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556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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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
编译|张咪咪
审核| 胡可怡
本期编辑|王智
本期审核| 杨春雪
编者按
为什么中印之间即使在外交层面出现缓和，双方仍很容易重新陷入猜疑和误判？本文认为，症结在于长期积累的“认知错位”：两国都习惯透过各自的历史记忆理解对方，并将片段化的历史经验固化为对其现实行为的整体判断。中国对印度的认知仍受殖民时期“依附西方”这一历史滤镜影响，印度则持续透过1962年战争留下的“被背叛”创伤理解中国。常驻记者互派减少等直接交流渠道的萎缩，又使既有偏见越来越难被现实经验修正。作者认为，长久的沟通隔阂无法靠提高音量化解，破解认知错位的关键在于从“各说各话”转向理解对方的认知语境，通过恢复记者互派和长期直接接触，增加未经第三方过滤的信息，使现实经验不断修正既有历史偏见。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环球时报
2026年春天，我随印度资深记者代表团前往北京，在市中心繁华的商务区参加一场闭门座谈会，与中方智库研究人员、学界专家展开交流。这是近年来首个访华的印度高级记者代表团；此前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双方已近乎驱逐了对方境内所有常驻记者。
本次对话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是推动中印双边关系回归常态的系列举措之一。2020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中印外交往来长期陷入停滞，双边关系历经波折才逐步开启缓和进程。座谈会上诸般交流，也暴露出这一亚洲最重要双边关系中潜藏的深层暗流。
中印两国对彼此的战略重视程度存在显著落差。在中国的全球战略视野中，美国才是唯一握有真正筹码的主角，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均属配角。中方视印度为重要的地区行为体、拥核邻国，同时也清楚双边关系存在摩擦，但并未将印度视为战略上的对等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印度战略思维的牵引力则强劲得多，印度每一项军购决策、每一个边境基建项目、每一次对巴政策研判，都绕不开中国因素。当然，这种不对称不止于心理层面。
1990年，中印两国人均收入大体处于同一水平，到202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9.4万亿美元，规模约为印度4.1万亿美元总量的五倍。我在北京参与座谈期间，一名中方与会者直接点明了这一发展差距。他认为印度应当坦然正视自身相对弱势的处境，并思考如何借中国经济发展之势助力本国建设。这番话在印方一侧引发低声惊叹和面色紧绷——中方所建议的务实姿态，在他们听来更像是居高临下的说教。
这短暂交锋似乎折射出两国间更深层的症结。在多年报道中印关系的经历中，我越发意识到，横亘在两国之间最大的障碍并非经济落差或边界争端，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沟通问题：双方都习惯于从片段化的历史记忆中解读对方，并将这种片面认知误认为全貌。
一、“阿三”一词背后的殖民历史阴影
2002至2009年间，我以驻外记者身份常驻北京。彼时，中国民间对印度的观感总体友好，而且重要的是，这种好感是自然生发的。中国年长一代对《流浪者》（Awaara）等社会主义时期的印度老电影怀有亲切回忆（注：1951年上映的《流浪者》由拉兹·卡普尔执导并主演，1953年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1955年前后引入中国，是20世纪印度电影海外传播的代表性作品）。佛教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也令中国人对印度这个发源地抱有真诚的敬意。同时，彼时中印同属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人对于软件外包这一印度领先中国的领域，还存有一份同道相惜的认可。
《流浪者》电影海报。图源：网络
但如今中国年轻一代早已褪去这份暖意。大众对印度的观感已然位移：在较为温和的视角下，印度被视作发展相对滞后、有待提点的后进国家；而在更负面的评价中，则将印度视作不自量力、妄自尊大、需被“敲打”的竞争对手。
社交媒体在此间推波助澜，放大了印度“脱离现实、自吹自擂”的刻板印象。以印度“2047愿景”（Vision 2047）为例，该愿景提出要在独立百年之际成为发达国家，但中国网络平台对此多持质疑与嘲讽态度。不少网民指出，莫迪总理2019年提出五年内打造5万亿美元经济体的目标并未如期实现，既然如此，谁还能相信2047年的宏愿？
中国社交平台上的此类调侃言论，有时会滑向不堪的境地，时常裹挟恶意，带有贬义色彩的“阿三”一词便是例证。若要厘清这一称谓的由来，以及中方始终难以将印度视作可靠战略伙伴的深层疑虑，就必须结合近代殖民历史背景加以审视。各国的对外认知均会受到自身历史经历的束缚，中印两国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都致力于抚平殖民统治留下的创伤，受历史的影响尤甚于他者。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锡克人是英国在华殖民势力最醒目的象征之一。上海公共租界巡捕队中，锡克警员占比约12%，与欧美、华人警员共同执勤。1885年至20世纪40年代初，英国当局直接从旁遮普地区招募数百名锡克人，派驻上海、香港等通商口岸租界维持秩序。相较于欧洲警员，雇佣锡克人的人力成本更低，在殖民者眼中，他们又比本地人更便于管控。由此，锡克人被嵌入一种三角等级结构之中，充当殖民秩序的次级执行者。
上海本地人将锡克巡捕称作“红头阿三”。一种常被援引的解释是：“红头”指代锡克警员标志性的红色头巾，“三”代表租界等级排序——英国人居一等、华人二等，锡克人位列第三。久而久之，“阿三”这个指代“三等附庸、白人爪牙”的词汇被固定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成为一个泛指印度人的标签，暗讽其甘愿为白人效命、对抗亚洲同胞。
在近代中国屈辱的殖民经济中，印度商人同样参与其中，帕西人（Parsi）与马尔瓦里（Marwari）商人是鸦片流通的重要中间商。英国用武力逼迫清政府开放鸦片贸易，至19世纪中叶，鸦片令数百万中国人染上毒瘾，掏空了清王朝的白银储备。1831年，广州外商聚居区已有41名帕西商人，数量超过英国商人（32名）；1835年差距进一步拉大，帕西商人增至52人，英国商人仅35名。在鸦片流入中国的通道上，他们是重要的非西方商业力量。
马尔瓦里商人则参与了鸦片贸易链条的另一环节。当地老牌大型商行塔拉钱德·甘希亚姆达斯（Tarachand Ghanshyamdas）在马尔瓦鸦片主产区广设分支机构，大规模开展鸦片期货交易。印度首批商业巨贾中，不少人的财富即源于鸦片投机，圣雄甘地重要挚友G.D.比尔拉（G.D. Birla）的祖父希夫纳拉因・比尔拉（Shivnarain Birla）便是其中之一。一段在印度少为人知的史实是，那场荼毒中国的鸦片贸易所积累的部分资本，后来竟被用来资助印度独立运动。这段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不论是帕西商人还是马尔瓦里商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殖民者建立的贸易体系，难以抗拒这套制度的裹挟。
数十年光阴冲淡了这段历史的具体细节，但其残留从未消散：锡克巡捕的红头巾、帕西商人的鸦片货箱、再加上“阿三”这一称谓，共同沉淀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即印度人是西方人驯顺的工具。时至今日，中国舆论中仍有相当一部分观点透过这套历史滤镜解读印度的外交布局：印度靠拢美国、加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制衡中国的种种举措，都被视作殖民附庸角色的现代延续——新时代的“阿三”，依旧在为白人效力。
2008 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推动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给予印度豁免，即便印度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仍获准开展民用核贸易。在中方看来，此举并非对印度战略分量的承认，而是更加印证了印度甘当美国的“宠儿”。这一分析逻辑，同样被用于解读印度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深化对欧经贸合作等一系列外交举措。
印度视为体现战略自主的主权选择，在中国的历史记忆透镜下，却容易被解读为故态复萌：再一次为了西方利益而与中国为敌。这种错位是双向的，中国透过殖民附庸的视角读印度，印度则透过“被背叛”创伤的视角读中国。
二、1962 年：刻在印度心底的记忆
1947 年印度独立、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印地秦尼巴伊巴伊”（Hindi-Chini bhai-bhai），也就是“中印人民是兄弟”这一印地语口号，在印度拥有真切的情感分量，并非流于表面的宣传口号。1954年，两国共同签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后帝国时代的世界确立了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交往准则。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倾注了大量政治资本，憧憬两大亚洲文明携手开创后殖民未来，共同构筑超越冷战二元对立的不结盟世界秩序。
然而，1962年10月，中印在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发起军事行动，西段位于阿克赛钦，东段位于藏南地区（印度单方面伪称“阿鲁纳恰尔邦”）。印度兵力悬殊之下全线溃败。11月底，中方在达成既定目标后单方面宣布停火。
中方将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定性为“自卫反击”，冲突诱因包含两方面：其一，印度军队持续向边境争议地带推进，修建多处前沿哨所；其二，1959年事件之后，中方愈发警惕印度对中国西藏地区抱有图谋。
印度教科书里并不记载中方进攻前数月印军已在争议边境建立前沿哨所的事实。印度国内反复出现的叙事是：尼赫鲁笃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定两大后殖民不结盟国家绝无开战可能，这份天真最终换来背刺。对印度而言，1962年战争彻底击碎了尼赫鲁寄予厚望的后殖民团结幻想。
六十余载过去，这段历史创伤持续塑造着印度的对华认知。一个典型例证是2025年5月印巴空中对峙，巴基斯坦出动中国产歼‑10C战机与印军战机直接交锋，而背后是中国长期对巴基斯坦的军备援助。印度并未将其视作普通的盟友间合作，而是解读为中国刻意对印度实施长期战略围堵。在印度看来，中国在争议边境施加军事压力的时点，往往恰逢印度外交敏感节点或国内局势较为脆弱的时期。这种时间上的重合，使得印度形成固化认知：中国缺乏可信度，各类对话谈判不过是用来掩护自身战术优势的幌子。
印度始终将自身视作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文明古国，甚至认为中国亏欠印度一笔“文明之债”——两千年前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深刻塑造了中国文化、哲学、艺术与治理。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著《西游记》，其核心剧情便是唐代僧人远赴西天求取佛经，书中所谓“西天极乐”，原型正是古印度。
中印双边关系存在双方均难以察觉的认知盲区。中国望向印度，透过殖民历史的滤镜，看到一个习惯性依附西方的国家——二十一世纪的“阿三”；印度望向中国，透过1962年的创伤棱镜，看到一个当面和谈、背后施压的邻国。
北京座谈会上中方学者的发言引发印度代表团集体反感，引发印度代表团反感的似乎并非观点本身，而是其表达方式——在印度记者听来，这种表达缺乏基本的尊重。传播学理论指出，长久的沟通隔阂，无法靠提高音量化解。真正的解法是读懂对方的认知语境，不仅要听懂字面话语，更要理解赋予这些词句特殊张力的那些底层预设。
中印早已习惯自说自话、各执一词，双方看似在同一场对话，实则讨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议题。任何人都很难从容接纳与自身成长记忆相悖的叙事，而承载着厚重历史积淀的两个大国，突破固有认知的难度更是成倍叠加。
三、重启驻外记者派驻
想要破解中印根深蒂固的沟通壁垒，关键在于审视两国民众获取彼此信息的渠道。2016至2023年，中印轮番驱逐对方记者，最终双方境内几乎不再留有对方常驻媒体人员。2024年双边缓和启动时，全中国仅有一名印度报业托拉斯（Press Trust of India）的常驻记者，印度境内则完全没有中国记者。此后，在京外籍记者队伍中新增一名印度记者，同时，新华社一名记者也将于近期赴新德里开展常驻工作。
中印同为拥核国家，两国人口总量占到全球三分之一，接壤边境线长达四千公里。但两国民众获取对方相关资讯的主要渠道多为第三方媒体，且以西方媒体为主，这充分说明双方均疏于搭建直接了解彼此的沟通桥梁。
21世纪初，我从新德里搬去北京前，曾觉得中国不可捉摸：庞大突兀的建筑、完全陌生的语言，一切都难以理解。可真正定居、穿梭纵横交错的胡同后，我反倒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熟悉感。磨刀、收废品的小贩用固定的调子沿街吆喝，骑车穿行于敞着门的低矮民居之间；陌生人互称“阿姨”“叔叔”；人们交谈时声音洪亮；邻里之间没有明显边界，时常相互过问家事；排队时难免出现插队现象；长途列车上，旅客也常会与素不相识的人分享食物。
这种真切的熟悉感令我十分意外。在赴华定居之前，中国于我而言完全是异域。此前接触到的所有相关信息，均来自西方通讯社记者的报道，而印度各大报纸长期转载此类稿件。
人们在观察外部事物时，难免会受到自身潜在认知视角的局限，下意识以心中认定的“常态”作为标尺，以此判别各类反常现象。但相较于西方，印度民众的生活底色与中国更为贴近。身为驻华印籍记者，我时常拥有双重视角，观察事物的角度和西方同行截然不同。比如，面对工作日午后北京三环拥堵的车流，西方记者只看见混乱，我看到的却是秩序：极少乱鸣笛、路上没有流浪牲畜、令人羡慕的基础设施。我们目睹同一幅场景，得出的观感却天差地别。
实地报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真实面貌，不应由将军和战略家的宣传来定义，而应从普通人的生活、共同期盼和平凡日常中呈现出来。驻外记者全面撤出后，这份真实视角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喷子、“WhatsApp大学”走出的“民间专家”——他们所炮制的常常是扭曲现实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而非可靠信息。
2026年春季这场北京座谈会固然值得肯定，但远远不足以修复双边裂痕。常驻记者的价值，在于理解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这种认知来源于深度研究，再加上与普通民众长期交往所获得的感悟，而非仅仅依靠智库人士们的单次会面。
恢复记者互派，不会一键清除中印之间漫长的相互猜忌。两国都身处极端民族主义的漩涡，这种情绪甚至被用作转移国内矛盾的武器。但重启记者交流是必要的第一步。唯有长年持续的面对面接触，才能逐步填补那些困扰和扭曲双边对话的历史与沟通鸿沟。
作者简介：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印度记者、作家，曾任《印度教徒报》驻华分社社长，长期报道中国、欧洲、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等地，2007年获Prem Bhatia政治报道奖，2014年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现任西班牙IE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兼职教授。
本文转载自“Noema Magazine”2026年7月23日文章，原标题为The Real Problem Underlying India-China Tensions，原文链接：https://www.noemamag.com/the-real-problem-plaguing-asias-most-important-relationship/?utm_source=noematwitter&utm_medium=noemasocial
本期编辑：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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