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晨，北京中南海西侧的颐年堂灯火尚亮，参加授衔仪式的军官们陆续整装完毕。走廊里，有人低声议论：“听说今天要评职务高低，五个中将里究竟谁最显眼？”一句随口的好奇，将目光汇聚到王近山、周希汉、陶勇、王必成、郑维山这五位从炮火里闯出的悍将身上。
追溯到1930年代后期，这五人分赴不同战场。1940年皖南山区，王近山带着不足一千人的特务团夜袭六塘，拔掉日军一个据点，被新四军战友称作“王大胆”。同年秋，陶勇在苏北运河边组织第四纵队腰斩敌军补给线，用三天迫使对手弃船而逃。两条战报自东南、西南传回延安，作战处的参谋摇头感叹：“打法凶，动作准，完全是立体拼图里的两块尖刀。”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五人终于都站到主力位置。苏北，陶勇的新四军第四纵队合围宿北；鲁南，王必成第六纵队横插敌后，三小时拔掉韩庄车站。刘伯承后来复盘那一役时说出一句玩笑：“要是夜里听到王必成的爆破声，就知道右侧保不住了。”与此同时，华北的郑维山第三纵队在平汉线顶着装甲车硬攻阳泉，打法猛得让对手误以为遇到主力集团军。长江以南，周希汉第13军连续夺取金华、义乌，俘虏敌师长10人，连队之间私下给他起绰号“活捉大户”。
转眼来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王近山被抽调到12军出任军长，随后西渡黄河穿插兰州。解放军总参谋部电文里评价他：“善打夜仗，尤长快速穿插。”同年底，周希汉率13军进入川北，四天翻越大娄山，硬是提前两昼夜到达预定堵截线，堵住邓锡侯的退路。那份战果让刘伯承看完后只说两个字：“痛快。”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陶勇最早跨过鸭绿江，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兼代司令。长津湖战斗前夜，他站在地图前对参谋长说：“温度是敌人，地形也是敌人，但美军同样怕夜路。”当夜第27军在零下30摄氏度山谷中完成大迂回，次日拦腰截断美陆战1师后方补给；志愿军首次全歼美军整团的纪录就此写下。两个月后，王必成从后方赶赴前线，同样在第九兵团挂代司令员头衔，与宋时轮、陶勇、王建安形成“四人轮转”的特殊班底，这在志愿军兵团史中绝无仅有。
而在汉江以北，郑维山此刻是第19兵团副司令，配合杨得志阻击美韩陆空联合进攻。1953年5月，杨成武回国，第20兵团司令缺位，彭德怀直接点名郑维山临时主持兵团工作。半个月后，志愿军在金城反击，郑维山坐镇兵团指挥所，炮兵、步兵、工兵联动，15小时收复高地40余个，使“停战谈判”桌上多出一张筹码。
1955年授衔前夕，国防部将五人现任职务报送中央军委：王近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周希汉，海军参谋长；陶勇，东海舰队司令；王必成，上海警备区司令；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表面看，同属副大军区级和二级军区级，似乎旗鼓相当。然而从当年军衔、军职并行的评级细则来看，海军参谋长与大军区副司令同属“副兵团级”，而独立警备区司令是“正军级”。东海舰队司令则介于两者之间，被列入“副大军区至正军级过渡序列”，级别略低。由此推算，王近山、周希汉、郑维山并列第一，陶勇稍后，王必成排在末位。这一排序也在授衔前的保密文件中得到印证。
排名虽有先后，战功却无高下。上甘岭的咆哮炮火、长津湖的冰雪阻击、平汉线的硬桥硬马，都被这五位中将写进了国防建设的最初章节。仪式结束后，王近山摘下大檐帽与郑维山轻声打趣：“老郑，今天还是并列，改天再比比看谁先退休。”郑维山拍拍他的肩：“咱们在战壕里就没分过先后，只要枪口对着敌人，谁都一样。”短短两句，算是这五位战将相处的真实缩影。
自此以后，王近山继续镇守华北直至1970年代；周希汉投身海军现代化，主持过江阴基地重建；陶勇在海域划界、反潜演练上屡出新招，可惜1967年意外牺牲；王必成主持上海防空体系建设，直到1980年代仍被请出山做顾问；郑维山执掌北京军区装甲兵，参加南口—怀来防线现代化改造。半个世纪过去，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写下的实战笔记，如今依旧是我军教材里的经典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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