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兼具学者、作家、书画篆刻家及西泠印社社员的多重身份，王琪森撰写的新著《百年巨匠——吴昌硕》便也有了学者思考的严谨、文学语境的生动、书画评述的专业，以及金石论析的通达。
这本传记给人的整体阅读感是叙事翔实、场景鲜活，富有电影的镜头感与蒙太奇的组合感，从而突破了通常传记履历式的介绍与报流水账式的述说。从鄣吴村的乡愁到游学江南诗友情，从苏州上海双城记到挂冠一月安东令，从海派书画成领袖到风波大道尘土情，相当简明扼要而提纲挈领地展示了吴昌硕的人生轨迹与从艺历程。
本书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善于在传主的人生历程中揭示其历史内涵与人生意义，在叙事逻辑中贯穿着哲理抒发。如年轻的吴昌硕在逃难途中突遇乱军掠杀，是一位老农将其拉入河边的芦苇丛中，而后又将他背到自己的家中。由于饥饿缺盐，吴昌硕四肢浮肿，面如土灰，是这位老农取出家藏的食盐，拌着野菜糊让他喝下，使他和死神擦肩而过。正是在战乱中所遭遇的各种磨难以及在人生中所承受的各类困境，使吴昌硕能在日后积极投身于慈善赈灾事业，宅心仁厚而大爱无疆。诚如他赠王一亭对联所云，“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从而在全书的叙事构成与文本述说中，揭示了传主的性格基因与思想底蕴，读来可信、可亲、可敬。
与王琪森之前撰写的《吴昌硕评传》相比，《百年巨匠——吴昌硕》无论是在篇幅结构，还是在内容史实上，都做了大量调整和增补，显示了严谨自律的创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王琪森曾说：“对于吴昌硕的研究，永远是处于进行时，而没有终止时。”为此他多方考证，寻觅文献，遍查史料，踏访勘查，实地调研，以求解决吴昌硕研究中的一些悬疑与空白，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展示在新著中。
为了搞清楚吴昌硕究竟出生于安吉鄣吴村还是安吉县城东街，王琪森于2020年后重新考察了吴昌硕的故乡鄣吴村，从鄣吴村的人文风土到吴昌硕故居的老屋以及实物所存（如吴昌硕出生的老雕花架床），确认吴昌硕应当是出生于“半日邨”的鄣吴村。而正因为吴昌硕出生于乡村，使他终身保持了草根性与乡愁心，即使后来成为海派书画领袖，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他依然自称“一耕夫来自田间”，并刻印“乡阿姐”自证。
吴昌硕在苏州生活了25年，在其人生档案与笔墨生涯中，苏州有着重要的编年史意义。为了进一步梳理、弄清吴昌硕的“苏漂”经历，王琪森先后数次到苏州考察，探访曲园、听枫园、怡园、过云楼、愙斋、滂喜斋、两罍轩等，还原了吴昌硕当年作为一个乡村贫寒文士来姑苏谋生的屐痕。吴昌硕在苏州形成了师友圈，名士宿儒、高官大吏如俞曲园、吴云、潘祖荫、吴大澂、顾文彬、朱祖谋等的帮助提携，为他加盟海派书画群体、崛起于海上艺苑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构成了吴昌硕的姑苏、海上双城记。
这本传记还善于在细节处拓展，在关键点开掘，因而全书的内容风云际会、波澜起伏，有很强的可读性。如吴昌硕晚年为何时常抱病赴浦东陈桂春故居（现吴昌硕纪念馆），创作了大量书画捐赠给当时民营的浦东医院？书中披露了吴昌硕曾居住于浦东烂泥渡路，当时他最疼爱、最有才华的长子吴育生病，因缺医少药而病卒，年仅16岁。为此，他对浦东医疗的落后有着切肤之痛，于是尽力相助。又如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吴昌硕不仅捐画支持工友，还连夜创作了长诗《五卅祭》，控诉殖民者的血腥暴行。但在2014版的《吴昌硕评传》中，因找不到原诗而只能阙如。后来，王琪森专门请精通日语的吴昌硕重孙吴越在日本查寻，终于找到了原诗，这次将其收录到了新著中，展示了吴昌硕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
吴昌硕有两句著名的论艺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他正是以“破古法”而“出己意”的追求，在书法、绘画、篆刻、诗文等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开创了继往开来的一代“缶门”艺风。因此，《百年巨匠——吴昌硕》以诗书画印为核心，作为整本书的主体框架和叙事引导，不仅增强了传记浓郁的艺术含量，而且弥散出强烈的命运感。
吴昌硕与任伯年为一生知己，两位艺术大师的交往就是以书画篆刻为纽带、为凭信的。1886年11月，任伯年为初到上海当小吏的吴昌硕画了《饥看天图》，细腻而传神地刻画了小吏的窘迫与无奈。吴昌硕自题诗谓：“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频岁涉江海，面目风尘枯。”挚友间的休戚与共、甘苦相知跃然纸上。吴昌硕也了解任伯年被画名所累，整天伏案，疲于奔命。为此，他为任伯年刻了“画奴”印，并在边款上题曰：“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接踵，无片刻暇，改号画奴，善自比也。”1889年荷花盛开的仲夏，为了让当“酸寒尉”的吴昌硕放松一下心情，任伯年以调侃的笔墨为吴昌硕画了《棕荫纳凉图》，诗友凌霞见了题云：“安得解脱大自在，放浪形骸了无碍。”其后，任伯年又为吴昌硕画了吏像的经典之作《酸寒尉像》。为了答谢好友的盛情，吴昌硕又为任伯年刻了“山阴道上行者”印，以慰任伯年的乡愁。书中正是通过吴、任的这种艺术之交，刻画了他们的师友之谊、兄弟之情。
吴昌硕一生写下了大量诗篇，出版有《缶庐集》等诗集。他曾在给夫人的诗中自负地谓“夫婿是诗人”，并自述“自始学诗，从受诗法……书画篆刻之外，独好诗歌”。吴昌硕的诗作构思严谨，语言朴实，题材多样，想象丰富，情思并茂，直抒胸臆，颇有杜甫遗韵。从论艺、写景到抒情、记事等，可谓贯穿其一生，诗成为他人生的精神坐标。传记以此为脉络，通过吴昌硕的诗作破解了吴昌硕于1886年至1893年间在上海浦东曾担任小吏的疑云，增补了研究空白：吴昌硕在1886年曾写有12首《怀友诗》，涉及海派书画名人张子祥、胡公寿、任伯年、蒲作英、金俯将等，他们与吴昌硕志同道合，结为知己，从而也佐证了吴昌硕于此年在上海担任“行脚僧”小吏的史实。1887年的除夕之夜，吴昌硕在淅沥的冬雨中守岁，当新春的第一缕曙光在黄浦江上展现时，吴昌硕触景生情，吟出了《除夕听雨达旦》：“登楼浑似登春台，除夕光阴听雨来。地底雷声潮卷入，天边曙色浪淘开。祭诗豪尽三升酒，作吏休谈百里才。”古时人称县吏为“百里才”，从而铺展了这位“酸寒尉”在浦东的行吏人生，产生了一种贯穿全书的“诗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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