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十年，被做成了一本20万字的小书|偶像剧|契诃夫|小书|山西|张韶涵|我们的十年|职场菜鸟

做書按：去年7月，《两个普通女人的十年通信》由出版品牌重光relire出版，后来污士奇和仙人球爱水两位作者为这本书做了一个小展，有她们的手写信件，有封面上那双红手套，每次走过都觉得温暖。现在这个小展正跟着我们的「满月书房：100位编辑的年度之书」在上海展出，欢迎大家来翻看。今天这篇文章来自仙人球爱水，如果你读过这本书，可以把它作为后记，这里有更多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如果你还没读过，可以把它当作序言，再去书中感受这份真挚宝贵的友谊。

仙人球爱水是我的豆瓣ID，我是一个小学老师，也是一个十二岁女孩的妈妈。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她的豆瓣ID叫污士奇，我们通过豆瓣上的豆邮通信，写了20多万字。去年夏天，我们十年间的通信被集结成书，正式出版了。

这本书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时代的孩子。有了这本书，我觉得每一个文字里都住着我们曾经的五秒钟。我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但我们以这种方式留住了时间。

一见不如故的老乡

我和污士奇都是山西人，但我们之前完全不认识，直到2007年研究生入学面试才第一次见面。

我主动跟她搭话，但她当时对我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她很沉默，人多的时候，习惯安静地待在一角，偶尔蹦出几句话。安静的她本能比较抗拒是个话痨的我。

而我对她压根儿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面试那天的走廊上挤满了人，我搭讪了很多人，转头就忽略了这个刚认的老乡。

但后来，在老乡和同专业的双重缘分加持下，我们还是熟识了。偶尔闲聊，发现我们居然来自同一个县城，甚至我们两家还有亲戚关系。污士奇大我3岁，就这样，我收获了一个沉默的表姐。

和表姐一同来的，是我不太顺利的研究生生活。

我们通常下午一点半上专业课，那个时间点在我过去的人生里都是在睡午觉，毕竟这个时间点，我们山西的狗都在睡午觉，我却要支起我的“狗眼”，认真地去听课。这些虽然有点麻烦，但其实还好。

我最难适应的，是我的研究生课程。开学之初，我的导师曹老师带我们学习《文心雕龙》。老师要求我们去了解作者刘勰的生平，我就每天跑图书馆，认真地从史书里抄下刘勰的生平。

上课的时候，惯例是每个人都要发言的。轮到我发言，我一个劲儿地盯着笔记本上的小字，说着说着，觉得自己像一个机器人，还是一个很劣质的机器人，然后我就尴尬地笑了。

笑的时候，正好讲到刘勰少年时父亲病逝，和母亲相依为命。曹老师收起了脸上的笑容，他严肃地问：“你为什么会笑？难道他的父亲去世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吗？你能不能说一些文献之外的属于你自己的一点点想法呢？哪怕是错的。”

那节课我就愣在那里，再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我之前的人生好像一直在背东西，做答案，我就是因为做对了答案才能来到上海读书。

正确，好像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我的老师，他突然要求我这样一只鹦鹉，变成一只自由的游隼，而我，很想问他，从笼子里出来时，我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

我们都想不起来是在哪一个节点、因为哪一件事情让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只记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重合的空间：我们会在同一个阅览室读书，她读《第二性》，我读《流金岁月》；她看电影杂志，我看广告营销。

我们喜欢在操场运动，除了跑步，还打过一阵子网球，污士奇用力过猛把自己打成了乌鸡眼。我们也会在操场上背《古诗十九首》和《千家诗》，有一位对京剧感兴趣的师姐，也经常出现在操场，要么咿咿呀呀吊嗓子，要么拿着马鞭扭来转去。

不过，要说我和污士奇最大的共同爱好，还是学校食堂的饭，我们是食堂开门后的第一波食客。她喜欢食堂早上的小咸菜，每次都买一份，然后分我几根，而我，恰好就只喜欢吃几根。

两个爱折腾的人

而这个时候，污士奇也没有那么顺利。她大我三岁，我们会在同一年来上海读书，是因为之前污士奇毕业后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被分配在办公室工作，收发报纸，打扫卫生，编写文件，然后去各处送文件，闲下来她还会帮别人抄业务笔记。

工作初期那种能够自给自足的满足感消失以后，她开始害怕过这种每天只是浪费纸张的日子。她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但是她知道手头的工作她不想做。受同学的启发，她决定考研。

我们成为同学后，她开始重新想象将来要做的事，比如也许可以成为一名老师，所以，来到上海，她就开始做教师类的兼职，考教师资格证。但几次尝试过后，污士奇才发现教师这个职业需要高密度的交流，而她是一个喜欢静静做自己事情的人，也许能力和经验能够胜任，但长期如此，对她来说其实是一种消耗。

我们小时候经常听一条谚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对于那个时候的污士奇来说，第一条路没有到罗马，于是想着可以试第二条路，结果发现第二条路也不行。这种时候，她就在想，是不是她的人生地图里本就没有罗马，或者是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挑三拣四、一事无成的人。

我俩考研的目的有点儿不同，但都动机不纯。她考研是因为要逃离令她窒息的体制内工作，而我考研是因为有一个特别想做的职业——广告文案。我想做广告人的这个想法，在大学时期就特别强烈。

我当时非常崇拜一位国内的广告人，从杂志和电视上看到很多他的广告推广案例，能把一个不知名的产品推广到家喻户晓，我觉得这太酷了，我太喜欢这种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感觉了。

而这个广告人，他的公司就在上海。我到了上海以后，就开始每天观察身边跟广告、营销有关的东西，记录下来写成信。当我写够57封信的时候，我把这些信集合起来，通过杂志上的地址寄到了这位广告人的公司，然后我就获得了面试机会。

我面试时精心挑选的衣服是污士奇的一件白色T恤。一进到那个公司，我就在大厅见到了我在杂志上看到过无数次的令我朝思暮想的男人，我走到他面前和他说话。我当时在想，看了那么多的偶像剧，终于要照到我的现实里来了，姐要走上人生巅峰了。但人生没有爽剧，我的面试失败了。

后来我四处投简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份房地产广告文案的工作。而污士奇看到了喜欢的电影杂志在招人，她就想着去试试看，这就成了她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电影杂志编辑。

那时候，身边的人或考博，或去到和专业对口的院校或者别的单位工作，当别人已经看清楚眼前的路时，我们还在进行自我探索，都选择了一份起薪很低，学历在其中毫无加成的工作。在那个没有张雪峰的年代，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为我们的报考志愿发过愁，我们的人生选择就像在大雾天里胡乱摸索，不知道会遇到些什么。

一直到两三年前的某一天，我和污士奇很郑重地聊起理财和退休生活时，我们才再一次深深意识到，我们两个都是晚熟的人，思考某些现实问题的时候，永远都会比别人慢好几拍。我现在甚至觉得，我们两个不光晚熟，好像一辈子都很难成熟地去思考一些问题。

因为比起自己的钱包，我们常常更在乎自己的感受，而这两者常常不可兼得。所以我们前半生都应了契诃夫的那句话：“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

两只职场菜鸟

不成熟但想成功的我们毕业了，成为了大上海的两只职场菜鸟。我想大家应该有在休息日接到过公司的电话吧？有经验的你肯定知道，大概率不是关于升职加薪的。

工作之初，我就常接到这样的电话。那年上海世博会，我和污士奇排了很久的队，刚逛完意大利场馆，就接到了公司客服姐姐的电话。她说我们刚做的一个楼盘小册子出现了一个错字，而且是被甲方发现的。

我当时就愣在了那里。那后半程，逛了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就站在那个场馆里，一遍一遍地想：为什么我校对了好多次，感觉每个字都读过去了，但依然出错了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从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广告人，变成了一个只想不出错的职场菜鸟——不要出错，不要被扣工资，这好像成了更重要的事。

在那之后的工作里，我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不是用来工作，而是用来做心理建设。告诉自己，放松一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或者告诉自己，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

我的这个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去到楼盘那里见甲方的，当时有一个甲方，她非常温柔，从不大声说一句话。有次我去见她的时候，她拿起我们才印好的物料，说一些你听得懂又听不懂的话。你从字里行间感觉到她其实是在嫌弃你做得不好，但具体是哪里不好，你也不知道——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从头到尾在说，但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我一眼。你感到从专业上来说，自己是一个非常不被认可的人，甚至感觉人家连带着非常讨厌你这个人。我那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自我否定，就是把“我的能力暂时不行”等同于“我是一个很差的人”。

这个心结很长一段时间在上海的工作中都没有解开，即使偶尔做得比较好，我也很难去肯定自己，因为我总会想到那个客户的样子。

当时，污士奇在淮海路那一带上班。我记得有一天，我难得没有加班，但那天她正好加班，我就去那边找她，一起去喝鸭血粉丝汤。

我们吃完了饭，我看着她驼着背，消失在公司大楼里，我也继续往地铁站的方向走，路旁的鲜花店里飘出百合的香气，也飘着张韶涵的歌声，“我要去站得最远的地方，和你听听音乐聊梦想。”

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你原本觉得是梦想的一个东西，当你沉入到现实里，发现自己从能力上和心态上其实是很难去实现时，梦想似乎成为了枷锁。

大城市和小县城的通信

痛苦追着人做出新的选择，2012年，我们选择和上海告别，再也没有回去过。污士奇去了北京，盼着找到一份不加班也更有趣的工作。

我逃回了家乡，足不出户，任由原有的挫败和新生的无聊纠缠在一起，生出了一种麻木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聊天，他说认识一个熟人，问我要不要去一个单位临时去做写文件、打杂这样子的事情。

我立马就哭了，我说我不要做这个事情。就是那一瞬间，我就突然地理解了污士奇做公务员时的心情。所以就是很神奇的，我们经常在某一个时刻，和对方曾经的人生重合，我们会固执且快速地发现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每重叠的一次，我们可能就会更理解对方一些。

虽然我们的精神世界又一次重叠，但现实世界里，我们被彻底分开了。我当时觉得北京和山西好远，污士奇会提到许多我从未听过的地名和人名，那样遥远，那样陌生，我们好像生活在了两个平行世界。

我的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读到了感兴趣的杂志专题，看了好看的电影，遇到了想吐槽的事情，不知道该说给谁，没有人想听我说这些，别人说的事情，我也毫无兴趣。

那天我照例登上了豆瓣网，看了一圈友邻消息，打开了当时叫作“豆邮”现在叫私信的页面，给污士奇写信，简单介绍了我的日常。那时的我觉得已经可以预见我的人生了，结婚，考编，生小孩。

但我不确定污士奇的人生会是什么，只记得她说过她不会生小孩，于是在写给她的第一封信里，我写到“我郑重希望以后让我的小孩认你做干妈。”——而我的女儿菠萝同学当时还完全不存在。

这就我们之间的第一封信，一个很普通的开始，没想过会不会有下一封信，更没有想到会连续写十年。之后，我们在断断续续的通信里，聊稻香村的鸡肉小馄饨，下班后的火烧云，正在发炎的智齿，还有污士奇画的杨树的脸。

我们也会在信里聊到家人朋友，比如我的女儿菠萝，她就在这十年的通信里，从出生到长大。我是一个随着社会时钟生活的人，但污士奇是那种跟家人共处超过一周就会厌烦的人。

因为在她的生活中，能观察到的妈妈们都很辛苦，孩子们也很辛苦，家庭成员相互纠缠和折磨，所以她对婚育一直很悲观。

但我们并没有因为有着不同的婚育观而产生分歧，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些人生选择没有对错，我们一直尊重彼此的选择，就像接受风的方向。

当然，我们初期聊的最多的还是工作中的困惑。

2013年的时候，我正式考编进入了一所小学。我是我们那个小学的第一位研究生，所以我刚去的时候，大家就在传关于我的事情，说“我们学校来了一个研究生，但是眼睛不好，啥也干不了。”刚开始我就是打杂，数学、美术啥的都带，等到我能稳定地带一个班的时候，我考倒数第一的日子就开始了。

沮丧的时候，我会选择坐下来给污士奇写信，她会回信，肯定我职业的价值，说我像她高中时最喜欢的老师。她说“你知道我是个笨口拙舌的人，并不会安慰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给你拥抱；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我只想说：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你说。送你一件礼物，见邮箱。”

然后我就收到了她的画。在我看来，那幅画很像当时的我，就是长发蓬松。污士奇一直说我就是她心中的赫敏，看到这幅画，我忽然就快乐起来。

通信，不停的通信

我和污士奇十年来相隔两地，人生选择也完全不同，为什么我们的友情没有断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选择了通信这种沟通方式。

污士奇一向话少，又不太擅长即时交流，所以我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她大多是倾听的那个人。哪怕是面对我，也有许多无法当面说出的话，但她会愿意通过信的形式写给我，那些无法当面对妈妈和姐姐说的话，都可以写给我。

而拥有旺盛的表达欲的我，回到县城后，居然也有一些话觉得不太说出来，好多我想说的内容，在身边人看来，都是奇奇怪怪的，所以我把这许多的话敲成文字，发给污士奇，在现实生活中还做那个普通且正常的人。

2016年的污士奇，给我写了许多文字来讲她工作中的至暗时刻。那一年，她从绘本编辑转为了一个综合类图书的编辑，新公司是她特别想去的，但她进到公司以后就被困在了原地。

编辑要写新书文案，写一稿，领导说不可以；再写一稿，还是不可以。她就是反复地去改，但永远得到的回复就是“不可以”，没有人告诉她一个方向或者一个参考。所以她就一个人就在那里摸索，直到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她都没有做成一本书。而且后来发现，她写的那个新书文案，公司稍微改了改就用了。

当她想着要成为一个好编辑，想要有代表作的时候，现实反而是一次彻底的倒退。

我读到她的种种苦恼，好像突然回到了我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时期。我边哭边给污士奇回信，不知道是在担忧她，还是在安慰曾经无助的自己。我给她回信，其实也在给一直没有从那次失败中走出来的我自己回信。

回过头来看，那也是我们两个人对工作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时期，我们还是尽职的职场人，也会有自己的专业追求，但是我们再也不会把工作供奉起来，一份工作就是一份工作，它不是我们的人生明灯。

借由通信，我们对生活都有了这样一种确定感，也更认清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不会有像社交媒体上那样突然开智活成了爽剧的人生。人生中有变好的部分，但都是螺旋式的，一点点的变化的，还要随时接受它会阶段性地倒退。

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故事，没有什么高光时刻，那些细碎的痛苦和喜悦，本该真实又清晰，但因为反复上演，变成了笼统又模糊的存在，被大家互相忽略。但又总有一些瞬间，麻木的心会被戳醒，留下一声无力的叹息。

我有一个学生小禾，他黑黑的，瘦瘦的，话不多。刚升上五年级的时候，本来成绩是不错的，但越来越差。后来听别的老师说，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在闹离婚。

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刚出校门口，立马就冲上来一个男的，站到小禾的旁边，拽着他的衣袖要带他走，原来他是小禾何的爸爸，又走了几步，一个中年妇女，走到小禾何身边说：“走，跟我回家吃饭。”小禾就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我站在小禾何身边，看到了他黑黑的小脸上藏不住的表情。全班的同学都走在那里，老师也在那里，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爸爸妈妈的事情。

我后来跟他说：“其实父母离异是很常见的事儿，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如果父母性格真的是合不来，他们分开其实会更好。而且，不管你选择你的爸爸，还是选择你的妈妈，你都不用觉得愧疚，那都不是你的问题。你是被迫要去做这个选择的。”

他看看我，但是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后来，他就毕业了，我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但过了好几年之后的一天的教师节，我突然收到一条信息，他说：“我是你的学生小禾。虽然我不是你最好的学生，但在我的记忆里，你一直是我最好的老师。”

我当时就哭了，不是因为一个老师被学生记住的欣慰或自豪，而是因为，我突然觉得，可能他过得不好。以我多年的经验来说，突然联系我的学生，往往是因为他们过得不好。他有想说的话，跟他的父母、身边的朋友，甚至跟任何人都不能说了，也从生活里得不到足够的温暖，所以一个小学老师曾经三言两语的安慰，才会成为他生命中珍贵的记忆。

每一个像这样被戳醒的时刻，我都会跟污士奇交流。我们接受自我的平庸，但也珍惜自己的感受。我们意识到认真咀嚼一片生菜叶子和认真完成工作一样重要，晚上能早睡和升职加薪同样都是赚到了，学会拒绝和学会接受都是成长。

我在给污士奇的信里写到“我们不过中人之姿，也不是那种完全力争上游的性格，除非机缘凑巧，否则人生不会有什么傲人的建树。最大的功劳，就是经营好自己，让世界上多个有趣的人，偶尔能感染他人，就是额外的收获。”

从手工书到正式出版

有一天，污士奇突然告诉我，她被裁员了，但好消息是我可以见到她了，因为她决定要休息一段时间，顺便回家一趟。污士奇经常跳槽，但又很快能找到工作，所以，我以前并不担心这些。

但这一次，待在小县城的我，也知道外面的工作没有那么好找了。见面的时候，我就唠叨她，让她赶紧找工作。但她告诉我，她要休整一下，有特别想做的事情。

那时候，她已经坚持画画大约十年了，想把自己的画稿整理一下，我们之间通信也有十年了，她也想整理一下我们的通信。我当时不理解，觉得整理这些又能怎么样，还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更重要。

后来她回到北京，但并没有上班，还是在准备她的画稿和整理我们的通信。她画了一本绘本，叫《一只蜗牛如何去死》，成功出版了。

带着做小蜗牛的经验，污士奇开始手工制作我们的十年通信集，她一个人设计了封面，目录，编辑好了内页，装订成册，我俩一人一本。她把做书的经历，发到了公众号上，看完之后，我突然觉得很愧疚，因为我不得不承认，这些真的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无论对她还是对我。

后来，图书工作室“重光relire”的负责人任绪军看到了污士奇的推文，再后来，这本书——《两个普通女人的十年通信》在去年七月份由“重光relire”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