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长和在港交所发布了一则重磅公告，正式依据双边投资保护条约，向巴拿马政府发起15亿美元（约合117亿港币）的国际投资仲裁。
至此，长和已经在针对巴拿马的司法博弈中，打出了第二张底牌。
那么，巴拿马为何要强行接管长和的港口资产？又是什么原因让长和决定“拼死一战”？
时间回到1997年，长和与巴拿马政府签署了一份特许经营合同，获得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运营权。
这期间，长和集团拿出了大笔投资，港口建设的也很好，巴拿马方面也没有什么异议。
2021年时，双方再次续约，运营权延续到2047年， 原本以为，双方的友好合作又能延续二十多年，可没想到，意外很快就出现了。
2026年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突然作出裁决，直接宣布这份港口经营合同“违宪”，接踵而至的是，巴拿马政府在随后的2月采取了暴力接管，政府人员强行进入两座港口，迫使长和的运营团队退出，并全面扣押所有设备、资料，把控公司的正常运营秩序。
一夜之间，长和多年的港口经营彻底崩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行动几乎没有任何协商过程。
长和尝试通过巴拿马国内法律途径发起上诉，但所有努力均被挡回，司法救济大门完全被关闭，合同被废、资产被没收，长和苦心经营的布局因此顷刻瓦解。
那么巴拿马为何要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中企又该如何反击？
在国际商业规则中，商业合同视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而长和针对巴拿马的暴力接管，自然不愿坐以待毙。
意识到巴拿马国内司法途径毫无可能实现公平裁决后，长和开始采取更为坚定和持久的“双轨仲裁”策略。
这不仅代表企业为捍卫权益的不懈努力，也成为国际投资争端中领先的先例之一。
首先，是针对商业条款违约的商事仲裁，早在2026年3月，长和公司旗下的巴拿马子公司就向国际商会提起商事仲裁，明确指出港口特许经营合同的条款被严重破坏，要求对方赔偿因合同违约形成的损失。
这次仲裁主要依据的是《纽约公约》，如果胜诉，长和可以通过这套国际商事框架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赔偿执行。
随后，长和在2026年8月单独发起了第二次仲裁，这次仲裁不再仅仅诉诸商法，而是援引《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依据国际投资法框架，借助《华盛顿公约》的仲裁体系展开。
这场仲裁主要围绕“主权国家是否非法征用外资资产、不公正对待投资者”等关键法律问题展开，赔偿额度也提升至15亿美元。
为什么采取“双轨策略”？长和精心设计的这一组合拳有着明确的优势和目标：
一方面，两个仲裁体系各有侧重，商事仲裁看重合同条款履行的合法性，投资仲裁则是以外资保护为核心聚焦国家责任，能够形成相辅相成的两层举证逻辑。
另一方面，两案赔偿可以叠加计算，针对商事和国家行为的不同结果分别追责，进一步扩大法律压力。
另外投资仲裁具备全球执行效力，无需局限于巴拿马司法系统，可以跨国申请强制扣押巴拿马的海外资产。
那么在长和的双重仲裁下，是否会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
早在2025年，长和就计划以228亿美元的总价，出售43个海外港口资产，其中就包括巴拿马的那两座，而交易买家是由贝莱德牵头的美国资本财团。
说白了，这笔交易就是希望通过购买关键资产的方式，降低中国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
计划却未能如愿落地，这一交易被相关部门及时叫停。
而眼看中国没有上当，背后的操盘者也索性不装了，2026年，巴拿马在美国压力下被迫“亮剑”。
从一纸违宪裁决到直接接管港口，所有行动似乎都透露着大国博弈的影子。
作为地缘政治风暴中心的“牺牲品”，长和的港口问题变得不仅仅是商业争端，而更像是一场国际权力格局博弈的缩影。
这样的局面于巴拿马来说，真的能获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巴拿马得罪了外资带来的经济反噬显而易见：
中资企业中止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基建项目，暂停进一步海外合作。世界船运巨头调整航线，200艘船舶退出巴拿马商船队，带来巨大财政空缺。两大港口因船东撤旗而陷入运营停滞危机。
当一个国家为了短期政治收益去牺牲长期经济利益和国际信誉，造成的后果将远比想象中更为严重。
索赔15亿美元背后的意义不仅是金钱，更加深远的是对此类问题的国际判例塑造，长和的双轨仲裁无疑为全球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警示：
面对主权国家可能的干预行为，企业不仅可以选择自我保护，还有机会借助国际法律体系进行反击。
对于巴拿马而言，这不光是一次经济上的冒险，也是对本国国际形象的一次重锤， 而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恐怕远远不止这些经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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