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37字家训，如何让后代从清官到船王？|包拯|包青天|家训|清官|船王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三十七个字，没有半句废话，没有温良劝诫。字字像铁钉，句句如刀锋。古代世人最重宗族血脉、死后归葬祖茔，包拯这一条家训，直接把贪腐的后路给断了——活着不许回本家，死了不许入祖坟。不听这条，就不是包家子孙。

可偏偏是这样一位对自己后代苛刻到近乎绝情的清官，他的第二十九代孙，却成了震惊世界的“华人船王”。包玉刚，鼎盛时期坐拥两百多艘巨轮，被《财富》杂志称作“海上的统治者”。一个立下铁规“不许贪”的祖先，一个在商海里翻云覆雨的后代，这中间隔着近千年，到底靠什么连在一起？

答案，就藏在这三十七个字里。

一条家训，生死隔绝

包拯写下这条家训的时候，不是随口一说，更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场面话。他特意叮嘱儿子包珙，把这段话刻在石碑上，竖在堂屋东壁，让后世子孙抬眼就能看见。

古人最怕什么？怕死后无家可归，怕魂魄不能入祖坟。包拯把这两样都堵死了。你若贪赃枉法，活着，家族不认你；死了，祖宗不收你。这不是道德劝诫，这是家族法律。在那个时代，被剔除族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连根都断了。

包拯不是不知道官场有多复杂，不是不知道诱惑有多大。他做过几十年官，从地方小吏一路升到中央重臣，手里过的钱财不知凡几。可他偏偏没给子孙留半分不义之财，只落下一身清正的名声。他太清楚了：再多的财富，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可把价值观刻进骨子里，影响力能延续几百年都不会褪色。

他留下的不是钱，是一把尺子。

第一个守住它的人，是那个五岁的孩子

很多人不知道，这条家训差一点就断了。

包拯的长子包繶，二十岁出头就去世了。更不幸的是，五年后，包繶的儿子——包拯唯一的孙子包文辅——也夭折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先送走儿子，再送走孙子。对包拯这种把“孝”和“传承”看得很重的人来说，这不仅是伤心，更是恐惧——包家，难道要断在他这一代？

关键时刻，是几个女人撑住了这个家。儿媳妇崔氏二十出头就守寡，公婆劝她改嫁，她不肯。她说，公婆已经失去了儿子和孙子，如果她也走了，谁来照顾二老？这一留，就是二十多年。也是她，得知被包拯打发回娘家的侍妾孙氏怀了身孕，悄悄往孙家送钱送物，让这个孩子平安出生。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崔氏在包拯六十大寿那天，把小家伙抱到老两口面前。包拯又惊又喜，当场取名“包綖”——后来改名为包绶。今天所有自称包公后代的多数支系，就是从这一支传下来的。

包拯去世那年，包绶才五岁。宋仁宗亲自到包府吊唁，看见这个孩子穿着粗麻布衣，家里陈设简陋，没有半点“权臣之家”的排场。仁宗心里很受触动，当场赐下不少钱物，还给他封了太常寺太祝的虚衔。

可真正让人动容的，是包绶长大后的样子。史料记载，他年少时便当了官，但不以为荣，反而虚心好学、严于律己，“颇有其父风”。他后来被任命为潭州通判，赴任途中在黄冈一带病重去世。当地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包袱里，除了任命文书和几本书，只剩下四十六枚铜钱。

一个掌管过国库、娶了宰相女儿的人，去世时身上连一件像样的私人物品都拿不出来。对照他父亲当年的家境，你会发现，这家人贫“得很平均”。

从合肥到香港，从清官到船王

时间往后跳八百多年，到了1984年。

那一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宁波。他早年离开大陆，辗转重庆、香港，凭着一股狠劲，从一条旧船起家，硬生生打造出一个航运帝国。在宁波，他参观了天一阁——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工作人员从库房里取出一套历经战火保存下来的《包氏家谱》，包玉刚随手翻开，一页一页查下去，突然怔住了。

他的名字，竟然出现在这本家谱上。他是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

据说包玉刚当时的反应很接地气，直接喊了一句：“我竟然是包青天的子孙！”对于一个在商海里打拼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这个“突然长出来的身份标签”，分量不轻。

你也许会问，一个做航运的商人，跟包拯那条“不许贪”的家训，能扯上什么关系？其实仔细想想，包玉刚能成为“船王”，靠的从来不是投机取巧。他为人稳健、诚信为本，在风云变幻的航运市场上，始终守住一条底线——不赚快钱，不碰不该碰的生意。他旗下的环球航运集团，鼎盛时期拥有超过两百艘巨轮，总载重吨位达到两千多万吨，却从未卷入过什么大的丑闻。

包拯的家训，到了包玉刚这里，从“官场不贪赃”变成了“商场不逾矩”。形式变了，内核没变。

守祠堂的人

包家的这条线，不只在香港和商界延续。在浙江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有一座包氏宗祠。外观很老，有些地方甚至快塌了。按很多人的习惯，碰到这种破祠堂，最多感叹两句，然后任它风吹雨打。可在这里，有一个人不这么想。

他叫包先良，包拯的第三十五代子孙。

改革开放后，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祠堂没人管，年久失修。在包先良眼里，这不是一栋要倒的老房子，而是家族的“脸面”、族人的“根”。从二十几岁开始，他做了一个很多人听了会摇头的决定——不再往外跑挣钱，而是耗在家乡，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修祠堂上。他自己形容，很直接：“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就是修缮和守护祠堂。”

他省吃俭用，把能攒下的钱都用来买砖瓦木料，有时候干脆自己上山砍木头、搬材料。后来国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保护，这座祠堂得到了政府的重点修缮。看到祠堂焕然一新，包先良在现场眼眶发红——这是他半辈子盯着的一件事，算是看到结果了。

有人劝他“趁机捞点”，比如设置门票，搞点商业开发。他一口回绝了。理由朴素到不能再朴素：“包公祠就是为了让人们参观和感悟的，如果设置参观门票，那就彻底变了味。”直到今天，这座祠堂仍然对外免费开放。游客在这里，多半能看到一个和蔼的老人，主动站出来讲包拯的故事，讲包家的家训，讲他自己守祠堂的经历。

如果说崔氏是几百年前支撑包家的一根梁，那在现代，包先良算得上是另一根。

留得住的，从来不是钱

包拯的后代，如今散落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有人估算，现在还能数得出来的包氏后裔，大概已有上万人。他们有的从政为官，有的经商，有的就是普通农民、工人甚至打工者。他们的共同点，也许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包拯那样“铁面无私”或者“一尘不染”。现实人生里，没有那么多绝对。

然而，你会发现，在一些关键的选择时刻，他们仍愿意用祖先的那把尺子量一量：这件事，值不值得做？做完之后，自己有没有脸回祠堂？

当代很多家族企业都面临“富不过三代”的困境，根源往往在于——重财富传承，轻价值观传承。钱给得再多，花完了就没了；可一个家族的精神内核，如果扎得够深，能传几十代都不散。包拯这一脉，从包绶到包玉刚，从包先良到无数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包氏后裔，靠的不是“包青天”的名气，而是一套活生生“做人”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