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平日闲聊当中，听到别人说起罗芳伯在印尼那边建立了一个共和国，时间上比美国建国还要更早一些。一开始我是不太相信的，后来特意进行了一番查证核实，发现确实存在这样一件事情，不过它与网上那些比较夸张的说法之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的。
罗芳伯是广东梅县的一位普通读书人，多次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都没有考中，家庭经济状况相对一般。当时广东福建一带有很多人走投无路，于是纷纷前往南洋谋生。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带着同乡，乘坐船只，前往婆罗洲，也就是现在的印尼加里曼丹岛。
当地的环境相对混乱，这里面有荷兰人、土著部落，以及华人矿工。这些矿工自行组织了天地会，相互抱团取暖。罗芳伯察觉到他们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时常发生内部争斗，于是他凭借自身在文化方面的优势，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整合，组建成立了“兰芳会”。
兰芳会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兰芳公司，负责管理金矿、收取税收以及维护当地治安。它跟当地的苏丹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苏丹划出了一片土地给到他们，这样罗芳伯就成为了实际上的老大，也就是掌控局面的人。
罗芳伯把自己称作“总长”，手下的人则把他称作“大哥”。他推行了一套选举制度，但实际上仍然遵循着帮会里的那一套规矩，也就是谁的势力比较大，谁就往上走，占据上位。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侄子接手了位置，并没有完全按照选贤任能的那一套来做。
网上有一种说法，称兰芳共和国的领土比两个日本加在一起还要大。我查阅了地图，婆罗洲岛的面积是74万平方公里，两个日本的面积大致相当，但是兰芳实际控制的区域仅仅只有西加里曼丹沿海的十几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河北或山东的大小。那些夸大的说法，是包含了整个岛屿或者那些名义上归顺的部落，其中的水分是比较大的。
天地会里的另一个人叫吴元盛，他建立了一个戴燕王国，杀掉了暴君苏丹，自己立了起来，并且推行了世袭制度。罗芳伯那边搞的是公司制的模式，而吴元盛这边则是君主制的模式，这说明了天地会的人在建国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是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来决定的。
这两个政权都想要找到清朝，认祖归宗，获得认可。罗芳伯送了一封信给乾隆皇帝，请求清朝方面给予承认，或者派出军队来支援，但是乾隆皇帝对此不予理睬。清朝方面把那些出海谋生的华人视为被抛弃的子民。罗芳伯知道这个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想要借助朝廷的名头来吓唬荷兰人，但是荷兰人看到清朝方面对此不予理睬，也就无所畏惧，不再担心什么了。
到了19世纪末期，清朝自身已经难保，自顾不暇。荷兰人趁着这个机会，把兰芳公司给灭掉了。兰芳本身是一个民兵组织，抵抗了一阵子之后，就溃散掉了。戴燕王国也在同一时期被吞并掉了。
最让我感到感慨的方面，是普通华人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兰芳虽然被灭掉了，但华人的后代依然留居在那里。直到今天，在坤甸、山口洋这些地方的华人，仍然说着客家话，过年的时候贴春联，中秋的时候吃月饼，供奉关公和妈祖，和国内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罗芳伯的墓地依然还在，每年都有人前往祭拜。
我有一位朋友提到，当地华人的认同感比较强，但是并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想法，只是坚守着祖宗传下来的语言、节日以及习俗，把罗芳伯建国这件事视为家族里面的一个老故事。
罗芳伯其实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学习方面没有出路，就去打工谋生；发现局面比较散乱，就着手进行组织；逐渐开始管钱、管人、管治安方面的事务，被形势推着往前走。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个开国元勋，只是硬撑着把局面维持下去。
有些年轻人拿这个例子来激励自己，但是我认为真正值得记住的方面，是他们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凭借一股韧劲活了下来，并且把文化传承了下去，这比那些虚名要实在得多。
罗芳伯去世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他的一生都在处理各种麻烦：跟荷兰人扯皮，跟土著部落进行谈判，管理矿工，防范内部发生动乱。他或许曾经想过，如果当初考中了秀才，当了一名教书先生，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了，但人生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当时并没有互联网这种东西，寄一封信要花上半年时间。他并不知道日后自己会被人们传颂，只是觉得既然来了，就安下心来好好应对，不让跟着自己的兄弟吃亏，也不让祖宗蒙羞。这种朴素的想法，比那个“共和国”的称号要更加真实。
如今在坤甸的华人，开着金店、超市以及餐馆，使用汉字，说着客家话，看起来就像国内南方的一个小镇一样。但是路边可以看到清真寺、印尼警察以及红白旗，两个世界重叠在了一起。
罗芳伯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在绝境当中谋求生存，凭借兄弟们的帮助以及自身文化底子。他所建立的那个所谓“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同乡会、一个武装公司，并没有改变世界，也没有存活下来，但是它证明了普通人也可以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我写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拔高什么，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趣。一个落榜生，最后成为了数万人的领袖。历史有时候不讲道理，但有时候又讲道理——他做了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扛了别人扛不动的担子。这大概就是一个普通人能够走出来的最远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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