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南方周末》“研究城市”栏目以四个整版、约17000字的篇幅，推出《游走在入世与出世间：宁波的刚柔之道》《宁波的知与行：从藏书楼到博物馆的文脉流动》《穿越千年，向美而生：越窑青瓷的古与今 》3篇深度稿件，以历史纵深与人文视角，书写城市的开拓与守望，深度挖掘“港产城文”深度融合的港城文化。
游走在入世与出世间：
宁波的刚柔之道
南方周末研究员 李润泽子 郭倩倩 戴春晨
编者按：
2026年6月，舞剧《楼台会》首演，“梁祝”这一经典故事，被起源地宁波重新搬上舞台。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更立体的城市样本。
这里有繁忙的全球大港，也有连续八年蝉联制造业单项冠军的“第一城”。能品天一阁的书卷气，寻博物馆里的公共记忆，见越窑青瓷的匠心匠艺。文化在这里不是点缀，而是城市运转的内核。
本期南方周末城市研究专题聚焦甬城宁波，记录这座城市的开拓与守望，呈现“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当代含义。
▲舞剧《楼台会》剧照。（受访者/图）
2026年6月底，舞剧《楼台会》在杭州首演。舞台中央立起一座巨型山石装置，舞者在嶙峋的石缝间游走、相逢、舒展肢体，身姿婀娜如清泉绕山流淌，演绎着家喻户晓的中国故事——“梁祝”。
而这份极具中国化表达的视觉构思，要回溯到一年前那个初夏的午后。
2025年初夏，宁波演艺集团舞剧《楼台会》的创作在最紧张的时刻遭遇阻滞。故事背景设定于东晋的江南，总编导吕梓民迟迟找不到满意的呈现方式。编剧马凌姗索性拉上搭档，去东钱湖畔寻找灵感。
午后阳光映在湖面，犹如浮光跃金。咖啡店里闲谈的年轻人、蹲在水边捞螺蛳的老婆婆，接连映入眼帘。环湖石板路曲折迂回，两侧老宅错落，湖风裹着人间烟火。穿行其间，那种进退往复、虚实交织的感觉令人恍惚。
偶然撞见的湖岸街巷图景，解开了创作的“卡点”。他们想把那种穿行于虚实之间的体验搬上舞台，最终选定太湖石为视觉载体：孔洞交错、层叠起伏，自带迂回幽深的空间层次，恰好复刻当日的感受。
人在山水间讨生活，也在山水间安顿心神。“入世”与“出世”只隔几十步的日常，后来化作舞台上人与山石共舞的意象，也悄然成为理解宁波精神的一把钥匙。
舞台之外，河姆渡的独木舟、王阳明的知行之道、宁波帮的百余项“第一”，早已将破局的勇气刻入城市筋骨。现在的宁波人，既能在全球大港的吞吐中劈波斩浪，也懂得在东钱湖畔静听风声，在老外滩的石板路上沉淀时光。港口与生活、开拓与守望、历史与当下，终在这片土地上凝成朴素的智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宁波舟山港（汤健凯/摄）
破局
“最初没人觉得‘梁祝’还能做出新意。”面对一个被电影、戏曲、音乐反复演绎的经典IP，宁波演艺集团董事长林红却有着不同判断。
“梁祝”的故事起源于宁波。据史料记载，梁山伯任县令之地就在东钱湖附近。故事中的梁山伯之墓，正完好无损地保存于宁波境内。只是这些细节，很多人并不知晓。
对宁波演艺集团而言，“梁祝”是非做不可的题材。林红脑海中构想着完整的原创舞剧“宁波三部曲”：从反映宁波港改革创新的《东方大港》，到讲述宁波商帮家国大义的《宝顺轮》，宁波演艺集团的舞台语言，已经将“现代宁波”和“百年宁波”演绎了一遍。
还差最后一块拼图，用适合的题材呈现“千年宁波”。“梁祝”自然而然地进入主创人员讨论的范畴。
在林红和主创团队看来，“梁祝”的诱惑力在于，它呈现的是一种有情有义的气质。把“梁祝”与前两部作品并置，恰好串起宁波从古至今的精神内核：既有向海图强的硬朗，也有重情重义的柔软。“这是一种自然的闭环，也是最好的安排。”
于是，舞剧新作《楼台会》的创作与编排开始了。难点在于如何“破题”。面对徐克电影版等难以逾越的经典高峰，创作团队一度陷入自我怀疑，在咖啡馆枯坐二十多天，反复打磨。
后来，他们在循环播放《死了都要爱》的会议室里，在无心插柳的东钱湖畔，在一次次嘶吼声中找到了灵感。最终登上首演舞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梁祝”。
故事被浓缩在祝英台大婚前的“楼台相会”，以回忆、梦境与现实三重时空交叉推进。舞台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梁祝忠贞不渝的爱情，而是转向更恢宏的命题，自我觉醒与对自由的追寻。
主创团队认为，这份迎难而上的劲头，是刻在宁波人骨子里的精神气质。
舞剧《东方大港》呈现的，正是“现代宁波”展现出的一种在经济建设中的韧性。剧目演绎的是发生在宁波舟山港的“真人真事”：2008年，宁波港年吞吐量突破100万标准箱，业务激增却遭遇响应滞后的国外系统，一个需求从反馈到上线要拖上大半年，如同发展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决策者最终下定决心，自主研发n-TOS系统。
“从零开始，那真是拿命在拼。”攻坚战的技术负责人朱甬翔回忆起那段日子时，仍忍不住直摇头。研发初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每一行代码都要自己摸索、自己写。上线前，四百多个重大bug像潮水般涌来，团队白天跑码头调研，夜里对着屏幕改代码，凌晨抢险成了家常便饭。
一次半夜的故障让朱甬翔至今难忘。他在家接到电话时，远程排查近一小时没头绪。这时，码头老总下了命令：“半小时解决不了，切回国外系统！”关键时刻，团队在第28分钟找到了代码漏洞，朱甬翔握着电话的手全是汗，却笑了：“挺过来了。”
如今，n-TOS系统已能稳定支撑超千万箱级码头，这背后，是港口人“为自己家里做东西”的责任心。
走下楼台，走出束缚。这不仅是祝英台与梁山伯的命运注脚，也是整个创作团队从破题到成形的真实写照，更是宁波人自古藏着的突围和创新底色。从舞台上冲破精神桎梏的文人，到滩涂上拓荒、机房里攻坚的港口建设者，跨越千年，不变的是不服束缚、自寻前路的城市风骨。
▲2025年6月，NFCC举办中英时尚发布秀，打破传统T台模式，将NFCC的开放式街区“星光大道”变成了流动的时尚秀场。（受访者供图）
融合
如果说《楼台会》是从精神的楼台上走下来，那么宁波演艺集团更早推出的《宝顺轮》，讲的就是宁波人第一次驾着铁船，闯过现实海面上的惊涛骇浪。
故事的起点是1854年的宁波港口。那时，海盗肆虐让漕粮北运损失惨重。宁波官商从外商处购得一艘火轮，命名“宝顺轮”，耗资白银7万两。这艘以蒸汽为动力、配备西式火炮、插满龙旗的轮船，在后来的三四个月内清剿68艘海盗船，终结了宁波“海运畏盗”的历史。
“宝顺轮”的传奇，绕不开老外滩。这里地处奉化江、姚江、甬江的交汇处，春秋战国时，句章港便在此兴起；唐宋之际“海外杂国，贾船交至”，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1844年开埠后，欧美商船带来了洋行、教堂、轮船码头，也催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商人。
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证交所……宁波帮在此书写了中国近代商业的多个里程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完成了商业理念的蜕变：当契约精神与儒家“温良敦厚”的伦理相遇，生出独特的商帮文化。上海福源钱庄的故事便是缩影：经理秦润卿放款时不仅签合同，还派驻会计协助企业管理，企业遇困时不抽贷，用“共患难”的契约精神铸成60年无坏账的传奇，让“仁义”与现代信用体系完美融合。
宁波史上，与商帮齐名的还有红帮裁缝。他们是当年老外滩活跃着的另一个群体。
明末清初，宁波裁缝因常为外国人（时人称之为“红发”）制衣而得名。他们在为外国人量体裁衣中，逐步掌握了西式男装的制作技艺，又将传统裁缝的精华融入其中：改工艺、面料、辅料和衬里，并结合东方人的身材和着装需求，创制了独具特色的海派西服。
20世纪初，奉化裁缝王才运在上海南京路创办荣昌祥西服号，将红帮技艺推向高峰。他为孙中山定制了第一套中山装。
中山装的设计细节寓意深远：西式立体剪裁勾勒轮廓，中式立领体现出“中正平和”的美学理念，四个贴袋蕴含着“礼义廉耻”之意。这些设计元素让中山装不仅是一件实用的服装，更成为近代中国文化革新的一种象征。
传承至今，荣昌祥已至第五代，“四个工，九个势，十六字诀”的秘诀仍在：刀工讲究沿丝缕下剪分毫不差，手工注重归拔烫的分寸拿捏。一套定制西服需测量24个部位，历经数十道手工工序。
这种融合的坚守，在当下宁波纺织服装企业里延续，博洋集团便是典型。博洋邀请中国高定“三朵金花”——郭培、熊英、蓝玉，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设计师，把宁波“十里红妆”的婚俗文化转化为国际化设计语言，推出高端婚嫁系列，既留存如意等传统设计，又融入立体刺绣、西式剪裁等元素。
正如博洋NFCC总经理傅宇所说：“东方文化是内核，表现形式可以与时俱进。”
文化的“归航”，藏着宁波人对于文化根脉的坚守，也带来对故土的反哺。虞洽卿回乡修公路、设渡轮，包玉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从清代四明公所设义塾到当代跨国商会反哺公益，宁波人以财富与资源回馈桑梓。他们明白，生意可以走向世界，但根永远在家乡，“出去闯天下，回来报家乡”，正是宁波商帮最鲜明的标志。
正如孙中山所言，“宁波人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其根源正在于这种将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商业文明的智慧。
从红帮裁缝的工艺坚守，到博洋集团将东方婚俗化作国际时尚语言，宁波人始终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这份文化自觉，早已深植于老外滩的百年呼吸里。站在三江汇流处回望，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辨，“走向世界”的叙事，也从未止步于近代商帮与红帮裁缝的传奇。
如今，这种联通中外的城市基因以更富时代感的方式延续：2026年7月4日，宁波在斯里兰卡举办“遇·鉴”——宁波对话科伦坡活动，围绕“海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构建”主题，以学术对话、民间故事会、千企文帆三大板块，推动两座千年海港城市在港产城文融合、文化遗产保护、人文交流等领域深度对话。
这场活动，既是宁波面向世界的一次从容展卷，也是以文化为帆、以港口为媒，将“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市胸襟化为具体行动的时代注脚。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到今日主动搭建国际人文交流平台，宁波始终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交汇中，校准联通中外的坐标。
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开放气度，不仅投射在远方的斯里兰卡，也沉淀于今日老外滩的日常。江风灯火间，旧日汽笛已化作酒吧里的欢声笑语。那些曾漂洋过海的勇气与智慧，终究化作了三江口畔最寻常也最踏实的人间烟火。
▲宁波城市面貌。（陈曙皓/摄）
平衡
东钱湖，是宁波年轻人周末放松的地方。
刘思雨常坐在湖畔的咖啡店里，吹着湖风看夕阳，望着远处的小普陀湖心堤镀上金边，平日高强度工作的紧绷感随之而去。
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00后”高材生，刘思雨在《东方大港》中担纲主演。2023年底，这个温州姑娘因舞剧招募来到宁波实习，从此与这座城市结缘。她笑称自己终归要回到浙江，而宁波恰到好处地安放了她的事业与生活。
她的生活是典型的“宁波节奏”。工作日，她从早上九点的基训课开始，接着是持续到傍晚六点的排练，若是赶上《楼台会》那样的创排冲刺期，加班到深夜十一二点也是常态。
但只要下班，她便能立刻切换回生活频道：骑上“小毛驴”十分钟到三江口，看灯光秀、逛江边小摊，或去万象城、山姆超市采购，做饭，日子过得舒展自在。周末一得空，她便驱车到东钱湖闲坐。
舞台上的是使命，湖边的是归心。她说宁波是一个“很折中”的城市，“很适合奋斗事业也很适合过日子”，张弛之间暗合着一种朴素的生活哲学。如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言“人须在事上磨”，她在忙碌中修炼心性，又在宁静中找回本真。
宁波人深谙此道：投入时全情付出，抽离时静心沉淀，这便是对生活的把握。范文斌把这种“松紧哲学”变成了看得见的生活。他曾是设计师，如今在陶麓村的老宅子开了家融合店。一楼的展厅内陈列着范文斌的手作器物，边上弥漫着茶叶与咖啡的香味，别致的小庭院边上则是属于他个人的创作空间。
客人常捧着他亲手烧的茶盏听他讲述店名“呷屿”的宁波话寓意——既是“享受”的谐音，也契合“暇意”的生活态度。现在周末来这儿的上班族，不少人把手机往桌上一放，一坐就是半天。在快节奏的城市里，这样的“慢”显得格外珍贵。
在美国旧金山工作的廖琬凝，每次回宁波都要去东钱湖。回到陶麓村，她总会蹲在河埠头，看老奶奶用湖水煮河虾，石板路的青苔、村里的青桔子树、湖边的莲蓬，听姆妈用宁波话喊“来呷饭”。
如今她在海外做建筑设计，家乡的老房子、石板路总能给她灵感，“保国寺的斗拱、大西坝村的古树，这些老东西让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她和同学用宁波话做播客，讲老宅的卯榫、讲湖边的晨昏，让万里之外的乡愁有了具体的模样。
数据显示，2026年清明节假期首日，东钱湖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营收超千万元。数万游客在湖边村落停留半日以上，在“村咖”里消磨时光。一百多家像“呷屿”这样的村咖，将老房子、湖光、慢日子串成一体，吸引城里人驱车前来，静坐湖边，听樟树沙沙，看渔舟轻划。
这种平衡之术在宁波的企业中同样有所体现。
2026年6月底，当《楼台会》首演之际，宁波时尚高地“NFCC宁波时尚创意中心”，博洋集团全资打造的公益项目——树时尚艺术图书馆，也于同期重磅启幕。这座向公众敞开的阅读空间，既有书藏古今的文化根脉，也有港通天下的开放胸襟，东方文脉与世界艺术在此共生共长，成为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不止于图书馆。博洋集团以NFCC为载体，将咖啡街区、小剧场等生活空间与艺术空间、时尚图书馆等多元场景叠加融合，使这里不仅是产业的聚集地，更成为宁波生活美学的全新表达。商业空间由此转化为温暖可感的生活场所，为年轻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而在这份日常之美背后，是博洋集团对产业更深远的构想。“我们在推动宁波乃至整个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傅宇介绍，在NFCC的时尚实验室里，经纬交织的物理边界早已被超越。这里化身为城市时尚流行色的发布现场，用色彩预言情绪与时代的脉搏；又以3D打印技术为创作语言，熔铸成可触摸的材料美学展。而毕业于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的主理人，选择将这里作为服装品牌的起点，从面料实验室到成衣秀场，由此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与更多元的可能。NFCC更像一座开放式的时尚“反应堆”，持续孵化新锐力量，推动产业边界不断外延。这里，正成为中国时尚力量蓬勃发展的策源地，让世界看见：中国时尚不止于追随，更在于定义。
《论语》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哲思，在宁波化作了具体的生活实践。个人在舞台与湖畔间切换，企业在商业与文化间平衡，城市在发展与传承间前行，动静之间，自有一份从容。
宁波的商人向来懂得格局与本心的分量。早年虞洽卿创办轮船公司，不只图营生，更怀“航业救国”之志——压低票价与外商竞争，还在家乡筑铁路、办学校；曹光彪归乡投资创办永新光学，这家公司现已发展成为国内高端光学制造的行业标杆企业，承制中国首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后来曹光彪还在宁波大学捐建曹光彪信息楼、科技楼；雅戈尔创始人李如成，曾靠卖衬衫打拼出一片天地，却三十年如一日投身慈善，累计捐出数亿元，建学校、修医院，脚步从未停歇。——他们赚钱时拼尽全力，反哺时不图虚名，把“兴邦裕民”当作本分。
归因来看，宁波的城市气质，早在千年前便埋下伏笔，地域赋予宁波农耕文明的务实根基和海洋文明培养的开放视野，二者结合形成了既立足现实又超脱功利的价值取向。
后来，范蠡在东钱湖归隐，王安石在这里治水，一个选择“隐”，一个选择“仕”，却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传奇；现在的宁波人，上班时在写字楼里打拼，下班就到湖边散步；企业在商场上拼搏，却不忘反哺家乡；东钱湖旁的院士中心与艺术博物馆，咖啡店中老樟树与现代建筑相映，构成宁波的模样：拼搏与初心并存，“入世”担当与“出世”淡然交织。
▲东钱湖畔晨练。（牛忠毅/摄）
宁波的知与行：
从藏书楼到博物馆的文脉流动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梁潇
1997年，在鄞州区，宁波首座民办博物馆——宁波服装博物馆开幕，由宁波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筹建。如今，宁波79座正式备案的博物馆中，民办博物馆高达52座，占总数的65.8%，数量在全省各地级市中位列第一。当中企业办馆占多数。
博物馆已经代替宗祠，成为宁波人共同的精神坐标。通过博物馆，“异业同道”的信仰跳出了一家一姓的藩篱，却又让宁波的千家万户联结起来，如同一家姓，分享共同的价值追求。
一百多年前，在宁波镇海，桕墅方氏的子孙回到祠堂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楹联，上联是：“科弟尚哉必忠孝廉节自任几端方可无惭宗祖”，下联是：“诗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肖子孙”，落款为“明余姚王阳明先生语，十一世孙仁懋、仁恒立”。
人们一次次踏入祠堂，一遍遍将祖训记在心底。这座宗祠里，走出了方椒伯、方液仙等多位“宁波帮”代表，他们以心学为锚，以实业为引，投身国货图强、民族图存的浪潮。一百多年后，同在宁波镇海，世界各地的宁波人士回到家乡，走进博物馆，他们听着似曾相识的方言童谣，端详着展柜里祖辈留下的寻常物品：布鞋、旅行箱、护照、裁缝剪刀……这里并非宗祠，却已经成为新一代人的“精神宗祠”。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宗祠。曾经，天一阁以藏书浩瀚引万人敬仰，后来，博物馆这一“舶来品”出现在宁波，成为展现东方风骨的空间载体。从藏书楼到博物馆，宁波人的志趣始终涌动其间。
▲天一阁博物院（周昱全/摄）
百家一脉
日本学者早坂俊广在《文化之都：宁波》一书中指出，从宋代到明代，宁波“和其他城市相比，其‘记录’在数量上存在压倒性优势”：钱德洪记录王阳明言行《传习续录》、万斯同一身布衣修《明史》、张寿镛编纂《四明丛书》……
“崇文”不只在纸面上留下痕迹，更塑造了城市空间。位于宁波市中心的月湖，周围官衙、府学、诗社、藏书楼等星罗棋布。
这里曾矗立着一座名为“崇教”的寺庙。1898年，在严信厚等商人的支持下，宁波知府程云俶在崇教寺创办了宁波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取名“宁波中西储才学堂”，“崇教”的意味也从出世的信仰，变为入世的育才。
这所学堂也成为宁波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节点。至今宁波已培养出122名院士，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在月湖边，无数人才受到心灵的启发，并以此为起点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对于中国人而言，除了寺庙，另一个重要的精神空间当数家族宗祠。而天一阁虽非传统意义上供奉祖辈牌位的宗祠，却在代代人的接力中成为一个心灵锚点，彰显着一族、一脉、一地的信念和使命。
明朝嘉靖年间，天一阁阁主范钦在去官还乡后，因爱书而藏书。在数百年的沧海桑田中，天一阁在范钦之后十三代子孙的守护下，历经战乱、灾害与时代变迁，保存至今，成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无疑，当后人谨遵祖训、倾注心血，天一阁早已成为范氏族人实质意义上的“宗祠”。
但是，天一阁并未因此而局限于一家趣味。1933年，天一阁遭遇台风，范家修缮资金窘促，宁波各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支持天一阁的修复与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一阁正式从私人藏书楼转变为“城市故宫”。
与天一阁一墙之隔的，是宁波近代另一世家大族——秦氏的家族支祠。在这座家祠的门厅，悬挂着“慈善为怀”的牌匾。从这块牌匾下，秦家走出了几代民族实业家，曾是上海滩九大钱业资本家族之一。
当钱庄业已退出历史，秦家的公益传统仍在延续：在天一阁负责人的共同推动下，秦秉年先生遵父亲秦康祥先生嘱托，向天一阁博物馆捐赠八千余件文物，其中包括24件国家一级文物，在此之前，宁波仅有国家一级文物11件。
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隅。仅2021年至2024年，天一阁博物院就先后接受了近600名热心人士及单位的慷慨捐赠，件件藏品，均见证着宁波人民回馈乡里、代代相传的图景。
类似的接力，也出现在宁波其他博物馆中。
2009年，宁波北仑区正在筹建一座港口专题博物馆的消息一路南下，传到了身在香港的郑介初耳中。郑介初曾在燕京大学就读新闻系，自青年时便热爱收藏邮票、文书、明信片等，是人们所熟知的邮品收藏家。
改革开放后，郑介初向宁波多座博物馆捐出大量藏品。在北仑区，郑介初刚完成手术不久，就投身到港口博物馆的筹建之中，并提供重要资料及藏品。郑介初的女儿郑玫回忆：“他常常说，你要知道，40岁以前你是为自己而活，40岁以后，你要想一想，要为你的国家和你的民族做一点什么？”
郑介初给出的答案是“搜集宁波文化遗存”“当一名宁波文化建设的马前卒”。在其主编的《宁波旧影》首发仪式上，郑介初曾言：“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悠久的历史文化更是我们城市牢固的根基，它会使宁波具有更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这个答案并非只属于郑介初一人。从范家、秦家、郑家到百家姓氏，传承文明的自觉并非一家之姓的偶然，而是一座城市的必然。
万众一志
“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说这话的是黄宗羲。1673年，他成为第一个登上天一阁的外姓人。
当时，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一方面解放了人们从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可工商业为社会繁荣作出的贡献，从而传承和转化了王阳明“异业同道”的内核，继续赋予不同阶层追求仁义的动力。在浙东实学的影响下，宁波催生出“从商行儒”的独特气质。
天一阁的破例，恰恰展示出范氏一族对“人人皆可为圣人”的认可与传扬，也反映出在这个家族心中，天一阁从来都属于天下。这样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公共博物馆的诞生。
清末，状元张謇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投身到实业中，以矫正当时儒生中“只说不做”的弊病。1903年，张謇受到日本博览会和博物馆的启发，极力向清政府主张效仿设立相关机构而未果。
和同一时期呼吁政府建立博物馆的康有为、梁启超不同，张謇没有陷入被动等待，而是再次践行“知行并进”的思想，“从他自己力量可以办得到的范围做起，做一个榜样”。而张謇建立的大生纱厂为他提供了物质基础，张謇自费建立起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希冀“觇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
在实学的照拂下，百年后的宁波人士依然保持着“初行于商，终成于文”的行事风格。
1997年，在鄞州区，宁波首座民办博物馆——宁波服装博物馆开幕，由宁波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筹建。如今，宁波79座正式备案的博物馆中，民办博物馆高达52座，占总数的65.8%，数量在全省各地级市中位列第一。当中企业办馆占多数。
宁波的民营博物馆除了数量多，更呈现出当地“精一之功”的哲学。
在宁波的北部，慈溪崇寿镇有着世界唯一一座打火机博物馆，博物馆的拥有者和运营者是宁波一家民营企业。该企业自30年前创立以来一直深耕打火机技术，为了攻克恒流阀技术，打破海外的垄断，这家企业不惜花费八年近亿元，最终推出全球首创的AS恒流阀打火机。
在多年钻研下，企业自身也成了所在行业的“博物馆”：一个小小打火机，拥有一千多项专利。这也成为他们与荷兰打火机博物馆基金会携手多年，并最终让世界打火机博物馆落户宁波的底气。
而在宁波的南部，东钱湖畔矗立着国内唯一一座艺术教育博物馆，由华茂集团创立。华茂创始人徐万茂原先出身四明山区里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在家境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然尽力为他请了六年私塾先生，临终前还不忘叮嘱他“不要忘记教育”。
因此，徐万茂从1971年开始了为期数十年的美育事业。到20世纪90年代，其旗下的“七色花”教学产品达到10亿元产值。进入21世纪后，华茂在宁波建立起多所学校，并建立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艺术空间。
除此以外，宁波的博物馆文化更与本地发达的制造业结合。2014年，宁波照明企业赛尔富结束了与外国家居品牌的代工合作，转向研发陈列展示照明系统，致力于“让博物馆用上好灯光”。经过多年的迭代，赛尔富成为国内首家同时获得“欧洲VDE TDAP实验室”资质与“美国UL CTDP实验室”资质的民营照明企业，先后为《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国家藏品提供“见光不见影”、智能化的照明系统，还原千年前的本色光彩。
可见，博物馆已经代替宗祠，成为宁波人共同的精神坐标。通过博物馆，“异业同道”的信仰跳出了一家一姓的藩篱，却又让宁波的千家万户联结起来，如同一家姓，分享共同的价值追求。
因此，在宁波，博物馆的意义也不再只是观“物”，更是观“象”，纵观文物线索呈现的万千气象，找到历史整体的诠释。
开馆于2009年的宁波帮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没有“镇馆之宝”。衡量展品的标准，不在于物品价值的贵贱，而在于其是否代表了宁波人的精神内核。
在这里，人们可以从一双布履，看见邵逸夫创业早年带着流动放映机四处奔走；从一张回乡证，看见“希望工程第一人”赵安中支持家乡教育事业；从许许多多的护照和行李箱，看见宁波各界人士穿梭于世界各地……通过这些展品，宏大的“宁波帮”叙事，落到外出、谋生、求学、经商等具体人生经验之中。
▲宁波帮博物馆“走向世界”展厅（宁波帮博物馆供图）
在宁波博物院学术研究部副主任陈茹看来，“宁波帮”人士的事迹有力反驳了西方学术的传统观点，证明中国也拥有现代企业家精神。“他们背后有强大的家国情怀作支撑，作为中国人要有所建树，在国际上为自己争一口气。”
宁波博物院希望进一步提炼这种精神特质。目前，宁波博物馆正在筹备展陈提升中，其中一个提升方向，是以宁波人的精神特质为线索串联展品。“宁波人哪怕是做极为冷门的事业，也会将生命最亮的部分和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发扬光大。它是一种信仰。”院长张亮形容。
院长张亮将其定义为“文商”：一种以社会责任为前提而非结果的商业伦理。他希望，这些过去的事迹，能够带来新时代的答案。“我们去表达宁波人如何解决各种问题、形成个性、进入下一阶段又遇到新问题的过程，是为了让今天生活的人找到坐标系。”
而这个坐标轴的方向，指向广袤大海。
▲宁波博物馆。（施贤能/摄）
千帆向海
走进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北仑史迹陈列展览，映入眼帘的是五千年前的一抹绿色。当时，海岸后退，形成濡湿的滨海平原。
渔民的船上生活，在不断下网、打捞中度过，“醒着”成为这片海濡之地的哲学。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醒着”的宁波船长。
当时因海盗猖獗，宁波向外国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轮”，这艘船承载的，是宁波人睁眼看世界的本能。“宝顺轮”船长张斯桂是旧时代的科举秀才，也是新时代的瞭望者。他曾言：“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振兴。”在敏锐洞察到时代变化后，张斯桂不拘一格，主动学习西方知识，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外交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使节之一。
进入和平年代，硝烟不再，但“醒着”依然是宁波人的本能，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宁波不仅通过货物与外界交流，更以文化与世界互动。
宁波博物馆曾举办“东方的起点”专题临展。展览宛如一座“港口”，汇集来自三十多座博物馆的精华展品，形成一股“文化汇流”。单霁翔前来参观时形容，展览的主题“东方的起点”“让‘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三大世界级线性文化遗产的文物第一次实现了‘同框’”。博物馆希望让人们可以以他者视角，重新从整体理解“何以为中国”。
▲学生们到博物馆了解传统文化。（张辉/摄）
“我们讲宁波力量的时候，前提是我们是中国力量的一部分。”张亮总结。因此，宁波始终将自身的角色置于中华民族的总体之中，将宁波视为中国看见世界的窗口、走向世界的跳板。
郑玫也是其中一员。作为第三代宁波商帮人士，她并未像祖辈一样终身经商，而是在事业、家庭稳定后，在四十岁时跟随自己从小的爱好，就读清华美院的艺术史论系。
这些自由生长的艺术志趣，在郑玫接过父亲郑介初的嘱托后，为她指明了路径。她以海外代表的身份，积极为中国港口博物馆、天一阁博物院等推动海内外交流与合作。郑玫感受到，这不仅是责任，更是父女间对博物馆、对宁波的感情传递。
“宁波与生俱来的历史，它是天生丽质的、有‘家产’的，它跟全中国连在一起，将各种优势集于一身。”郑玫表示，“当我们把这些‘家产’刷干净、整理清楚，并展示给世人，当城市名片建立起来，它的文化潜力是无限的。”
郑玫同时也是香港都会大学当代艺术专业的教授，在教育和艺术的交汇点上，她时时见证着文化给社会的震动。“当一个创作者或者策展人将事实和故事正面地呈现出来，总有知音会被当中的某一种细节触动，与自己的生命轨迹共振，激活内心的情感与记忆。”
宁波岷山学校的学生们，也在经历这样的悸动。他们走近祖辈曾经漂泊过的大海，看到的风景已然不同：通过博物馆，人们在海平面上看见“宁波帮”步履不停，在海平面下看见水下考古队打捞起清代商船的辉煌过往。
从2023年起，岷山学校在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协助下开设了“海濡之地”馆校合作课程。2024年，岷山学校与中国港口博物馆进一步合作成立教联体，也是浙江首个“文博+教育”教联体。
2026年，宁波北仑区开始试点探索“海濡半天实践”，在小学段，试点学校每周有半天时间为学生安排课外课程。在此基础上，岷山学校作为先行探索校，希望构建“半小时实践圈”，丰富学生们对在地文化的理解与实践。同时，学校的“馆校合作”对象，也从中国港口博物馆及其分馆，拓展到了水利、泵站等类型更丰富的场馆。
▲2026年6月，岷山学校学生在中国港口博物馆参加研学实践（受访者供图）
在这些不同场地、形式的课程中，学生们通过跨学科、项目化的学习实践，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何伟是岷山学校地方课程的教研组长。一次，他给学生们介绍了宁波古代制船工艺。课后，一位来自北仑新碶街道的学生利用周末，探访了当地造船厂的老工匠，并带回来了宁波“绿眉毛船”的工艺细节和模型，这下，何伟反而成了“学生”。
“建构这些课程的过程中，我们也在重新建构自己的认知。”校长沈佩峰感慨，“对这片土地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了解，而是有了真实的情感连接。”
因此，她与团队也坚信，这些地方课程绝非教育的“闲笔”。当师生基于真实情境解决真实问题，有关大海和宁波的一切，便不再是日常生活的背景板，而是知识与情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锚点。
“它不仅是一场在地文化学习，也是一场思政教育。”沈佩峰总结。
在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海洋”则是学校的主题课程之一。据滨海国际合作学校艺术老师李娜介绍，每一批新生开学时，这所学校都会从地理、历史、科技、经济命脉等不同角度介绍毗邻校园的宁波港，“让他们更加清晰地知道宁波港是如何联通着整个世界，助力他们树立‘从这里走向世界’的信心”。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博物馆是重要的教学资源之一。学生在博物馆中理解海洋的哲学与美学，又把这些理解转化为表达与实践。
宁波世代的“知行合一”，仍然贯穿其中，不断循环。
“藏古今”和“通天下”的碰撞，让新一代宁波人比任何时候都怀揣着更多的自信和更广的视野，成为自然流露的城市性格。
一次，郑玫带领一群外国学生团参观宁波保国寺，路上，其中一部分学生落在了队伍后方。当郑玫和其他老师找到他们时，才发现原来是他们与一群前来研学的宁波二年级学生不期而遇。此时，他们正在相互交换零食，热情交流。
有同行的老师为外国学生没能参观保国寺而可惜。“我说没关系的，保国寺永远在，但与真正的宁波人交流的机会难能可贵。”郑玫解释，“这些二年级小学生，每个人都体现出宁波这座城市的礼貌、热诚、士气。他们表现出来的素质，跟宁波的文化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当这群宁波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又将去往何方呢？目的地的坐标，早已在他们心中扎根生长。
穿越千年，向美而生：
越窑青瓷的古与今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赖倩童
编者按：
端起越窑青瓷细看，能慢慢地摩挲出宁波城市文化精神的广博和丰富，透古通今的细腻胎质，穿越千年的青翠秘色，承载当初迎着巨浪驶向异邦的敢为人先、崇德向善，也诉说着器物文化的一脉相承，从古传承至今的极致追求。
▲“千峰翠色——施珍越窑青瓷作品横琴邀请展”。（受访者供图）
电视剧《太平年》里，一句“一只秘色瓷瓶，可买下三百亩土地”的台词，便把观众的目光一下聚焦在青瓷上，当中提及的秘色瓷，代表着古代青瓷的高水平。
五代十国时期，明州（即宁波）是越窑青瓷的核心产区，更是吴越国设置官方瓷窑务、烧制贡瓷的核心区域。如今，宁波仍有一片越窑青瓷的匠艺天地，穿越千年，延续至今。
一把厚重的窑火始烧于东汉，已烧造近千年。从原始瓷演变为成熟青瓷的过程，就是在慈溪上林湖一带的龙窑里完成的，这也是后人把越窑青瓷称作“母亲瓷”的原因。作为文化符号，越窑青瓷深深刻在宁波慈溪的血脉里。烧造技艺曾经失传近千年，但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制瓷匠人不但复原了烧制技艺，还让其成为慈溪随处可见的城市名片，并以不同姿态走出国门。
古人用泥巴和窑火制出的青瓷，后于唐宋时期被请上轮船，青瓷既作压舱也是商品，驶向海上丝绸之路。历经波涛，经宁波港流转输出世界的岂止青瓷，还有佛寺的建筑工艺、石刻技术，宗教和茶道相关的文化内容，“红帮裁缝”先驱们的西服技术。这些来自城市的匠心匠艺，从小小的青瓷中便能觉察。泥土、火焰、流动，越窑青瓷和自然息息相关，它承载着厚重深沉的历史感，也带动出张扬轻巧的创造力。
时至今日，宁波拥有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全国最多的。作为连续8年蝉联“单项冠军第一城”的城市，宁波专注地把某一个产品做到极致，正是依托着城市属性里的匠人与匠艺。
走在宁波街头，城市里的绿意像极了越窑青瓷的通透润泽。这一抹青碧，是每个手艺工匠躬身力行的探索和坚持，也是整座城市的器物精神和人文美学。
自然而然
白洋村在郁郁葱葱的山脚之下，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栽种果树，饲养公鸡。自幼与自然做伴的施珍，在村里盖了一座三层高的越窑青瓷艺术馆，旁边是上越陶艺研究所，用于研发制作青瓷。几口电窑还没开始运作，旁边正是忙于修坯的师傅，眼乖手疾，反复打磨。待客室内的墙面上，有序摆放着那些清雅俊秀的青瓷作品，茶具、食具、文房用品，应有尽有。
瓷器的绿之外还有绿，望着窗外的山野村庄，施珍说，“今年果树花开得特别多”。
施珍是土生土长的余姚人，童年在慈溪的外婆家生活。生长在陶瓷世家，她的三爷爷施于人教授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姑父徐朝兴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除了耳濡目染，施珍回忆孩提时光时，直言“在慈溪更接近大自然”也有一份功劳。所以看到施珍在2011年创作的《上林随想》也就不足为奇。“上林湖是所有学习陶瓷艺术的人都应该来致敬的地方，它是我们心中的一片圣湖。”施珍说。她每年都从上林湖的变化中获得灵感，还曾花一年时间采集碎瓷，难怪她说这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作品。
已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上林湖越窑遗址，共发现近200处窑址，是我国规模最大、持续烧制时间最长的古代窑址，也是“母亲瓷”的发源地。
同样曾在上林湖畔淘瓷片、捡泥料的，还有另一位传承人孙威。生于龙泉陶瓷世家的他，仍记得20岁时第一次跟着父亲孙迈华到上林湖的情景。
孙威回忆，“满湖的碎片，那堆积的厚度，太震撼了”。那年刚上大学，他能清晰记得是2001年8月18日早上的七八点，公交车在窄窄的土路上行走，他们一路颠簸着去往上林湖。当年，正值慈溪市提出全力支持恢复上林湖越窑青瓷生产，并连续出台了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父亲孙迈华是政府首位引进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希望重燃窑火。父子俩携同七位工匠，带着窑炉、辘轳车等各种瓷艺生产工具前来，几乎每天都在上林湖，不断进行瓷土采集、碎片分析，并寻找与瓷土相配的瓷釉配方。“我把不同区域的泥料、釉料都拿回去逐一以不同配比和温度做实验，什么土能烧成怎么样，哪个窑址在哪个时间轴里有什么特色原料……我都一清二楚。连博物馆来咨询上林湖里的制瓷原料，我都能大差不差地告诉他们什么样的泥料在哪个山坳。”孙威说。
孙氏父子在慈溪匡堰镇创立了“上林瓷苑”，这里既是青瓷生产车间，也是青瓷美学展示空间，更是父子二人从龙泉迁址慈溪后开拓的一片艺术飞地。沏一壶古树茶，孙威轻啜一口感慨道：“我和窗外这棵樟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原来它只有三四十公分，现在都有五六十（公分）了。”曾是体育特长生的孙威，没想过自己会为了烧窑而废寝忘食，也没想过能静下心日复一日地拉坯修坯。说起对陶瓷的最初回忆，孙威的思绪飘回两三岁时，那是父亲效力过的国营龙泉瓷厂，厂门口有水碓，瓷土随着“啪哒啪哒”的声响在转动，一刻不歇。
上林湖曾终日炉火不断，创新出釉封匣钵的烧制方法，从原始瓷往青瓷过渡的重要变化，便是在慈溪的窑火中诞生。古人以泥巴和窑火，遵循着自然的材质，用双手制作出气韵独特的青瓷。时至今日，青瓷手艺传承人仍与土和火打着交道，他们因自然而来，把泥巴和窑火糅合成一种生活方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施珍形容青瓷是含蓄的、低调的，又是创造的、有智慧的，就像在宁波生长和生活的人们。她那套获得不少赞誉的“吉祥鸟”系列作品，是提取了上林湖唐代后司岙出土的秘色瓷碎片上的吉祥鸟纹样，把其立体化创作而成的。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小时候的施珍在慈溪外婆家，曾圈养照顾一只受了伤的山野麻雀，痊愈后飞走了的鸟，又飞回来了。
越窑青瓷是自然的，既源自大自然，也是天性使然，是历史进程里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每件器物的背后都有一片精神领地，这大抵是比匠艺精神维度更高的呈现，器物不仅仅为了实用，更是自觉为之，其乐无穷。在人与器物、器物与城市、城市与人之间，舒展出一块有容乃大的泥坯。
▲孙迈华在龙泉进行龙窑装窑工作。（受访者供图）
中外交汇
2017年12月正式开放的上林湖越窑博物馆，就在距慈溪上林湖的不远处，行内人更乐意把上林湖称作“露天青瓷博物馆”，因为这里不但是越窑青瓷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从晚唐到宋初，上林湖越窑青瓷进入鼎盛时代，成为当年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与邢窑白瓷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古代的“成就”并非偶然。这里除了有优质的瓷土资源、大量的烧瓷燃料之外，还邻近唐代时期重要的贸易港口——明州港，也就是如今的宁波港。
历史上，宁波曾被称为“明州”，独特的地理条件，便利的水陆交通，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上林湖越窑博物馆内，还原了被挖掘出的宋代沉船的商贸场景——青瓷碗盘用麻绳一捆捆整齐叠放，既作压舱稳定船身，也是用以外销的商品；海商在交流易物，工人在打包摆放。来参观的人驻足细看模拟情景，由衷地佩服明州商团的胆识。
早在一千年以前，海上丝绸之路的远航之旅，正是在宁波港由这群中国最具冒险和开放精神的明州商团（最早的“宁波帮”）所开启。这艘商船北上日本、高丽，南下东南亚、印度洋，迎着巨浪前进。不可否认的是，海商做贸易的初心和渔利有关，但被越窑瓷器稳稳压舱托底的这艘大船，也让中国的文明随之输出并流转至异邦，影响深远。
越窑青瓷见证了经海上丝绸之路而实现的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与日韩两国的交流。孙迈华还记得，2006年协助举办了一个与瓷器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当时除了邀请国内的陶瓷大师，还有来自日韩的陶艺家。“他们跑到我家里来，看着我家的青瓷，说要论资排辈的话，中国青瓷是爷爷辈，韩国高丽青瓷和日本青瓷都是后辈。”孙迈华所言非虚。据有关志书记载，从唐朝中后期起，以上林湖为起点，许多精美的青瓷和丝绸一起输送到海外。与此同时，为满足当时大量的消费需求，韩国也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便有了高丽王朝最具代表性的高丽瓷。
关注海丝文化研究的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黄文杰说道：“茶文化与瓷器是息息相关的，茶具的推陈出新成为茶文化发展的另一条绚丽线条；而且茶叶性洁净、味清淡，又与禅宗文化结合得非常深刻。”同时，从始建于西晋初期的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的历史里，能窥探到中日两国在宁波佛教建筑上的文化交流。曾策划《木石漂海》展览的宁波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徐学敏说道：“南宋时期这两座佛教建筑都被列入古籍《五山十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很多僧侣都聚集在此。当寺庙需要修缮时，日本僧侣都会主动自愿捐赠木材。”
位于日本奈良的东大寺，在199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无独有偶，它的营造历史与中国南宋时期南方地区的工匠陈和卿、伊行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据史料记载，日本治承四年（1180年），东大寺因战火被严重毁坏。主持重建的日僧重源奏请天皇后从中国邀请了陈和卿等7位工匠到日本参与修复东大寺。在修复过程中，从大铜佛到大佛殿，工匠们以让人称奇的手艺，完成了这项艰苦卓绝的工程。其中，还专门从宁波采购了梅园石，由从明州应邀赴日的石匠伊行末将其雕刻成东大寺中门门前一对石狮子。徐学敏补充道，“伊行末后来定居日本博多，形成了以伊氏为核心的石作流派，甚至影响了日本后世的雕刻技术”。
日本僧人到中国求法，中国僧人到日本弘法，在海上东渡西来之间，宁波把佛寺的样式、佛教的礼仪等一一输出。徐学敏说：“除此之外，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文化都在建筑场所中有所体现。”
无独有偶，早在公元7至9世纪，越窑青瓷亦曾经印度洋航线直达狮子国（古斯里兰卡），这不仅开启了商品贸易，更将东方的工艺和审美文化远播南亚。来自斯里兰卡的海关及媒体主任Chandana Punchihewa表示：“考古工作者曾在斯里兰卡的千年港市曼泰遗址，出土了大量唐代越窑青瓷残片与完整瓷器。”这恰是中斯早期贸易往来最鲜活的实物佐证。
时至今日，“海上丝绸之路”仍是文明互鉴的指代，在宁波有了更多新的在场方式。施珍带着越窑青瓷，曾前往法国鲁昂举办展览、开设讲座；2026年6月，还去德国亚琛的库芬博物馆展出作品。昔日中国青瓷出海入斯 ，今朝斯里兰卡器物入华，呈现了宁波智造新样貌，就在2026年7月举行的“遇·鉴”文明交流互鉴活动——中国宁波对话斯里兰卡科伦坡，两地相互交流、合作共赢；还有众多小家电制造业企业，使宁波成为拥有上百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冠军之城”，优质创新的产品出口至世界各地。
小小的瓷器成了文明使者，在逐水而居、因港而兴的宁波牵引着文化的流动。耸立于三江，宁波有着中外交汇与生俱来的便利，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这里开始碰撞，继而融汇，便形成了这座城市的文明底色。
千锤百炼
2019年，慈溪将“秘色瓷都智造慈溪”作为城市形象宣传口号，让更多人知晓并对秘色瓷产生了好奇和兴趣。而在16年前，业务蒸蒸日上的沈燕荣，更早就留意到“秘色瓷”。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秘色瓷文物共14件，上千年来只出现在文人墨客笔下的“谜团”首次被揭开。被描绘成“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其中的“秘”字指向珍稀之意，仅为五代时期吴越王朝钱氏的御用贡品，民间不可用，更是华容难睹。
在慈溪土生土长的沈燕荣，重新点燃了对家乡的好奇心。于是，沈燕荣一边开广告公司，一边筹建龙腾越窑青瓷研究所，开始收藏老瓷片和老器皿，研究泥料和釉色，一点点地烧，一点点地把颜色“做正”，也同时拾起了画国画这个童年爱好。温婉的外表下，是沈燕荣坚定的内在，说干就干，她马上报考中国美术学院国画专业研究生深造，并在导师的引领下，第一次尝试在景德镇的青花瓷上画画。
“原来土与火的艺术之外，还能用画作去对撞。”沈燕荣开始把画和越窑青瓷结合创新，并且当成自己毕生的追求。专注于复原秘色瓷，她直言和丈夫、弟弟一起刻苦钻研了十几年，对于釉料和胎体有独门的一套，她说，“就连法门寺的文创部也有主动联系我们”。
孙迈华则认为秘色瓷“实际就是越窑烧造的釉色纯正、造型规整的精品青瓷”，并不神秘，但他对古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给予认同，解释道：“越窑的工匠创新出‘釉封匣钵’的烧制方法去处理秘色瓷，这就意味着匣钵变成一次性，需要打破了才能取出瓷器。这个方法能均匀地控制升温的过程，同时保温降温时也能慢慢来。烧制的创新发明，巩固了越窑青瓷为母亲瓷之历史地位。”
正如沈燕荣所说，是“先民的勤劳刻苦，刻进了宁波人的基因里”。也如孙氏父子的经验总结：“传统手工艺都可以通过六个字去传承锤炼、精益求精，那就是‘模仿、改进、创造’。”这是来自宁波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后，用智慧勾画出属于他们的工艺宇宙。
同样的精益求精体现在了城市独特“红帮文化”发展而成的服装企业。比如在全国商场都能逛到的雅戈尔，正是从宁波走向全国的本土服装品牌企业。雅戈尔深刻理解并传承着“红帮文化”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始终将产品质量放在首位。从面料选择、裁剪要求、缝制工艺等等，都力求能做到最好。如今已是“中国企业500强”之一的雅戈尔，依然不忘46年前那一丝不苟的一针一线，也直言深受宁波诚信、务实、敢闯敢拼、眼界开阔的营商氛围影响。
从历史溯源，7000年前河姆渡“稻作文明”孕育了宁波先民勤劳刻苦、诚实宽厚的性格。他们与自然之物打着交道，从手作工匠到器物精神，步履不停地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同时，向海而生的宁波人，在“海上丝绸之路”迎难而进，彼此之间有风雨同舟的互助精神，对外交流时有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古时候的越窑青瓷和其所蕴含的匠人精神，是宁波迈出世界的第一张名片；千年以后，宁波的制造业与其中的匠艺世界，成为了中国递向世界的新名片。
以匠心穿越千年的越窑青瓷，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流动里，不疾不徐，自有节拍。来自伊朗，曾在宁波生活多年的Nikan，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回忆在宁波博物院初见“唐越窑荷叶盏托”时的惊艳：“这是手得多细才能做出的精美！”Nikan也曾尝试拉坯制瓷，由衷感慨：“瓷器的制作要慢工才出细活，但又不能太慢。”说完后补充道，这大概是要做出一件好东西的节奏吧。
端起越窑青瓷细看，能慢慢地摩挲出宁波城市文化精神的广博和丰富，透古通今的细腻胎质，穿越千年的青翠秘色，承载当初迎着巨浪驶向异邦的敢为人先、崇德向善，也诉说着器物文化的一脉相承，从古传承至今的极致追求、向美而行。
来源丨南方周末、宁波发布
编辑、一审丨张璐 二审丨王昱啸 三审丨刘姗
责编丨沈焰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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