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里余高远成为庭长以后，按理说应该是他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宋小光案虽然最后只判了五年，结果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可他毕竟把一个原本靠精神病鉴定躲着的人送上了法庭。
师父劝他接受阶段性的胜利，夏英杰也替他说话，认为这不是余高远故意从轻，而是现有制度下所有人都无能为力。可余高远没有因为升职就停下来，他心里始终还装着北京。直到余母在照相之后狠狠给了他一耳光，才看出来，这个“去北京”的执念，早就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理想。
余母为什么这么生气？剧情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她不满意方好好在照相时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她一直要求余高远记住“余家的体面”。这个家把太多希望压在他身上，弟弟妹妹没有读书，全家都在托举他一个人。父亲希望他留在北京做出一番事业，母亲也要靠这个最有出息的儿子撑起家里的脸面。对他们来说，余高远如果只是留在滨江当一个庭长，显然还不够，他必须继续往上走，最好去北京，最好站到一个足以让所有人都羡慕的位置。
所以方好好这个儿媳，在余母眼里并没有因为父亲是军区副司令就自动变成“最好的选择”。余母看重的，是这段婚姻会不会让余高远停在滨江。她期待的是北京女孩，是能够和儿子的前途绑在一起的人，而方好好的生活重心显然还在滨江。那记耳光打在余高远脸上，也像一道提醒：你可以结婚，可以升职，却不能忘了这个家为什么把所有资源都给了你，更不能忘了父母一直等着你把余家的脸面挣回来。
这也解释了余高远婚后的很多做法。他没有因为娶了方好好，就重新和妻子商量两个人以后究竟在哪里生活。相反，他仍然默认“去北京”是所有选择的中心。他希望方好好考北京的研究生，这样夫妻俩可以一起过去，可这个计划并没有经过两个人充分商量，余高远先替她想好了方向。听起来是在规划共同未来，落到方好好身上，却变成了她需要调整自己的人生，去配合丈夫早已经确定好的路线。
方好好最难受的，也正是这种被安排的感觉。方雷鸣想要一个外孙，夫妻结婚多年以后，这个愿望摆出来并不突兀。可余高远没有先和妻子商量，就直接以方好好的名义拒绝了。到底什么时候要孩子，本来应该由夫妻两个人决定，可余高远连这件事都先替她作了选择。北京是不是要去，研究生是不是要考，孩子什么时候要，方好好慢慢发现，很多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她反而成了最后知道答案的人。
方好好本来就敏感。她腿脚不便，对这段婚姻也一直有自己的不安。余高远曾经因为方家的态度质问，难道自己农村出身就高攀不上她家；方好好却反过来说，是自己高攀了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法官。两个人其实都带着自卑进入这段关系，只不过余高远把这种自卑变成了不断向上证明自己，方好好则更容易怀疑，丈夫到底是真的喜欢自己，还是这段婚姻里还有别的考量。
于是余母那记耳光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一次婆媳之间的不满。它不断提醒余高远，婚姻不能挡住前途，滨江不能成为终点。余高远越想证明自己没有辜负父母，方好好在这段婚姻里的位置就越容易被压缩。她未必反对丈夫去北京，她介意的是余高远早已经把北京当成唯一答案，然后默认妻子、家庭甚至生孩子的安排，都应该围着这个答案转。
宋小光案之后，余高远其实已经得到不少东西。他成了庭长，也证明自己有能力顶着压力把一个有背景的人送上法庭。可在他眼里，这些仍然不够，因为滨江始终只是一个阶段。父母期待他继续往上，余家需要他挣回体面，他自己也认定北京才是能够推动司法进步、实现抱负的地方。这几股力量叠在一起，让他越来越少去想，方好好究竟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这段夫妻矛盾最扎人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余高远有自己的感情，也不是完全不在乎方好好，可一旦爱情和前途碰到一起，他总习惯先把前途安排好，再让感情跟上。时间一长，所谓“一起去北京”听在方好好耳朵里，就不像两个人共同商量出来的未来，更像一项她必须配合完成的计划。
所以再看余母那一耳光，留下的并不只是余高远脸上的疼。它把一个家庭多年积攒的期待重新压到他身上：必须往上走，必须让余家有面子，也不能因为婚姻停在滨江。余高远把这些话记住了，又一点点带进自己的婚姻。方好好后来重新审视丈夫，并非因为她不能接受余高远有理想，而是她终于发现，在余高远早早规划好的未来里，自己一直都没有多少决定方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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