片。

“查出来了,肝癌。”他说得很平,“晚期,肝上好几个,门静脉也有。”

没人说话。行政小姑娘手里的笔掉在地上,啪嗒一声。

老板把片子放到桌上,拉开椅子坐下。他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头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我跟了他十二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动作——他在想怎么说下一句。

“大夫让我住院,我没住。我跟大夫说,给我一个月,我把公司的事情安顿好。”

他抬起头,目光从我们每个人脸上扫过去。“你们跟着我干了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我不在了,公司不能散。今天我在这儿把话说明白,股权怎么分、业务怎么续、你们每个人的去向,我走之前全部安排好。”

那天晚上大家都没走。老板让财务把公司近三年的账目全搬出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捋。他靠在椅背上,声音比平时低了些,但思路还是那么清楚,哪块业务赚钱、哪个客户必须稳住、哪个人可以顶上去,一条一条说,像往年做年度规划一样。

半夜十一点,他忽然停下来,揉了揉肝区的位置,脸色白了一阵。我递了杯温水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口,说:“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九点继续。”

走的时候他叫住我,让我陪他下楼。三月底的风还有点凉,他站在写字楼门口点了根烟,刚抽两口就咳起来,咳完了把烟掐灭在垃圾桶上。“以后不抽了,”他说,“早该戒的。”

第二周,他开始安排股权的事。公司的法务和财务天天在办公室加班,他把自己那百分之六十一的股份拆成了三份,留给女儿一份、给跟着创业的几个老员工各一份、剩下设了一个管理层激励池。律师逐条念文件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听,偶尔打断问一句“这个条款是不是对小王不利”,问得特别细。

中间他去医院做了一次介入治疗,住了三天院。第四天早晨他自己开车回来了,手上还贴着输液后的胶布。副总劝他回去休息,他摆摆手:“住院部太吵了,睡不着。”他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电脑,开始写邮件,给二十多个长期合作的客户,一封一封亲自写。我进去送文件的时候瞟了一眼屏幕,他写的是:“感谢这些年信任。公司后续由李总接手,我身体原因退居二线,但有任何问题仍可随时找我。”

每封邮件结尾他都改了好几遍,措辞改了又改,最后定稿的统一是四个字:“后会有期。”

第三周,他的状态明显下滑了。

脸色发黄,眼白也是黄的,肝区疼得越来越频繁。他开始随身带一个小药盒,里面装着止痛药,每隔四五个小时吃一粒。有两次开会到一半他忽然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们站了很久,肩膀微微发抖。我们知道他在忍痛,谁也不戳破,假装继续讨论方案,等他转回来时脸上已经恢复如常,只是额角沁着细汗。

他开始整理办公室。书架上的书一本本抽出来,哪些送给谁、哪些捐掉、哪些留给女儿,都贴了便签。抽屉里翻出十几年前的旧照片,他拿给我看,照片上是二十几岁的他站在一个工地门口,身后是刚盖好的厂房。“这个厂,”他说,“是我接的第一个项目,从挖地基到封顶,我盯了整整八个月。”他笑了一下,“那时候累得像条狗,现在想想,真带劲。”

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是十年前一个书法家客户送的,写的是“厚德载物”。他站到椅子上亲手把它摘下来,用布擦了擦框上的灰,递给副总:“挂你办公室去。这字好,压得住。”

第四周,他女儿从国外赶回来了,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眼睛哭得红肿。老板看见她,难得地柔了声:“哭什么,爸还没到那时候呢。”他拉着女儿在办公室转了一圈,指给她看每一处——办公桌是哪里买的、那盆绿萝养了多少年、落地窗外面能看见哪座山。像在移交一个家。

到了第五周,他再没来公司。

我们几个老员工去医院看他,他已经瘦得脱了形,肚子却鼓起来,腹水让他的腰围比之前大了两圈。他靠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看见我们来,还是笑了一下,声音很轻:“公司怎么样?”

“都好,李总接得稳。”

他点点头,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又说:“财务那个小王,媳妇快生了,给他包个红包,从我账上走。”

我们应着。他又沉默了很久,病房里只有监护仪滴滴的声音。忽然他睁开眼,看着天花板说:“那棵桂花树,记得浇水。今年秋天该开了。”

他说的桂花树是公司楼下院子里他亲手种的一棵金桂,每年秋天香一整条街。他每年秋天都摘几枝插在办公室的花瓶里,说闻着桂花香做事心情好。

第六周的时候,老板的意识开始断断续续。有时候清醒,拉着副总的手交代什么,声音太小要凑近才能听见;有时候迷糊,对着空气喊他去世多年的老父亲的名字。

最后一次见他,是某个周三的傍晚。那天下着小雨,我推开病房门,他正醒着,目光很清亮。他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我凑过去,听见他说:“电脑……桌面……有一个文件夹……叫‘最终’……你打开。”

第二天我回公司打开他的电脑,桌面上果然有个文件夹。里面是十几份文档——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关键客户的维护方案、每个核心员工的能力评估和培养建议,甚至还有一份“应急情况联系人清单”,从物业到律师到银行客户经理,全列好了。每个文档最后都有一行字:“以上内容已与李总沟通确认,请按此执行。”

最底下还有一个单独的文件,文件名是“给你们的”。点开,只有短短三段话:

“跟你们共事这些年,是我这辈子最值的事。我的运气好,赶上好时代,赶上好团队。往后我不在了,你们好好干,别怕犯错,我当年也犯了一堆错。秋天桂花开了,记得开窗。”

落款是“老周”。

老板走的那天是六月初,槐花开得正盛。我们在公司楼下的桂花树底下站了一会儿,副总说:“老周是算好了日子走的,六月走,秋天的时候他已经不疼了。”

后来桂花真的开了,金黄的小花密密麻麻缀了一树,香气飘进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谁都没去摘,就让它们开着,满满一树,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