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28年没随过一分份子钱，儿子结婚却要全家族去重庆赴宴|丧事|份子钱|全家族|大舅|小航|结婚|重庆市

缺席的份子钱

大舅精打细算半辈子，亲戚家的红白喜事他从不随礼，家族群里人人摇头。

可儿子婚期一定，他却挨个打电话：“一家人，都来重庆，机票酒店我全包！”

婚礼当天，五十桌宴席只坐满了五桌。

大舅站在空荡荡的宴会厅中央，手里攥着一沓厚厚的红包——

那是他二十八年来，为每一户亲戚单独开的存折。

“哥对不住你们……”他佝偻着腰，把存折一本本塞进那些迟疑着伸出的手里，“当年你们每家随的礼，我都记着，一分没动，还加了利息……”

外婆走的那年，大舅刚从重庆回来。

那是1996年，绿皮火车从菜园坝吭哧吭哧开到襄樊，再倒长途汽车，两天一夜，大舅扛着一个蛇皮袋进了村。蛇皮袋里装着给外婆买的红糖、两瓶曲酒、一件的确良衬衫。外婆已经躺在堂屋的门板上了，盖着白布。大舅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扔，扑通一声跪下，脑袋磕在青砖地上，咚的一声响，震得门口看热闹的人都不说话了。

丧事办完，算账。大舅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妈是老幺。那时候农村办丧事，亲戚邻居都随份子，五块、十块，最多的二十。账房先生把礼簿子摊在桌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一共收了七百多块钱，办流水席、请吹鼓手、买棺材寿衣，花了一千出头。倒贴三百多块。

“这钱，你们兄弟姐妹几个平摊吧。”大舅把礼簿子往前一推。

我妈当时就愣住了。

二舅和大姨没说话，低头看着地上的碎鞭炮屑。账房先生咳嗽一声，端起搪瓷缸子喝水。

“哥，你在重庆工作，你……”我妈当时才二十出头，声音发颤。

“我在重庆也是给公家扛活，一个月挣八十块钱，房租水电除去，剩不下几个子。”大舅蹲在地上抽烟，烟灰落了一鞋面，“妈走前这两年，看病的钱都是我寄回来的，你们说是不是？”

这话不假。外婆生前看病，大舅陆陆续续寄回来两千多块钱。那时候两千多块钱在农村是个天文数字。但账不是这么算的——那是亲妈，养儿防老，天经地义。

我妈没再说话，从刚结婚不久的彩礼钱里抠出来两百块，补了进去。

那是大舅第一次，也是我记事以来最清楚的一次，在家族的人情账本上，画下了一道不近人情的杠杠。

从那以后，大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除了清明偶尔回来上坟，几乎跟家族断了往来。亲戚家的红白喜事，二舅嫁女儿，大姨娶儿媳妇，我妈生孩子满月酒，大舅从来不回来。礼金自然也是一分钱没有。最开始还有电话，后来电话也少了。大舅的理由永远是工作忙，请不了假。他在重庆一家国营机械厂上班，后来工厂改制，他又去了私企，再后来听说自己开了个小作坊，做汽车配件，赚没赚钱，没人知道。

家族群里，大舅从来不发红包，不说话，偶尔谁@他，他第二天才回一个“哦”或者“知道了”。二舅有一次喝多了，在群里发了条语音：“老大现在发达了，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大舅没回。过了很久，私聊给二舅发了个红包，点开是二百块。二舅收了，也没再提。

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家族里的事，默认没有大舅这个人。亲戚们聚在一起也免不了嚼舌根：有人说大舅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有人说大舅在外面有人了，不认老家；还有人说大舅在重庆混得不好，没脸回来。什么说法都有，大舅一概不解释。

我大学考到了重庆，临走前我妈特意嘱咐：到了重庆，去找你大舅，他再怎么说也是你亲舅舅。

我去了。大舅在菜园坝一个老旧小区里，开了个做汽车配件的小作坊，说是作坊，其实就是租了个一楼的套间，屋里堆满了纸箱和铁疙瘩，油污味呛鼻子。大舅一个人住，头发白了一半，背有点驼，跟我记忆里那个跪在外婆棺材前磕头的中年男人，判若两人。

见我来了，大舅挺高兴，从冰箱里翻出一盒冻饺子，给我下了一碗。又切了几片卤猪耳朵，开了一瓶啤酒。

“你妈身体怎么样？”他问。

“还行，就是老毛病，颈椎不好。”

“嗯。”大舅喝了一口啤酒，“你二舅呢？还在跑大车？”

“没跑了，帮人看厂子。大姨家的表哥去年离婚了，你知道不？”

大舅愣了一下，摇了摇头。好一会儿才说：“你表哥那媳妇我见过一次，挺利索的一个人。”

“是她要离的，嫌表哥不务正业。”

大舅没接话，端着酒杯，看着窗外的黄桷树发呆。我忍不住问：“大舅，你这么些年，为什么从来不回去？”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回去干啥？人不到，钱到，那是应该的。人不到，钱也不到，人家背后骂我。人到了，钱也到了，他们还是骂我。那我省个路费，不好吗？”

我一时语塞。说不上来他这话哪里不对，但就是让人心里堵得慌。我看着大舅那间逼仄的出租屋，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奖状，是他儿子，也就是我表弟的“三好学生”奖状，时间是1998年。表弟后来考上了重庆大学，毕业进了银行，很少跟家里这些亲戚往来，我上大学那会儿他来看过我一次，高高瘦瘦的，戴个眼镜，跟他爸一样话不多。

“你儿子现在怎么样？”大舅问我。

“在银行上班，挺好的。”

“嗯，好。”大舅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了几页，停住了，自言自语道：“上个月你二舅家孙子满月，我本来想回去的……”

他话没说完，把笔记本合上，扔回抽屉里。那个本子旧得发黄，四个角都磨圆了，里面的纸页鼓鼓囊囊的，好像夹了什么东西。

我没敢多问。

那次见面之后，又过了七八年。我在重庆找了工作，安了家，偶尔去看看大舅。他还是一个人，小作坊搬了两次，从菜园坝搬到了巴南，规模大了一些，雇了三个工人，但日子照样过得抠抠搜搜的。一条牛仔裤穿五年，空调舍不得开，饭桌上最常见的就是一碗面条。

期间家族里发生了不少事。二舅大病一场，做了心脏搭桥，花了小二十万，大舅没回来，给二舅的儿子转了五万块钱。大姨家翻盖房子，大舅转了八万。我妈退休那年在电话里跟他吵了一架，起因是我妈的婆婆，也就是我奶奶去世，大舅没随礼也没慰问，我妈在电话里哭着骂他：“你还是不是个人？那是你外甥的奶奶，你外甥在重庆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几顿饭？”

大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最后说：“我给他打过电话，他忙。”

那天我妈气得差点摔了手机。但一个月后，大舅给我的银行卡上转了一万块钱，备注就两个字：买房。当时我正在攒钱付首付。

这些事，亲戚们大多不知道。大舅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跟家里说。我都快憋出内伤了。

今年年初，表弟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哥，我要结婚了，五月底，在重庆办。”

我很高兴，说一定到。表弟又说：“我爸说了，想请老家的亲戚都来。”

我愣了一下：“都来？”

“对，都来。大舅、二舅、大姨、你妈，还有表哥表姐，能来的都来。”表弟的语气有点怪怪的，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我爸说了，机票酒店他全包。”

我心里咯噔一下。二十八年来一毛不拔的大舅，突然要包机票包酒店请全家族来重庆喝喜酒，这事儿怎么听都不对劲。我给我妈打了电话，我妈冷笑一声：“去啊，为什么不去？我倒是要看看你大舅能弄出什么花来。”

二舅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麻将桌上，听我大姨在那边说，二舅当时把麻将一推，声音大得震耳朵：“去！老大请客，不去白不去！我活了六十多年，还没坐过飞机呢！”

大姨在电话里跟我妈商量：“你说他这是发的什么神经？这么多年不跟我们来往，儿子结婚倒想起我们来了？”

“去了就知道了。”我妈说。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不为别的，就为大舅那间出租屋里，那个鼓鼓囊囊的旧笔记本。

五月底，亲戚们陆续到了重庆。

一共来了四十七个人，老老少少，我负责接站。江北机场T3航站楼，二舅、大姨、我妈，还有几个表兄弟姐妹，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地走出来，脸上都带着某种混合了好奇、不忿和看热闹的神情。二舅穿了件新夹克，头发特意染黑了，大姨挎着个亮闪闪的包，一看就是地摊货。我妈走在最后面，神情淡淡地跟我点了点头。

大舅在出站口等着。他穿了件白衬衫，外面套了件深蓝色的西装，料子一般，但洗得挺括。头发全白了，但梳得很整齐。他站在人群外面，有些局促，眼睛在亲戚们脸上一个个扫过去，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来了啊。”

“来了。”二舅上前一步，拍了拍大舅的肩膀，“老大，你还是老样子啊。”

二舅还比大舅小四岁，这么些年没见，看起来却比大舅还老。大舅笑了笑，伸手帮二舅整了整领子：“路上累不累？”

“累什么，飞机上睡了一觉。”二舅说，眼睛却在打量大舅身后的那辆车——一辆半新不旧的别克商务，跟接人用的电动三轮车停在一块儿，看不出什么排面。

大舅包了两辆大巴，把人都接到了酒店。酒店在巴南区，大舅的小作坊旁边，不是什么高档地方，但干干净净的，三星标准。亲戚们办了入住，各自回房间休息。晚上大舅在酒店旁边的一家火锅店订了四桌，说是接风。

那顿饭吃得很微妙。大舅坐在主位上，不怎么说话，只是不停地涮毛肚、夹菜。二舅喝了几杯酒，话就多了，从大舅的机械厂说到他在外面有多难，说到外婆走的时候他跪在地上磕头，说到二十多年不回来。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大舅端起酒杯，跟二舅碰了一下：“我知道，我都知道。”

大姨在旁边抹眼泪，我妈低着头涮鸭肠，谁也不看。

第二天下午，婚礼彩排。我是表弟请的伴郎之一，提前到了酒店宴会厅。宴会厅很大，能摆六十桌。舞台、鲜花、灯光都布置好了，婚礼公司的人在调试音响。表弟站在舞台下面，脸色有点发白。他比我小三岁，但看起来比我还老成，银行西装穿得像长在身上一样。

“挺紧张？”我走过去。

他摇了摇头，犹豫了一下，低声说：“哥，你发现没？我们包了六十桌。”

“嗯，怎么了？”

“我们两边的亲戚朋友，加上同事同学，满打满算能来三十桌。”表弟的声音压得很低，“多出来的三十桌，都是我爸让我包的。他说全家族的人都要请，一个都不能落下。可你知道的，我们家族，加起来就四十七个人。”

我愣住了。四十七个人，连五桌都坐不满。

“我爸的意思是……”表弟顿了一下，转头看着我，“你没跟别人说吧？”

我摇头。

表弟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明天你就知道了。”

他显然不想多说，转身去跟司仪对流程了。我站在空荡荡的宴会厅里，看着六十张铺着红布的圆桌，那些白色的座椅靠背套，像一排排沉默的树桩。我心里那个鼓鼓囊囊的旧笔记本，又冒了出来。

婚礼当天，大舅一早就来酒店了。他穿了一套新的藏青色西装，领带打得有点歪，皮鞋擦得锃亮。他在宴会厅门口站着，像个迎宾一样，跟每一个进来的亲戚握手、点头。二舅、大姨、我妈，还有那些表兄弟姐妹们，陆陆续续都到了。

婚礼很盛大，司仪很会煽情，新娘很漂亮，表弟很稳重。仪式结束，开始上菜。六十张桌子，坐了不到一半——除了家族的四十七个人，还有表弟和新娘的同事同学朋友，零零散散坐了十桌。剩下三十多桌，空荡荡的。

大舅坐在主桌，旁边是二舅、大姨、我妈。他面前的酒盅里倒着酒，但一直没怎么喝。他时不时回头看一眼那些空桌子，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难过还是什么别的，像是一个等待审判的人。

亲戚们互相交换着眼神。二舅压低声音跟大姨说了句什么，大姨撇了撇嘴。我妈一直在看手机。桌上的菜很丰盛，龙虾、鲍鱼、海参，看得出大舅是下了血本的。但气氛压得很低，连小孩子都安安静静地吃东西。

宴席快结束的时候，表弟起身，走到舞台中央，拿起了话筒。

“今天是我和晓雨的好日子，谢谢各位长辈和朋友能来。”他的声音很稳，“在开席之前，我爸说，有件事，他想当着大家的面办一下。我心里其实很矛盾，但我想了一晚上，还是决定让他说。”

表弟说完，朝大舅的方向看了一眼，示意他上台。

大舅愣了一下，慢慢站起来。他走到舞台边上的时候，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了。表弟赶紧伸手扶了一把。大舅站上舞台，接过话筒，那个话筒在他手里显得特别小，特别轻，又特别重。

他站在那儿，看着下面五十多桌——大部分是空的。他张了张嘴，发出一声很轻的“喂”，音响里发出尖锐的反馈音。他手忙脚乱地调整了一下话筒的位置，清了清嗓子。

“今天，我儿子结婚。老家的亲戚，都来了。”他的声音有些抖，“我特别高兴，真的。我大舅……我，我二十八年了，没回去过几趟。不是不想回，是没脸回。”

台下一片安静，二舅张了张嘴，被大姨按住了手臂。

大舅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个厚厚的塑料袋，解开，里面是几十个小本子，一本一本的，都是银行存折。他把存折摊在舞台边缘的一张小桌子上，一本一本摆开，手指头在上面一个一个点着数。

“二十八年了。从我妈走那年开始算起。”大舅的声音渐渐稳了下来，“那年办丧事，我让你们平摊钱，我知道你们心里不好受。可那时候我是真拿不出来。我在重庆，一个月工资八十块，你嫂子那时候刚怀上孩子，厂里分房子要交三千块集资款，我借了一屁股债。我妈走之前那两年看病，寄回去的那点钱，是我连烟都戒了攒出来的……”

他的声音哽了一下。

“可账不是这么算的。礼尚往来，人家给你随了份子，你就得还。这个理，我懂。所以那本礼簿，我一直留着。这二十八年，你们每家每户的红白喜事，我都记着呢。我没随礼，是因为我拿不出来。我拿不出来，我就记着，一笔一笔地记。”

他拿起一本存折，翻开，念道：“大妹家，1999年表外甥满月，收礼二十，入账二十，按月息五厘算，到今天连本带息三百九十七块。2003年大妹家公去世，收礼五十……2011年大妹家儿媳妇进门，收礼二百……”

大姨的嘴慢慢张大了。

“老二家，2001年二侄女考大学，收礼一百。2005年二侄子当兵，收礼一百。2012年老二做搭桥手术，收礼五千……”

二舅的筷子掉在了桌上，当啷一声。

大舅还在念。一笔一笔，一年一年。那些我从未听过的红白喜事，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人情冷暖，那些在遥远的重庆，一个人用最笨拙的方式记下来的亏欠。

“小妹家，1997年外甥出生，收礼五十。1999年外甥满月，收礼五十。2004年小妹婆婆去世，收礼二百。2015年外甥在重庆买房，收礼一万……”

我妈慢慢捂住了嘴，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

大舅把所有的存折都念完了。一共四十七个本子，对应着四十七个亲戚。大舅把所有存折合起来，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沉重的、不堪重负的过去。

“一共六万八千四百多块钱。本金加利息，我都算好了，按银行最高存款利率算的。不过我知道，人情不是这么算的。这二十八年，我对不住你们。我知道，你们背后怎么说我，我都知道。可我真的，真的拿不出来那么多份子钱。我只能攒一点，记一点。后来我的厂子慢慢有了点起色，可我还是不敢回去。回去了，这个钱我还不上。还不上，我就没脸跟你们坐在一起喝酒。”

他抬起头，看着台下那五桌亲戚。他的眼睛通红，但没哭。他的背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

“今天是我儿子结婚。我请你们来，不是想显摆什么，我就是想把这件事，当着你们的面，做个了结。这些存折，你们一个一个来拿。上面有名字，有金额，有日期。每一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欠你们的人情，今天，连本带利，还给你们。”

大舅说完，弯腰鞠了一个躬。

宴会厅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风声。过了好一会儿，二舅站了起来，他的嘴唇在抖，想说什么，却先抹了一把脸。他走到舞台边，大舅把存折递给他，二舅没接，一把攥住了大舅的手。

“哥……”二舅的声音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浑浊而滚烫，“你……你他妈的……”

他说不下去了，把大舅拽过来，抱住了。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婚礼舞台上，在五十多张餐桌之间，在二十八年没有说出口的沉默里，抱头痛哭。

大姨也上去了。我妈也上去了。表哥表姐们上去了。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拍着大舅的背骂他“你怎么这么倔”，有人拿着存折的手在抖。

我站在舞台侧边，看见表弟站在不远处，眼镜片后面的眼睛湿漉漉的，他冲我点了点头，像是完成了一场漫长的托付。

那天晚上，火锅热腾腾的，六十桌的宴会厅改成二十桌的家宴，亲戚们挤在一起，喝酒、吃菜、说话。大舅喝多了，脸红得像外公留下来的那个老木箱子，他拉着我妈的手，反反复复说：“媛媛，哥对不住你。哥给你存了钱，从你生小航那天就开始存了。哥知道你最难……”

我妈已经说不出话了，只会点头，一边点头一边给大舅夹菜。

二舅把大舅那本存折揣在胸口口袋里，喝一口酒，拍一下口袋，喝一口酒，拍一下口袋。大姨在旁边笑他，笑着笑着又擦眼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端起一杯酒，走到大舅面前。大舅抬眼看了看我，笑了。这个笑跟我二十年前在菜园坝那间出租屋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带着一点局促，一点释然，还有一点只有他自己明白的、被岁月打磨过的温柔。

“大舅，”我说，“我敬您。”

大舅站起来，跟我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他把空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是终于把身上背了二十八年的那副担子，卸了下来。

窗外，重庆的夜亮得晃眼。嘉陵江的水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像一场迟到多年的、无人知晓的告白。

那些存折，最后只有一半被领走了。二舅把存折退了回来，说：“哥，这钱你留着，给孙子买奶粉。”大姨也没要。我妈把存折塞回大舅手里，说：“等小航结婚的时候，你再给。”

大舅捏着那些没送出去的存折，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哭得没有声音，肩膀一抖一抖的，像一株在风里摇晃的老树。

表弟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轻声说：“爸，都过去了。”

大舅点了点头，把存折揣进怀里，起身，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出了酒店大门。他的背影在夜色里显得有些单薄，但挺得很直。像一棵终于把根重新扎进土里的老树，在异乡的月光下，不声不响地，开了花。

那场婚礼之后，大舅像是变了一个人。

说不清具体哪里变了。他还是一个人住在巴南的小作坊楼上，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还是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一把挂面两颗青菜。但路过楼下麻将馆的时候，他会停下来，跟那些重庆本地的老头老太太们摆几句龙门阵。有时候对方递根烟，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摆摆手说“戒了”，而是接过来，夹在耳朵上，过个把小时，再拿下来，在手指间转来转去，不点，就那么转着。

我妈在重庆多待了几天，住在我家。每天吃完晚饭，大舅就骑着那辆旧电瓶车过来，后备箱里装些水果，有时候是几斤枇杷，有时候是半个西瓜。也不上楼，就在小区门口按两声喇叭。我妈下去，兄妹两个沿着嘉陵江慢慢走，能走一个多小时。回来的时候，我妈眼睛总是红的。

我问她聊了什么，我妈只是说：“聊小时候的事。你外婆。”

大舅走的那天，我妈送到火车站。大舅买的是最便宜的绿皮硬座，五个多小时到重庆西。我妈劝他买高铁，大舅摆摆手：“又不赶时间，绿皮还能看看风景。”

我妈后来跟我说，大舅在月台上抱了抱她。这是她记忆里，这个哥哥第一次抱她。外婆走的那年没有，他们每次见面都没有。只有这一次，在人来人往的站台上，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笨拙地张开双臂，像一只不会飞翔的老鸟，把妹妹轻轻拢在怀里。

“他说他以后每年都回来。”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你信不信？”

我说信。

其实我心里没底。大舅那个人，话少，倔，但这次他亲口说的话，我信。

七月底，二舅家的孙子满周岁。二舅在群里发了消息，说这次得回老家办，热闹热闹。消息发出来没两分钟，大舅回了一句：“好，我回来。”

群里安静了十几秒，然后炸了。二舅发了一连串的表情包，什么放鞭炮的、鼓掌的、竖大拇指的，刷了屏。大姨说：“老大你说话算话啊，别到时候又说忙。”大舅回：“算话。”

我妈私聊我：“你大舅说他要回去，你陪他一起。”

我答应了。其实不用我妈说，我也打算陪大舅回去。上次婚礼之后，我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总觉得大舅这个人，像一本终于被翻开了一角的旧书，里面还有很多页，卷着边，发着黄，等着人去读。

出发那天，大舅到得比我还早。他站在重庆西站进站口，一个旧帆布包背在肩上，不知道背了多少年，边角都磨得起毛了。看见我，他招了招手，嘴咧了一下，算是笑。

“大舅，你这包得二十多年了吧？”我说。

“九几年在菜园坝买的，三十五块钱。”他拍了拍那包，“还能背。”

上了高铁，大舅坐在靠窗的位置，眼睛一直望着窗外。重庆到襄樊，三个多小时，他几乎没怎么说话。过了万州，隧道多了起来，他的脸在明明灭灭的光线里忽隐忽现。我递给他一瓶水，他接过去，拧开喝了一口。

“我上次回去，是你外婆去世十周年的时候。”他突然说，“2006年，清明。我回来上坟，在山上住了两天，没人知道。”

我愣了一下。

“你妈他们上坟是清明当天去的，我是提前两天回去的。我在你外婆坟前坐了一下午，把坟上的草都拔了，添了新土。第二天我去镇上买了香烛纸钱，烧了。然后去你二舅家门口站了一个多钟头，没进去。你二舅那时候在院子里修拖拉机，满手是油。我看了他好久，走了。”

“为什么没进去？”

大舅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时候我厂子刚起来一点，能拿出来的不多。你二舅家那会儿正难，他儿子要上大学，到处借钱。我怕我进去了，他跟我开口，我拿不出来，让他难堪。我也怕他看我那个样子，心里不好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那天的山风好像从车窗外面灌了进来，凉飕飕的。

高铁到站，我们转汽车回镇上。二舅开了个面包车来接。他站在出站口，看到大舅出来，迎上去，两个人站在那儿，互相拍了几下肩膀，都没说太热络的话。但二舅帮大舅拎包的时候，手是稳的，肩膀是松的，像是那个背了二十多年的东西，从他们之间被搬走了。

回到村里，亲戚们陆陆续续都到了。大姨从县城赶来，带了一箱子凉茶。表哥表姐们各自带着孩子，院子里跑着五六个小孩，叽叽喳喳的。大舅站在院子门口，看着那些人，那些他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忽然有点不知所措。二舅走过去，塞给他一包烟：“走，去那边坐。”

大舅看了看那包烟，黄鹤楼，软蓝的，不便宜。他抽出一根，二舅给他点上了。大舅吸了一口，呛得咳嗽起来。他早就不抽烟了，二舅故意整他似的，在旁边笑：“老大，你当年在咱妈灵前，一晚上抽了大半包。现在不行了？”

大舅瞪了他一眼，笑出了声。

院子里的人声鼎沸，大舅被几个表侄子围住了，七嘴八舌地问他重庆的事。他一开始还拘谨，后来慢慢放开了，说到他作坊里最近接了个大单，给一家重型卡车厂供配件，要扩厂房。表侄子说：“大舅你早该发达了，你要是早回来多好。”大舅笑了笑，没接话。

酒席摆在家门口的晒场上。二舅的孙子，取名“诚诚”，被抱在怀里，见人就笑。大舅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塞到孩子襁褓里。二舅一把拦住：“哥，你回来就行了，给什么钱。”

大舅没说话，把二舅的手拨开。红包不厚，但看那个形状，里面应该塞了一张卡。

“这钱，”大舅看着二舅，“是我给诚诚的。不是还债。还债的钱你已经退给我了，这个不一样。”

二舅看他半晌，没再推。

酒席上，大舅喝了酒，不多，就几杯。他走到晒场边上，蹲下来，看几个小孩在玩泥巴。我走过去，也在他旁边蹲下。

“觉得怎么样？”我问他。

“好。”大舅说。他抬头看了看天，七月的傍晚，天还没黑透，西边有一大片橘红色的晚霞，把整个村子都染成了暖色。“你外婆以前最喜欢坐在这儿，看我们几个在晒场上跑。她老说，等你们长大了，一个个都走了，这院子里就剩她一个人了。”

他没说完，低下头，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结果她走的时候，我们几个都在她身边。”大舅说，“就我不在。我到的时候，她身子都凉了。”

“大舅，那年你在火车上，知道自己赶不上了吧？”

大舅点了点头：“我下了火车，就给你妈打电话。你妈说，哥，妈咽气前喊你名字。我当时在汽车站门口，腿一软，坐在地上了。周围人来人往的，我就坐在地上，哇哇地哭。那么多人看我，我也顾不上。”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晚上，大舅住在了我家老屋。那间老屋二十多年没住过人了，我妈提前打扫了三天，换了新被子新床单。大舅站在堂屋里，看墙上挂着的那些老照片。有外婆抱着小时候的大舅，有他们兄妹四人的合影，黑白照片，边角都花了。大舅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轻轻擦了擦相框上的灰。

“这个照片，”大舅指着其中一张，“是我去重庆之前照的。那时候你妈还没出生。我们三兄弟站在你外婆跟前，你外婆那时候还年轻着呢。”

那张照片我看过无数次。外婆穿着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三个男孩站在她前面，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被照相机的闪光灯吓了一跳。大舅站在最边上，瘦瘦小小，手里还攥着一根狗尾巴草。

“那年我十三岁。”大舅说，“你二舅九岁，你大姨六岁。照相的师傅走街串巷，两毛钱一张。你外婆舍不得，后来你二舅在地上打滚，你外婆才从柜子底下摸出两毛钱。照完了以后，你外婆说，以后咱们家每个月都照一张。结果，这张是唯一的一张。”

夜深了，老屋外面有虫子在叫。大舅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像一尊沉默的塑像。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接过去，暖了暖手。

“小航，”大舅忽然叫我的小名，“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在挣个什么劲？”

我想了想，说：“可能就是为了能回来吧。”

大舅转过头看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像月光落在水面上，轻轻一晃，就散了。

“我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一个道理。”他说，“人情这东西，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是你心里有没有这个人。你心里有，天南海北，人家都感觉得到。我心里有你们，可我不敢回来。我怕回来还不起。我攒了二十八年，就攒出那么几本存折。可你二舅他们把存折退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攒了二十八年的，不是钱，是这么多年没跟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他说得很慢，一字一句的，像在念一段藏了很多年的经文。

我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月亮升上来了，很圆，很大，挂在老屋飞檐的角上。远处传来几声狗叫，还有二舅家院子里，不知道哪个孩子在笑，在闹。

“你该回来多住几天。”我说。

大舅点了点头，喝了一口水，说：“我这次回来，不走了。”

我愣了：“不走了？那重庆的厂子怎么办？”

“厂子交给你表弟了。他银行的工作不错，可他心里还是想干点实业。我老了，干不动了。这二十八年攒下来的，够我后半辈子花了。我就想在老家待着，种点菜，养几只鸡，跟你二舅他们做邻居。这些年，欠他们的，我慢慢还。钱还完了，就用剩下的日子还。”

我看着他，忽然有点想哭。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在异乡漂泊了大半辈子，打了工，开了厂，供儿子上了大学，成了家，最后把所有东西一交，像一片叶子一样，飘回了自己出生的那棵树下。

“你妈知道吗？”我问。

“我还没跟她讲。明天吧。”大舅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睡觉去。明早带我去赶集。我想吃镇上的胡辣汤，想了二十多年了。”

第二天一早，天刚擦亮，我就被大舅叫了起来。他已经洗漱好了，穿了一件浅灰色的短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院子里等我。清晨的光打在他身上，柔和而温暖。他看起来不像个六十六岁的人，倒像个准备去春游的小孩。

我们沿着田埂路走到镇上，晨雾还没散尽，路边的稻叶上挂着露水。大舅走得不快，但很稳。他一路走一路看，时不时停下来，摸摸路边的老槐树，或者跟早起的村民打个招呼。那些人有些他还认识，有些已经认不出他了。他自报家门：“我是成海，周成海。”对方往往愣一下，然后恍然大悟，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

到了镇上，胡辣汤铺子刚开门。大舅要了两碗胡辣汤，四根油条，两个茶鸡蛋。他吃得很快，腮帮子鼓鼓的，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吃完了，他抹了把嘴，长出一口气：“就是这个味道。我在重庆，找遍了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