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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去中国后，回国机场直言：难怪小国发展永远赶超不了中国

楔子

我叫黄国栋，新加坡人，祖籍福建，三代侨眷。今年四十三岁，在新加坡开了一家小型物流公司，不算大富大贵，但日子过得还算体面。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新加坡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干净、有序、高效，是东南亚的标杆。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今年春天，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那里待了十五天之后，我回到樟宜机场，在入境大厅里站了很久，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国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们永远赶不上他们了。不是因为钱，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一样我们早已丢失的东西。

第一章

事情的起因是我父亲。

我父亲黄文山，今年七十八岁，十五岁那年跟着同乡从福建泉州下南洋，辗转到了新加坡，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在新加坡做了大半辈子的橡胶生意，娶了我母亲，生了我和我妹妹，一辈子勤勤恳恳，把我们从贫民窟搬到了组屋，又从组屋搬到了私人公寓。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咱们是华人，根在中国，不能忘了本。”但他自己，却因为各种原因，一辈子没能回去看一眼。

去年年底，父亲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先是查出了高血压和糖尿病，接着心脏也出了问题，装了支架。出院之后，他变得沉默了很多，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北边的方向发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在有生之年回一趟泉州，回一趟那个他只在梦里见过的故乡。

我跟妹妹商量了一下，决定满足父亲的愿望。我托福建的朋友帮忙联系了泉州老家的宗亲，找到了父亲那一支的黄氏族谱，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曾祖父和祖父的名字。我把族谱的照片拿给父亲看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然后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他没有哭，但他的手在抖。

今年三月，我放下了公司的事务，带着父亲和妹妹，三个人一起飞回了中国。出发之前，父亲兴奋得好几个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地跟我讲他小时候听祖父讲的泉州老家的故事——家门口有一棵大榕树，树底下有一口井，井水冬暖夏凉；村子后面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庙，庙里供着妈祖；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全村人都要去庙里拜拜，比过年还热闹。这些故事我从小听到大，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但这一次，我没有打断他，因为我听得出来，这些故事对他来说，不是故事，是根。

第二章

飞机在厦门高崎机场降落的时候，父亲把脸贴在舷窗上，像个小孩子一样往外看。他看了很久，然后回过头来，对我们说：“跟我想的一样。”我问他想的是什么样，他说：“就是家的样子。”

出了机场，一股湿润温暖的风扑面而来，夹杂着海水的咸味和植物的气息。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就是这个味道，你爷爷以前总说，老家的风是有味道的，是甜的。”我闻了闻，没觉得甜，只觉得潮湿。但我没有说出来。

我们租了一辆车，从厦门开往泉州。一路上，父亲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车窗。他看着路两旁的行道树、农田、新建的楼房、路边的广告牌，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他不停地问开车的司机——这是什么树？那片地里种的是什么？那个塔是什么年代的？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泉州本地人，很健谈，一路上给父亲当起了导游。父亲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发出“哦”、“原来是这样”的感叹。

到了泉州之后，我们按照宗亲给的地址，找到了黄氏宗祠。宗祠是一座闽南风格的老建筑，红砖墙、燕尾脊，门口立着两只石狮子，门楣上刻着“黄氏宗祠”四个鎏金大字。父亲站在门口，抬头看着那几个字，久久没有说话。我扶着他跨过高高的门槛，走了进去。

宗祠里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牌位，一排一排的，从高到低，按辈分排列。宗亲会的负责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按辈分算是我父亲的堂兄——带着我们找到了曾祖父和祖父的牌位。父亲站在那两个牌位前面，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他伸出手，颤巍巍地摸了摸祖父的牌位，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太小，我没有听清，但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那天晚上，宗亲会在泉州一家酒楼设宴招待我们。来了十几个人，都是黄氏宗亲，有的跟父亲同辈，有的比我高一辈，有的比我低一辈。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用闽南话聊着天，喝着酒，吃着地道的泉州菜——面线糊、蚵仔煎、润饼、土笋冻、醋肉。父亲坐在主位上，被一群宗亲围着，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断过。他喝了好几杯酒，脸红彤彤的，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时大了许多。

我坐在旁边，看着父亲开心的样子，心里也跟着高兴。但同时，我也在观察这个我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国家。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以前只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上看过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好有坏，但亲眼所见，跟那些报道完全不同。

第三章

在泉州待了三天之后，父亲说想去厦门看看。他说他小时候常听祖父说起厦门，说厦门是一个很美的海滨城市，有鼓浪屿，有南普陀寺，有厦门大学。我们便驱车去了厦门。

在厦门，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大”。那种“大”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大，而是一种气势上的大。马路宽阔得离谱，双向八车道、十车道，一眼望不到头。高架桥层层叠叠，像一条条巨龙盘踞在城市上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每一栋都在争着往天上窜。商场里的空间高得吓人，中庭能放下一个篮球场。走在街上，人流如织，每个人的步伐都很快，仿佛都在奔赴某个重要的目的地。

我站在厦门中山路的步行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渺小感。在新加坡，我习惯了那种精致的小——小而精的城市，小而美的公园，小而舒适的咖啡馆。但在厦门，一切都那么大，那么开阔，那么有气势。这种“大”，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但也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振奋。

父亲倒是比我适应得快。他在鼓浪屿的小巷子里走得比我还快，在南普陀寺的台阶上爬得比我还稳，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逛得比我还兴致勃勃。他指着一棵大榕树对我说：“你看这棵树，起码有三百年了。你爷爷说，咱们老家村口也有一棵这么大的榕树，可惜后来被砍掉了。”他抚摸着那棵榕树的树干，像在抚摸一个老朋友。

在厦门的第三天，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天我们在一家海鲜大排档吃饭，点了一桌子的菜——姜母鸭、沙茶面、海蛎煎、白灼虾、清蒸螃蟹。吃到一半的时候，父亲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满桌的菜，眼眶红了。我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他说：“你爷爷当年在南洋的时候，最想吃的就是这一口家乡的味道。可是他到死都没能吃上。”他顿了顿，又说：“我替他吃了，也算是圆了他的心愿。”

那天晚上，父亲喝醉了。我扶着他回酒店的路上，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臂，说：“国栋，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回来吗？”我说：“因为你想家了。”他摇了摇头，说：“不只是想家。我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根在这里。不管你们以后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扶着他，没有说话。他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把干柴。我忽然意识到，他真的老了。这个在我心目中一直像山一样高大的男人，现在已经瘦弱得需要我来搀扶了。

第四章

送父亲和妹妹回新加坡之后，我一个人留了下来。我跟客户约好了要去深圳谈一笔生意，顺便也想趁这个机会，在中国多走走看看。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不想就这么匆匆地来、匆匆地走。

从厦门飞到深圳，只需要一个多小时。飞机降落的时候，我从舷窗往下看，深圳的城市规模让我吃了一惊。那些高楼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延伸到天际线的尽头。我知道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知道它发展很快，但亲眼看到的时候，还是被震撼到了。

客户派了司机来机场接我。司机姓刘，四十岁左右，湖北人，来深圳打工十几年了。他一路跟我聊天，问我从哪里来、来深圳做什么、对深圳的印象怎么样。我用普通话跟他交流——我的普通话不太标准，带着浓重的新加坡口音，但他能听懂。他说我的普通话“很有意思”，我说你的普通话也很标准，他笑了笑，说：“在深圳待久了，不会说普通话不行啊，天南海北的人都有，各说各的方言，根本没法沟通。”

他这句话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在新加坡，我们有四种官方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但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使用的是英语和 Singlish（新加坡式英语）。华语虽然也是官方语言，但年轻一代的华语水平普遍不如老一辈。我自己的华语就说得磕磕绊绊，很多词汇都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但在中国，不管走到哪里，大家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写的都是同一种文字。这种统一性，带来的是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和效率。

到了酒店之后，刘师傅帮我办了入住手续，然后把他的名片递给我，说：“黄先生，您在深圳期间，如果需要用车，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说好的，谢谢。他笑了笑，说：“不客气，您是客户，我们应该的。”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酒店附近的街道上走了走。深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新。所有的建筑都是新的，道路是新的，绿化是新的，甚至连空气都带着一股新鲜的味道。不像新加坡，很多东西都已经旧了，组屋的外墙需要重新粉刷，地铁的设施需要更新换代。深圳的一切都像是刚刚建成的，散发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我走进一家便利店买水，店主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用手机看短视频。我拿了一瓶矿泉水，走到收银台前，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三块。”我掏出手机，打开支付宝——来之前我特意下载了中国常用的支付软件，绑定了信用卡——扫了一下二维码，付款成功。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钟，没有找零，没有接触，方便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新加坡，我们也有移动支付，但普及程度远远不如中国。很多小店还是只收现金，有些甚至不收信用卡。而在深圳，我连着几天没有用过一分钱现金，不管是吃饭、打车、购物，全部用手机搞定。有一次我在路边买烤红薯，那个大爷的摊子上都贴着一个收款二维码。这种便利程度，是我在新加坡从未体验过的。

第五章

在深圳待了三天，谈完了生意之后，我决定去一趟广州。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因为我听说广州的早茶很有名，我想去尝尝。

从深圳到广州，坐高铁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坐中国的高铁，体验让我大吃一惊。车站的规模之大、设施之先进、运行之准时，都远超我的预期。列车行驶得非常平稳，速度显示面板上的数字一度跳到三百公里每小时，但我坐在座位上，几乎感觉不到晃动。我拿出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发给我太太看。她回消息说：“看起来比我们的地铁还稳。”我说：“不是看起来，是真的。”

到了广州之后，我住在了荔湾区的一家老字号酒店。酒店旁边就是著名的上下九步行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安顿好之后，下楼找了一家茶楼，准备体验一下传说中的广式早茶。

茶楼很大，分上下两层，一楼是大厅，二楼是包厢。我走进大厅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几百张桌子几乎全部坐满，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服务员推着小车在桌间穿梭，车上堆满了一笼一笼的点心——虾饺、烧卖、凤爪、排骨、肠粉、萝卜糕、糯米鸡……每辆小车经过的时候，食客们就伸手指着自己想要的，服务员便在记账卡上盖一个章。这种热闹的场景，在新加坡是绝对看不到的。新加坡的餐厅大多安静有序，大家说话都压低声音，生怕打扰到别人。但在广州的茶楼里，大家高声谈笑，碰杯声、吆喝声、小孩的哭闹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充满烟火气的交响乐。

我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一个推着小车的大姐停在我面前，用粤语问我要什么。我听不懂粤语，只能用普通话说：“随便来几样吧。”她笑了笑，给我拿了虾饺、烧卖和凤爪，又给我沏了一壶普洱茶。我夹起一个虾饺，咬了一口，皮薄馅大，虾仁鲜甜弹牙，味道好得让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我一边吃着点心，一边观察周围的人。旁边一桌坐着一家三口，父母大概三十多岁，孩子四五岁的样子。爸爸正在给孩子剥虾壳，妈妈在用手机回消息。孩子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开始玩桌上的筷子。爸爸没有生气，耐心地哄着他，说“再吃一个我们就去看小火车”。妈妈放下手机，也加入了哄孩子的行列。这一幕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工作太忙，很少有时间陪她吃饭。每次回家的时候，她都已经睡着了。我看着她熟睡的小脸，心里常常涌上一股愧疚感，但第二天醒来，又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去了。

第六章

在广州待了两天之后，我去了这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北京。

从广州到北京，坐高铁要八个多小时。我本来想坐飞机的，但想了想，还是决定坐高铁。我想亲眼看看从南到北，这片土地上的风景是如何变化的。

高铁驶出广州之后，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了乡村，从绿色变成了黄色，从水田变成了旱地。我看到了大片大片的农田，看到了在田间劳作的人们，看到了散落在田野间的村庄。那些村庄的房子大多是两层或三层的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屋顶上架着太阳能热水器。有些村子旁边有小河，河水不算清澈，但有人在河边洗衣服、洗菜。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无论大小，都在大兴土木。塔吊林立，脚手架密布，新的楼盘、新的工厂、新的道路，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这种建设速度，让我感到一种近乎狂热的紧迫感。仿佛整个国家都在奔跑，都在追赶着什么。

到了北京之后，我住在了前门附近的一家酒店。放下行李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走出了门。北京的街道比深圳和广州都要宽阔，但同时也更有历史的厚重感。红墙绿瓦的古老建筑与玻璃幕墙的现代高楼并存，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视觉反差。我走在长安街上，看着远处天安门城楼的轮廓，心里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这个地方，我在电视上和书本里看过无数次，但真正站在这里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天，我去了故宫。门票六十块钱，折合新币不到十二块。我站在午门前，看着那座巍峨的城门，想象着几百年前，皇帝和大臣们从这里进进出出的场景。走进故宫之后，我花了整整四个小时，才粗略地逛了一遍。那些宫殿、那些庭院、那些文物，每一处都在诉说着这个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我站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上，看着脚下那些被无数人踩过的石板，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新加坡的历史有多长？不到六十年。我们建国的时候，故宫已经存在了五百多年。我们引以为傲的那些成就——现代化的城市、高效的政府、廉洁的制度——在这些历经千年风雨的建筑面前，显得如此年轻，甚至有些稚嫩。

这并不是说新加坡不好。新加坡有很多中国暂时还比不上优点——法治、环保、城市规划、公共服务。但在某些方面，中国有着新加坡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那就是——底蕴。一种由五千年文明积淀而成的底蕴。这种东西，不是靠钱能买来的，不是靠政策能催生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

第七章

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做了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的事情。

那天早上，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我到的时候，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有戴着旅行帽的游客，有抱着孩子的父母，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静静地等待着，没有人喧哗，没有人拥挤。当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走出来的时候，人群骚动了一下，然后迅速安静下来。

国歌响起的时候，所有人都肃立着，注视着那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我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一刻，我心里没有政治，没有立场，只有一种纯粹的情感——对一种文明的敬畏。这种文明延续了五千年，经历了无数的兴衰荣辱，但从未断绝。它有过辉煌，有过屈辱，有过沉沦，有过复兴。但它始终在那里，像一条大河，奔流不息。

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我站在广场上，久久没有离去。我看着周围那些中国人的脸——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富态的，有消瘦的。他们的长相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同一种光芒。那是一种自信的光芒，一种为自己所属的文明感到自豪的光芒。这种光芒，我在新加坡人的眼睛里很少看到。不是因为我们不爱国，而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年轻了，年轻到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自信”。

那天下午，我去了颐和园。昆明湖的水面在阳光下波光粼粼，十七孔桥的倒影在水中摇曳。我沿着长廊慢慢地走着，看着廊檐上那些精美的彩绘，心里忽然很安静。这种安静，不是那种死寂的安静，而是一种充盈的安静——像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坐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给我太太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她问我北京怎么样，我说很好，好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说那你拍点照片给我看看。我把手机摄像头转了一圈，让她看了看周围的景色。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真的好美。”我说：“不只是美，是那种……怎么说呢，是那种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的美。”

第八章

十五天的中国之行结束了。我从北京坐飞机回新加坡，三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樟宜机场。

走下飞机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秩序感——干净的走廊、清晰的指示牌、安静的旅客、高效的通关流程。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这本该让我感到舒适和安心，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却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

我在入境大厅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周围的一切。樟宜机场是全球最好的机场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它的设计、它的服务、它的设施，都是世界顶级的。但此刻，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我看到的是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每一个角落都被精心打磨过，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优化过，但它终究是一个盒子。一个美丽的、舒适的、安全的盒子，但也是一个封闭的盒子。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新加坡和中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GDP，不是人均收入，不是城市建设水平。最大的区别是——中国有无限的可能，而新加坡没有。

中国太大了，大到可以容纳无数种可能性。你可以去北上广深追求梦想，也可以去成都重庆享受生活，可以去云南西藏寻找诗意，也可以去东北西北感受粗犷。每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都能找到对应的土壤。而新加坡呢？我们只有这一个岛，六百八十平方公里。我们的选择是有限的，我们的未来是确定的。我们知道二十年后的新加坡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这不是批评，这是事实。小国有小国的优势，但也有小国的局限。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把事情做到极致，但我们永远无法拥有那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气魄。而这种气魄，正是中国最迷人的地方。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坐上出租车，往家的方向驶去。车窗外的景色一如既往地熟悉——整洁的街道、茂密的绿植、错落有致的组屋。司机用英语问我从哪里回来，我说中国。他问我去中国做什么，我说探亲和出差。他笑了笑，说：“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快啊。”我说：“是的，非常快。”

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再开口。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心里想着父亲。他现在应该已经睡了吧？不知道他梦里的泉州，是什么样的。

尾声

回到家之后，我太太已经准备好了晚饭。她做了咖喱鸡、参峇空心菜和叻沙，都是我喜欢的菜。我洗了手，坐到餐桌前，拿起筷子，吃了一口。味道很好，但我脑子里想的却是广州茶楼里的虾饺和北京街头的烤鸭。

我太太看出我心不在焉，问我怎么了。我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老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太小了？”

她愣了一下，说：“什么意思？”

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圈子，我们的视野，都太小了。我们每天在同样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在同样的商场里买东西，在同样的餐厅里吃饭。我们以为这就是全世界，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她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她没有去过中国，没有亲眼看到那些东西。她所知道的中国，都是从新闻和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有好有坏，但都是片面的。

我也没有再解释。有些事情，语言是无法传达的。你必须亲自去看，去感受，去体会。就像父亲执意要回泉州一样，不是为了看什么风景，不是为了吃什么美食，就是为了去感受那个地方的气味、温度和脉搏。有些东西，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理解。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我拿起手机，翻看这十五天里拍的照片——泉州的宗祠、厦门的大榕树、深圳的高楼、广州的茶楼、北京的天安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段记忆。我把这些照片整理成一个相册，取名为“寻根之旅”。

我翻到一张在故宫拍的照片。照片里，我站在太和殿前，背后是宏伟的宫殿和湛蓝的天空。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忽然意识到——我虽然姓黄，虽然祖籍福建，虽然会说一些闽南话，但我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是一个新加坡人，一个被中华文化滋养过、但已经与中国没有直接关联的新加坡人。

这个认知让我感到一种深刻的孤独。我既不完全属于新加坡，也不完全属于中国。我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像一个站在岸边的观望者，看着两条河流交汇，却无法融入其中任何一条。

但我并不为此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海外华人，散落在世界各地，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随风飘散，落地生根。我们带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在不同的土地上生长、开花、结果。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回到那片最初的土地，但我们的根，始终在那里。

后记独白

我叫黄国栋，新加坡人，四十三岁，第一次去中国，待了十五天。回到新加坡之后，我在樟宜机场站了很久，看着眼前这个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国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们永远赶不上中国了。

不是因为中国比我们有钱，不是因为中国比我们先进。而是因为中国有一种我们永远无法复制的东西——广阔。广阔的国土，广阔的市场，广阔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广阔胸怀。这种广阔，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走得更远”的信心。

新加坡很优秀，这一点我从不否认。我们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渔村变成了发达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优秀不等于伟大。优秀是在给定的框架内做到最好，而伟大是创造新的框架、开辟新的道路。新加坡是优秀的，中国是伟大的。这两者并不矛盾，但它们是不同的层次。

我父亲常说，做人不能忘本。我以前不太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以为“本”就是祖籍地、就是姓氏、就是家族。但去了中国之后，我明白了，“本”是一种文明，是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它不会因为你换了护照、改了国籍就消失。它流淌在你的血液里，刻在你的骨头上，无论你走到哪里，它都会在你身上留下印记。

我不会搬到中国去住，我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学习简体字或者背诵唐诗宋词。我是一个新加坡人，我的生活在新加坡，我的未来也在新加坡。但我会记住这十五天的经历，记住那些让我震撼、让我感动、让我思考的瞬间。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你的曾祖父从中国来到这里，你的祖父在晚年回到了那里，而你，无论将来走到哪里，都要记得——你的根，在一片很广阔的土地上。

那枚中国结，我父亲从泉州带回来的，现在还挂在我家的客厅里。我每天出门的时候都会看到它。它提醒我——世界很大，大到值得你用一生去探索；世界也很小，小到一根红线就能把你和千里之外的土地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我，一个新加坡人，在中国待了十五天之后，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