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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7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第四十四次市长办公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非常生气。

在当天会上,朱镕基谈到了当时上海经济面临的重重难题。但是,比起具体的经济数据,更让朱镕基揪心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上海市机关内部互相推诿、遇事扯皮的官僚主义作风。

其中一件洒水车半年没法上路的小事,让朱镕基当场拍了桌子,放出狠话,三天之内洒水车开不出来,环卫局局长就不要再干了。

毫无疑问,洒水车算不上什么重大工程,只是城市日常环卫的普通设备。可就是这么一件关乎街头卫生环境、老百姓切身感受的小事,在部门之间来回拉扯之下,硬生生搁置了大半年。这件小事,也撕开了当时部分机关脱离群众的现实问题。

怎么一回事呢?当时上海推进体制改革,市环卫局把洒水车下放到各个区管理。车子完成了下放交接,可配套的司机却成了烫手山芋。环卫局交出去车辆,各个区却不愿意接收原来的洒水车司机。

车子有,人没有,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人事衔接问题,两个层级来回踢皮球,扯了足足半年多。大街上的洒水车直接全部趴窝,城市街道长期得不到洒水降尘。

这一切都被老百姓看在眼里,大家的意见越来越大,《新民晚报》也把这件事登在了报纸上。市民的批评很直白:你们部门扯皮还没扯够,大街怎么洒水?

看到报道之后,朱镕基十分恼火。大家注意,朱镕基并不是全盘否定权力下放的改革思路,他反复强调,不管体制怎么调整、权力怎么下放,老百姓该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一点都不能打折扣。改革不能成为办事拖拉、互相甩锅的借口。

于是会上朱镕基在会上明确交代,转告时任环卫局局长施振国,不要继续陷在部门之间的扯皮当中。朱镕基说:“我不管你怎么弄,反正三天以内你把洒水车开出来,开不出来,你这个局长不要当了。”

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也客观说明,施振国本人工作勤恳踏实,并不是要单纯追责批评某一个人。这件事真正要敲打,是整个市政府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风气,这件事应当进行内部通报,警示所有干部,以后绝不允许再出现同类现象。

反观那个年代,类似洒水车这样扯皮的事情,还不止这一桩。朱镕基在会上还提到市里的重点技术改造工程,作为全市重点项目,工人每天实际有效干活时间才三个小时,现场设备、物料随意堆放,管理松散混乱。

堂堂市政府督办的重点工程,都变成这副模样,根子就在于不少领导干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看报告,很少下沉到一线现场去督促落实,这就是朱镕基生气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在朱镕基看来,当时下半年上海经济工作的客观困难固然不少,但比经济难题更难解决的,是争取民心。

朱镕基在会上提出,市委常委、副市长要带头以身作则,说到就必须做到。他当场向市监察局局长吴德让发问,是不是不敢监督副市长以上级别的干部。当听到答复,这些干部属于中央管理之后,朱镕基明确表态,一样属于监督范围,不能搞特殊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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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插一句,领导带头只是第一步。全市局级以上干部,市委加政府系统合计两千多人,处级干部两万余人。在朱镕基的判断里面,只要两千多名局级干部真正严于律己,做好示范,层层传导压力,上海的干部作风、社会风气才能够真正扭转过来。

可现实狠狠浇灭了幻想,当时审计部门递交上来的材料,暴露不少触目惊心的现象。有些处长下基层调研,反而到处吃拿卡要。

更有一则《解放日报》披露的新闻,普陀区一处外贸大楼,大量火腿罐头因为库存积压吃不完,变质之后直接被丢进垃圾堆。朱镕基看到之后十分痛心,直言这种铺张浪费,是亡国之兆。

朱镕基得知后,他在会上严厉告诫在场干部,如果脑子里只盘算个人住房、小车、出国,心思不在干事创业上,上海的发展就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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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次市长办公会的完整讲话,洒水车只是一个切入点。朱镕基想要解决的,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顽疾。

现在问题来了,整顿作风是不是就只抓机关干部?显然没有。朱镕基同时提出,下半年上海一方面要按照中央部署,着力搞活大中型企业;另一方面,企业负责人的作风同样要狠抓,尤其是大厂厂长。如果企业管理者不能跟工人同甘共苦,就算给到再多政策优惠,企业同样很难办好。

果不其然,当时上海已经对外公布七项整治举措,几家媒体分别发表评论,但是社会整体反响没有达到预期。朱镕基希望全体干部真正重视起来,干部既要主动接受监督,也欢迎群众提出意见、举报问题。

在朱镕基看来,改革发展,制度政策固然重要,但执行政策的是人。如果干部遇事就扯皮,遇事就甩锅,再好的蓝图,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洒水车这件不大的民生琐事,恰恰照见了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总之,时隔多年回头再看这段往事,三天开出洒水车的硬性要求,不是简单的一句硬话。这件事传递出来的信号十分清晰:公职部门的所有改革、所有调整,最终落脚点,都该是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