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热得反常，热到新闻里都在反复讨论。白天，空气里裹着厚重的湿气，有时连呼吸都觉得费力；到了夜里，床单黏在皮肤上，像一层薄薄的裹尸布，让人做起奇怪的梦来。人们尽量维持着正常的生活节奏，大多数时候也确实做到了——但当你看到他们出门办事、匆匆赶路时脸上的表情，就会明白，他们心里都在想：这日子没法过了，真想找个地方冬眠，躲过最难熬的这段时光。
就在那个湿热的白天和难眠的夜晚交织的夏天，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孩，搬进了街尾那栋棕色房子。她来得很突然，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那天，一辆蓝色的车缓缓驶上街道，开得很慢，慢到让人怀疑司机也不确定该停在哪里。车终于开到棕色房子前，却差点直接开过去——直到老迪基太太猛地推开前门，用力挥手，车子才急急刹住。老迪基太太一定一直在窗帘后面看着。
女孩和司机下了车，开始搬东西。老迪基太太先回了屋，又出来递给司机一样东西。我看见司机朝她点了点头，然后拎着女孩的行李——两只不太搭配的行李箱，外加一个红色的小行李袋——进了屋。老迪基太太扶着门，女孩站在外面等着，背包紧紧抱在胸前。
司机走后，老迪基太太和女孩面对面站着，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老迪基太太笑了。女孩也回了一个微笑，但隔着那么远的距离，我实在看不出那笑容是不是真心的。接着，女孩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她主动向老迪基太太伸出手，握了握。奇怪的不是握手本身，而是——是女孩先伸出的手。
老迪基太太招呼她进了屋，关上了门。我坐在自家门廊的摇椅里，看着这一切，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融进了椅子里，一边试图骗自己相信有风，一边其实什么风都没有。那个夏天，我已经在摇椅里坐了很久。我常常一个人，也没太多别的事可做。但在那里，我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喝柠檬水，嚼冰块。那种感觉让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缺。
我又在摇椅里坐了一个小时，女孩没有再出来。后来，母亲喊我进屋吃晚饭。我大概是睡着了一会儿，因为我根本没看到她回来。即便到了那个时间点，天还是热得让人吃不下东西。可我知道自己该吃，毕竟母亲辛苦做了饭。她像往常一样，心思似乎全在别的事情上，不在我身上。我对自己说：如果她能从盘子里抬起头来，或者把目光从厨房那台旧电视上移开，哪怕只问我一个问题——随便什么问题——我就把她盛给我的饭全吃光。我数了整整十分钟，墙上的钟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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