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民回忆，当年鬼子头目追赶一对母女，最后被埋到了那边麦地里

一村民回忆，当年鬼子头目追赶一对母女，最后被埋到了那边麦地里

史料札记：《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三卷收录口述记录：“民国三十一年五月，日伪军千余人‘扫荡’深泽、束鹿交界地带，白庄一农妇携女奔逃，遭日军小队长追击，母女躲入麦田深处，后为我民兵掩藏，敌搜寻未果。数日后敌复至，村民以土枪伏击，将其击毙于麦地，就地掩埋。”口述人：赵老拴，时年七岁，白庄人。记录时间：一九八三年春。原稿存河北省档案馆，编号：冀档文史口述0517号。

一、白庄，一九四二年春末

那片麦子地还在。

白庄上了岁数的人，你问起来，他们会朝东南方向努一努嘴。过了村南那座石桥，走上一里地光景，右手边是一块不规整的台地。麦子长得好的年份，穗子齐齐地能到人腰间。那地土是沙壤土，颜色浅黄，攥在手里头沙沙地散。老人们说，那地里有故事。

赵老拴的记忆，就是从那块麦地开始的。他那时虚岁七岁，浑身上下黑瘦，跟地里头的泥鳅一样。家里头三间土坯房，屋顶苫着发了黑的麦草，一到下雨，炕上摆三个瓦盆接水。他爹在石家庄给人扛活，一年到头回不来一趟。他娘拉扯着他和两个姐姐，大姐十一，二姐九岁。家里养着一只芦花鸡，隔天能捡一个蛋，攒够十个，拿到束鹿县城集上去换盐巴。

那天早上赵老拴被尿憋醒了。他从炕上溜下来，光着脚跑到墙根底下撒尿。天还蒙蒙亮，东边天上有几道灰白的光，像谁家用旧了的抹布。他正撒尿，听见村东头传来当当当的敲锣声。

那锣声他认得。白庄的村东口有棵老槐树，树下挂着块铁板，平时村里有急事，保长就敲那铁板。可那天敲的不是铁板，是铜锣，而且敲得又急又乱，像是有狼追着敲锣人的脚后跟。

赵老拴的娘已经从屋里冲出来了，脸色白得像窗户纸。她一手拽住赵老拴，一手掀起门帘喊两个闺女。大姐二姐鞋都没穿利索，就从炕上翻了下来。娘说：走，往麦子地里跑。赵老拴那时候还小，不知道跑什么，但他娘的语气让他浑身汗毛立了起来。后来他才知道，那天鬼子来了。

白庄在冀中平原上，属束鹿县。那一年是民国三十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在华北搞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冀中一带正赶上最艰难的日子。老百姓后来把那段时间叫“五一扫荡”。岗村宁次坐镇，日伪军几万人在这片平原上拉网，从北边的拒马河一直推到南边的滹沱河。村子是棋盘上的一个点，说没就没。

赵老拴他娘，一个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她不懂那些大道理，也不晓得什么治安强化运动。她只知道，日本兵一来，年轻女人最遭殃。她拼命把两个闺女往地里赶。大闺女已经十一了，放在那个时候，已经能看出大姑娘的模样了。赵老拴他娘扯了一块蓝布头，把大闺女的头发包上，又抓了一把锅灰，抹在孩子脸上。锅灰是冷的，大姐被抹得一激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掉下来。

三个人从后墙翻出去，猫着腰往村南跑。赵老拴他娘回头看了一眼，村里的狗开始叫了，此起彼伏，然后突然有几声枪响，狗叫声就稀了下去。赵老拴不跑了，他站在原地，腿肚子发抖。他娘回手给了他一巴掌，压着嗓子喊：跑，别回头。

那一巴掌不重，但让赵老拴回过神来了。他跟着娘和两个姐姐，跌跌撞撞地跑进了那片麦地。那时候麦子已经有半人高了，绿中泛着黄，清晨的露水打湿了裤腿。人钻进麦垄，外面就看不见了。娘把孩子们按倒，用麦秆遮住，自己也伏下身子。赵老拴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有只兔子在胸口乱撞。他能闻见泥土混着麦叶的气味，那股子青涩的、带着水气的味道。

多年以后他一闭上眼睛，还能回到那个早晨。麦子叶上挂着露珠，有一颗落在他鼻尖上，凉丝丝的。他不敢伸手去擦，就那么让露水顺着鼻梁滑下来，钻进嘴里，有点咸。那天的露水，怎么会咸呢？他后来想，可能自己当时哭了，鼻涕眼泪混在一起，被露水带进了嘴里。

远处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是皮鞋踩在田埂上的声音。鬼子的皮鞋底子硬，走路带着响声，老远就能听见。赵老拴透过麦秆的缝隙往外看，看见几个穿黄军装的人从石桥那边过来。他们端着枪，枪上插着刺刀，刀刃在晨光里闪着冷白色的光。那些人走进麦地，刺刀往麦丛里乱捅。赵老拴看见那把刺刀就在离他不到两丈远的地方，挑起了几株麦子，泥土从根须上抖落，撒了一地。

他娘一把捂住他的嘴。赵老拴觉得那手心里全是汗，潮湿滚烫，堵得他喘不过气。娘的另外一只手紧紧压着大闺女的背，把她的脸按进泥土里。大闺女没有挣扎，她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兽，一动不动地缩在母亲身下。二姐趴在赵老拴旁边，浑身抖得像筛糠，眼泪在脸上冲出两道白印，但她咬着嘴唇，没出声。

几个日本兵在麦地里搜了一阵，没有发现什么，往村西去了。脚步声远了，麦地又安静下来，只有风吹过麦穗发出沙沙的响。赵老拴他娘没有动，她趴在那里，像一块石头，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赵老拴记得，那时候有一只小蚂蚱蹦到了他娘的手背上，青绿色的，两根触须来回晃动。他娘没有去赶它，就那么由着它趴着。那是他第一次觉得，时间过得那么慢。

他们在地里躲了一天。太阳升起来，把麦地晒得热烘烘的。赵老拴的肚子咕咕叫，嗓子里干得冒烟。他娘从麦垄里揪了几穗还没熟透的麦子，用手搓了搓，把青麦粒塞进孩子们嘴里。青麦粒嚼起来有点甜，带着浆水。那点甜味，支撑着他熬过了那个白天。

黄昏时候，村里传来了消息，说鬼子走了。他们才从麦地里爬出来。赵老拴的腿麻了，站都站不直，他娘搀着他走了好久，腿才恢复知觉。回到村里，一股焦糊味扑鼻而来。好几家的房子被点着了，还在冒着烟。打谷场上有血迹，黑红黑红的，已经招了苍蝇。保长家的儿媳妇不见了，人们说让鬼子给抓走了。保长蹲在墙根底下，抽着旱烟，一句话也不说，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地面。

那天晚上，白庄没有人能睡着。全村的狗都没了动静，夜安静得吓人。赵老拴躺在他娘的怀里，听他娘低声说：那些天杀的，迟早要遭报应。

他没有想到，不到半个月之后，那个追进麦地的鬼子头目，就真的遭了报应。而且，就埋在那块麦地里。

那块地，从此在他的记忆里生了根。

二、什么叫“扫荡”

要讲清楚那半个月里发生的事，得先说说一九四二年冀中的“扫荡”到底是什么。

冀中平原，一马平川，没有山林可以藏人。这里是华北的粮仓，棉花、小麦长得好，人口稠密，村庄一个挨一个。更关键的是，这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重要根据地。吕正操的冀中军区就驻扎在这片平原上，和老百姓建立了很深的关系。老百姓给他们送粮、做军鞋、掩护伤员。鬼子把冀中视为心腹大患，铁了心要“剿灭”。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集中了四万一千余人的兵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扫荡”。这就是后来被写进历史书里的“五一大扫荡”。日伪军在方圆几百里的地面上铺开一张大网，从四面八方合围，层层推进，村村设卡，沟壕纵横，碉堡林立。他们推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八路军主力被迫转移，留在地方的干部和民兵转入地下，坚持游击斗争。

白庄这一带，正处在日军合围圈的内线。束鹿县县城很早就有日军的据点，周边几个大村子也安了炮楼。白庄因为离公路稍远，一直是个半隐蔽的抗日堡垒村。村里有地下党支部，有民兵小队，有几杆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土枪，还有几颗手榴弹藏在村西头破庙的菩萨座底下。村里妇女会组织做军鞋，识字班在夜里偷偷上课，教孩子们认字。赵老拴那时候还不懂事，但他记得有一回夜里，他家来了几个当兵的，穿着老百姓的衣裳，说话带着山西口音。他娘给那些人烙了几张杂面饼，还煮了一锅红薯稀饭。那些人走的时候，把一个布包塞给他娘，嘱咐藏好。那布包里是什么，赵老拴后来问过他娘。他娘说，是“印把子”。他听不懂，只知道那个布包被塞进了炕洞里，外面用灰堵上。

这样的村子，鬼子怎么会放过。

五月下旬，日伪军一个大队从束鹿县城出发，沿着乡道向南推进，沿途清剿各个村庄。他们这次学聪明了，不再大摇大摆地进村，而是先在村外设卡，封锁路口，然后派小股部队摸进村里。他们还带着几个伪军汉奸，这些人熟悉本地情况，知道哪个村有“通八路”的嫌疑。

白庄的头一劫，就是前文说的那次。鬼子搜了一天，没有抓到八路军，但把村子折腾得不轻。抓走了几个人，烧了几间房，抢了粮食和家畜。那个被带走的保长家儿媳妇，后来被送到了县城的炮楼里，半个月后放了出来，人已经不成样子了，整天缩在墙角，见人就哆嗦。再后来，她喝了卤水，没救过来。白庄的人们一提起这事，就咬着牙骂：这些狗娘养的。

那次搜过之后，鬼子并不放心。他们觉得这个村子里有“抗日分子”，只是藏得深。于是没过多少日子，他们又来了。这一回来的更多，一个中队的鬼子加上一百多伪军，把白庄整个围了起来。他们先是在村东的场院上架起机枪，把全村男女老少都赶到场上，然后逼着人们交出八路军和村干部。保长被拉出来，跪在地上，一个留着仁丹胡的鬼子军官用军刀拍着他的脸，叽哩哇啦地吼。翻译在边上翻：太君说，你们村通八路，是谁的主意？说出来，皇军不杀。

保长五十来岁，佝偻着身子，脸上是长年风吹日晒留下的黑红。他的旱烟袋还别在腰上，没来得及收。他低着头，不说话。鬼子军官又吼了几句，翻译说：皇军说，你再不说，就毙了你。保长这才抬起头，眼睛扫了一圈全场的人，最后落在他自己家的方向。他家的屋顶还能看见烟囱。他咽了口唾沫，说：太君，这村里都是良民，没有八路。

鬼子不信。他们开始从人群里往外挑人。先用刺刀挑开男人们的衣襟，看肩膀上有没有扛枪留下的痕迹。然后又看女人们的手，看有没有做军鞋磨出的老茧。一个老头被推出来，让他走正步。老头六十多了，腿脚不便，走了两步就跌倒了。鬼子哈哈大笑，用枪托砸他的背。老头在地上爬，爬了没几下，被一刺刀扎在腿上。血喷出来，把黄土地染红了一片。赵老拴缩在他娘身后，只露出半只眼睛。他看到那血在阳光下是鲜红色的，比过年杀猪的血还要亮。他胃里一阵翻腾，差点吐出来。

人群里有人小声哭，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嘶哑着嗓子喊：老五啊。那是老头的媳妇。她想冲出来，被旁边的人拽住了。老头躺在地上，腿上的血不停地流，人还活着，眼睛翻着，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赵老拴后来听人说，那老头叫刘老五，平时在村东头编筐卖，手特别巧，编的柳条筐能装水。他被鬼子扎了一刺刀，后来被抬回家，伤口化了脓，没熬过那个夏天。

鬼子在村里又搜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但这次，他们发现了村西头破庙里的一些线索。有人在菩萨像前烧过纸，那些纸灰还很新鲜。鬼子的军犬在庙门口嗅了嗅，然后一路往村南跑，跑到那块麦地边上，狂叫不止。

鬼子头目，是个小队长，姓山田。这个人四十来岁，个子矮壮，留着一撮仁丹胡，走路的时候习惯性地把军刀拖在地上。他跟着军犬走到麦地边，眯起眼睛往地里看。那时候麦子已经快黄了，麦穗沉甸甸地低着头。风吹过来，麦浪起伏，像一片金色的海。山田站在地头，突然拔出军刀，朝麦丛里劈了几下。几根麦穗被齐齐斩断，飘落在地。他转过身，对跟在身后的伪军和鬼子兵说了句什么。翻译对村民们喊：太君说，这地里有暗道，你们要是不交出来，就把这地翻个底朝天。

村民们没说话。赵老拴他娘把赵老拴往怀里搂了搂。赵老拴能感觉到他娘的手臂在发抖，但她的脸色很平静，像深秋的井水。

山田没有真的去翻那块地。他带着人回村，杀了几头猪，抓了几十只鸡，在村公所里大吃了一顿。天黑之后，他派了三个鬼子和五个伪军，蹲守在麦地四周，想等有人来“接头”。那一夜，白庄没人出门。第二天天亮，蹲守的人撤了，没有收获。

但山田不死心。他认定这个村子有文章。他把保长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关在村公所里，不给他们水喝。到了中午，一个老人渴得嘴唇开裂，昏了过去。保长被逼得没办法，说：那块地就只是块地，我拿脑袋担保，没有暗道。山田冷笑着，用军刀在地上划了一道线，说：你的脑袋不值钱。

保长被押到麦地边。山田让他跪在地头上，然后拔出刀，在他后脖子上比划。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保长浑身筛糠一样地抖，裤裆里湿了一片。赵老拴后来听他娘说，保长回家之后在床上躺了三天，起来之后就像变了个人，话少了，烟抽得更多了。

鬼子没有杀保长。他们大概觉得这个人还有用。那天下午，山田带着人马离开了白庄，往北边去了。临走前，他在村口贴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窝藏八路者，杀无赦。报告八路踪迹者，赏大洋一百。

白庄的人们看着那张布告，没人说话。当天晚上，村支书老赵家的油灯亮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赵老拴他爹从石家庄回来了。他是在外头听说村里出事，跟掌柜的请了假，赶了六十里路回来看看。他爹带回来一小口袋棒子面，还有几两盐。赵老拴看见他爹，哇的一声就哭了。他爹把他抱起来，用满是胡茬的脸蹭他的脑门，说：哭什么，没出息。

那天晚上，赵老拴听见他爹和他娘在里屋说话。他爹说：得想个办法。他娘说：能有什么办法。他爹说：不能让孩子们再跟着遭罪。他娘沉默了很久，说：听老赵家的，他有主意。

老赵家的，就是村支书。白庄的人都这么叫他。那几天夜里，村里的几个男人轮流在赵老拴家碰头。他们不点灯，在黑暗里说话，声音压得极低。赵老拴躺在炕上，断断续续地听见几个字：地雷，民兵，配合。他不明白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但他能感觉到，大人们在谋划着什么。那种氛围让他想起年前村里办丧事时的样子，所有人都绷着脸，说话走路都轻手轻脚。

而他更不知道的是，那个叫山田的鬼子小队长，这些天一直在附近几个村子转悠。他在找八路军的踪迹，也在找一件别的东西。那是一把土枪，是白庄民兵队唯一的火器。这把枪在一次交火中丢了，被山田捡到了。山田从枪托上看到几个刻上去的字：白庄民兵。他认定这个村子有武装，于是决定杀个回马枪。

回马枪，就在五月底的一个早晨。那天和上次一样，天还没大亮。但这次，山田没有包围整个村子。他只带了一个班的鬼子和二十来个伪军，从北边的小路摸过来，目标直接就是村南的那块麦地。因为他的密探报告：白庄的民兵这几天夜里在麦地附近出没，似乎在挖什么东西。

山田猜对了一半。白庄的民兵确实在麦地里挖东西。他们在埋一颗地雷。那颗地雷是区小队派人送来的，用铁壳子装着，外面包着油纸，看着像一个黑乎乎的西瓜。民兵们研究了好几天，终于决定把它埋在那块麦地的中央，那里是鬼子进村的一条近路。他们挖了一个一尺多深的坑，把地雷放进去，小心翼翼地盖上土，再用麦秆做好伪装。干这些事的时候，他们特意选在半夜，月亮被云遮住的时候。他们干得极其细致，连挖出来的土都分成了几堆，用完剩下的，撒到旁边的田埂上。

但他们不知道，这些动作被一个来村里讨饭的外乡人看见了。那人其实不是讨饭的，是个给日军搜集情报的汉奸。他白天扮成乞丐，在村口转悠，晚上就躲在地头的破砖窑里。他看到了一切。

山田得到情报的时候，高兴坏了。他觉得这是一条大鱼。地雷的存在，说明白庄有武工队，有地下交通线。他决定亲自去挖那颗地雷，然后顺藤摸瓜，把白庄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山田带着他的小队，悄悄地逼近了那块麦地。

而赵老拴他娘，那天早上恰好带着两个闺女去地里薅草。赵老拴也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逼近。

三、麦地里的追逐

那个早晨的雾很大。

冀中平原上五月的雾不常见，但那天早晨的雾确实很大。雾从滹沱河的方向漫过来，贴着地面流淌，把村庄和田野都吞没了。赵老拴跟在他娘身后，走在田埂上。他娘扛着一把薅锄，大姐二姐各提着一个柳条筐。雾浓得像米汤，三步之外就看不清人脸。他们走到麦地边上的时候，赵老拴看见地头的麦叶上挂满了水珠，像谁家晒了一地的碎银子。

他娘说：就在这薅吧，别走远。赵老拴坐在田埂上，看着他娘和两个姐姐弯下腰去，在麦垄间拔草。那时候的麦子已经齐腰高了，人弯下去，只能看见个背。雾气在麦穗上凝结，又滴落下来，发出轻微的响。天地间安静得不真实。

就在这时候，他们听见了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一队人。皮鞋裹着泥的响，还有压低了的说话声。那种嗓门赵老拴认得，是鬼子。他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手脚变得冰凉。他想喊娘，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声音。他娘已经站直了身子，脸色在雾里白得吓人。她朝赵老拴使了个眼色，然后把薅锄一扔，拽起两个闺女，就往麦地深处钻。

赵老拴愣了一瞬，然后跟着往地里跑。麦秆抽打着他的脸，露水打湿了全身。他能听见身后鬼子的叫声，短促尖锐，像夜里的鸟叫。然后是一声枪响，闷闷的，像谁用铁锤砸了一下地面。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去，带着一股热风。他不敢回头，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跑。麦地像没有尽头，跑着跑着，他觉得自己的肺都要炸了。

他娘的蓝布衫在麦浪里时隐时现，像一面快要沉没的旗。两个姐姐跟在娘身后，跌倒了再爬起来。赵老拴脚下一绊，整个人栽进麦垄里，脸扎在潮湿的泥土上。他挣扎着爬起来，看见大姐回身来拉他。大姐的手冰凉冰凉的，指尖上全是泥。她说：快跑，别出声。赵老拴跟着大姐跑，但大姐的方向和他娘不一样。等他再抬头看的时候，他娘的蓝布衫已经消失在雾里了。

鬼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赵老拴听见那个翻译在喊：别跑了，太君说了，不杀人，只问话。那声音在雾气里飘着，听着不真切。赵老拴知道那是鬼话。他继续跑，鞋跑掉了一只，顾不上去捡。脚底板被麦茬扎破了，一阵阵刺痛。

他跑到了麦地深处。那里有一个浅浅的土坑，是冬天时村民挖老鼠留下的。大姐把他按进坑里，然后用麦秆把他盖住。二姐也跟着蹲下来，两人把身子压得极低。赵老拴躺在坑里，从麦秆的缝隙里看见大姐的侧脸。她的脸上全是汗和泥，嘴唇咬得发白，眼角有泪，但没掉下来。她对赵老拴说：不管发生什么，都别动，别出声。然后她把身上披着的一块破麻袋盖在了他和二姐身上。

赵老拴想喊住大姐，但大姐已经猫着腰离开了。她沿着麦垄，朝另一个方向跑。她故意弄出声响，把麦秆摇得哗哗响。她想把鬼子引开。

赵老拴后来想，他大姐那年才十一岁。一个十一岁的女娃，在麦地里引开了一群鬼子。她跑得并不快，但她对这块地熟。她知道哪里的土松软，哪里有个水沟，哪里有条排水渠。她朝着村南方向跑，把鬼子从弟弟妹妹藏身的地方引走。

山田带着两个日本兵和几个伪军追了上去。他们在雾里看不清楚，只能听见麦秆响动，便朝那个方向追去。赵老拴躺在土坑里，听着脚步声远去，心脏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他二姐在破麻袋下面抖得厉害，牙齿打颤的声音近在耳旁。

雾开始散了。太阳从东边探出头来，把光线洒进麦地。赵老拴透过麦秆的缝隙，看见阳光一点点地逼近，照在他赤裸的脚上。那脚上满是泥和血，脚趾缝里塞着碎麦叶。他忽然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

他娘是在雾散尽之后回来的。她的头发凌乱，蓝布衫被撕破了一块，脸上有好几道血印子。她像发了疯一样在麦地里找，压低声音喊：拴子，二妮。赵老拴听见了，想答应，但喉咙里像塞了棉花。他终于发出了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他娘扑过来，把破麻袋掀开，抱起他和二姐，死死地搂在怀里。赵老拴能闻到他娘身上那股熟悉的气味，混着泥土和汗。他娘的泪水滴在他脸上，滚烫的。

大姐没有回来。

他们等了一整天。太阳从东边走到西边，天黑了，大姐还是没回来。村里的人听说消息，都出来找。男人们提着马灯，在麦地里来回搜索。赵老拴他爹从邻村赶回来，像疯了一样在麦地里跑，一声声喊大闺女的名字。那声音在夜里传出去很远，在空旷的平原上回荡。半夜的时候，有人在麦地东南角发现了一只鞋。那是大姐的，鞋面上绣着朵红色的小花。赵老拴认得那双鞋，是他娘一针一线给大姐做的，过年的时候才穿。那只鞋就孤零零地躺在麦丛里，鞋底朝上，露水已经把它打湿了。

人没有找到。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没有。白庄的人沿着麦地向四周搜索了好几里，连河沟和枯井都看过了，没有任何踪迹。有人去县城的炮楼打听，被赶了出来。有人看见那天下午有一队日伪军往北走了，队伍里好像押着一个人，用布袋套着头。但那是很多天后才传来的消息，真假无从核实。

赵老拴他娘从此落下了毛病。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到那块麦地里，一待就是半天。她蹲在地头，用手拨开麦秆，一块地一块地地找。她总说大闺女在麦地里睡着了，她要去找她回来。村里人劝不住，只能由着她去。赵老拴跟着去过几次，看见他娘蹲在麦地中央，怀里抱着一把麦秆，嘴里喃喃自语。他娘说：这麦子长得多好啊，咱妮子最喜欢吃新麦面蒸的馍。可惜她吃不上了。

赵老拴站在地头上，看着那些麦穗在风里摇晃。他第一次觉得，这块地里有他大姐的气味。那种清甜的、带着露水的味道，后来再也没有散去过。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大姐失踪的第五天，山田带着他的小队又回到了白庄。这一回，他没有大张旗鼓。他只带了六个鬼子和几个伪军，在黄昏时分悄悄地进了村。他径直去了保长家，把保长从炕上拽了起来。他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地雷，在哪里？保长还没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一枪托，两颗门牙带着血飞了出去。山田用军刀抵住保长妻子的喉咙，说：地雷在哪里？不说，死啦死啦的。

保长被打得满嘴是血，还是摇头。山田失去了耐心。他让伪军把村里的几个老人赶到了打谷场上，用绳子捆成一排。然后他掏出手枪，对着一个老头的脚边开了一枪。子弹打在地上，溅起的土块打在老头腿上。山田说：明天天亮之前，把地雷交出来。不然，把这里变成另一个潘家峪。

潘家峪。白庄的人听说过那个名字。那是唐山附近的一个村子，头一年被鬼子屠了村，一千多人被赶到一个院子里，浇上汽油活活烧死。那个名字在冀中平原上像一个黑色的传说，人人恐惧，人人仇恨。

赵老拴他爹那天晚上没有回家。他去了村西头的破庙。庙里已经挤满了人，有老赵家的，有民兵队长二魁，还有几个从外村跑过来的游击队员。他们蹲在菩萨像前，商量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老赵家的开口了。他说话很慢，一字一顿：人都说，山田明天要杀人。咱不能等着他杀。区小队的主力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咱得自己动手。

他从菩萨座底下掏出一个油布包。油布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颗手榴弹，木柄的，底盖已经有些生锈。他说：就这一颗。赵老拴他爹问：那地雷呢？老赵家的摇摇头：还没埋利索，被他们发现了，没用了。二魁说：那咱就等他踩进来。老赵家的看了看庙门外头的天，说：他明天一定会去那块地。他想要那地雷，他想领功。咱就埋他。

那天夜里，赵老拴被带到村南的那块麦地。夜色很深，风从麦浪间穿过，发出呜呜的响，像大地在低声哭泣。几个大人弯着腰，在麦地中央重新挖坑。他们把地雷撤了出来，换了位置。原来的坑里埋了些碎铁片，做了个假机关。真正的地雷，被移到了旁边一个更隐秘的位置，上面用湿土盖好，再铺上一层麦根。手榴弹挂在地头一棵矮枣树上，用细麻绳拴着，绳子一直拉到麦地边的排水渠里。二魁蹲在排水渠边上，手里头攥着那根绳子。他说：山田一踩坑，我就拉这绳，手榴弹从树上炸开了花。地雷再跟着响，他准没跑。

赵老拴躲在不远处的地埂后面，身边是他娘和二姐。他看见他爹站在麦地中央，躬着身子干活。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他爹的脊背上。那脊背黑瘦，一条条肋骨清晰可见，像一张绷紧了弦的弓。

老赵家的走到赵老拴身边，蹲下身子，摸了摸他的头。他说：你大妮儿就是被那狗日的追的。今儿晚上，咱给你姐报仇。你别怕，趴在这儿，不管听见什么，都别动。赵老拴点点头。他想哭，但忍住了。他看见他娘在旁边抹眼泪，手里的手巾已经湿透了。

天亮之前，一切都布置好了。男人们撤到村边，隐在破墙头后面。二魁留在排水渠里，手里攥着麻绳。赵老拴趴在田埂后的凹槽里，透过麦秆看着那片灰蒙蒙的天空。

天光一点点放亮。东方由灰白变成了浅红，像有人把血滴进了一盆清水里。

远处响起了脚步声。山田来了。

四、埋进麦地

山田走得不快。

他从北边的道口过来，身后跟着六个鬼子和十来个伪军。山田穿了一双黑色长筒马靴，走起路来咔咔响。他腰上挂着军刀，手里攥着一把南部手枪。他走一段就停下来，用望远镜朝麦地里看。麦子在晨风里轻轻摇晃，看上去平静得像一片无边的浅海。

走到地头，山田站住了。他蹲下身，用手拨开地头的麦秆，往地里望了一眼。然后他朝身后打了个手势。两个鬼子端着刺刀走进麦地，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刺刀尖在麦秆上划出沙沙的响。第三个鬼子跟着，牵着一只狼狗。那条狗耷拉着舌头，鼻尖贴着地皮嗅来嗅去。

赵老拴趴在田埂后面，能看见鬼子的腿。黄色军裤，绑腿，皮鞋。那狗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就在耳边。他屏住呼吸，觉得自己的心脏跳得太响，害怕被听见。他娘的手从后面伸过来，覆住他的嘴。那手心冰凉，全是冷汗。

两个鬼子走进了麦地中央。他们一步一步地朝那个假的机关走去。赵老拴看见那个假机关上盖着几根麦秆，和一个真正的土坑没什么两样。鬼子走到近前，停下来，蹲下去看。一个鬼子伸手去拨那些麦秆。就在他的指尖碰到麦秆的瞬间，旁边枣树上的手榴弹炸了。

轰的一声，像天空中滚过一声闷雷。一股黑烟从枣树上腾起，铁片和木屑四散飞溅。赵老拴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他趴在地上，看见那个蹲着的鬼子像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把，向后倒了下去。另一个鬼子被弹片击中腿部，惨叫着跌进麦丛。后面的鬼子兵像炸了锅一样，纷纷趴下，枪声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

山田没有趴下。他站在地头，愣了一瞬，随即拔出军刀，吼叫着朝麦地里冲来。他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一边跑一边劈砍麦秆。赵老拴看见那军刀在晨光中闪着刺眼的亮。山田冲进了麦地，直奔那个假机关。他以为手榴弹就是全部埋伏。

就在他跑到假机关前的时候，二魁在排水渠里拉动了地雷的拉线。

这一次，爆炸声更猛。整个地皮颤了一下，像一头沉睡的巨兽从地底翻了个身。泥土和麦秆飞上天空，黑烟滚滚。赵老拴觉得自己被一股气浪推得向后一仰，耳朵里像是塞了团棉花，所有声音都变得遥远而模糊。他看见山田的身子飞了起来，像一只断了线的木偶，在空中转了个圈，然后重重地摔进麦丛里。

地雷的弹片击中了山田的胸部和腹部，有几块铁片甚至穿透了他的身体，钉进了他身后的泥土里。他倒在麦地里，一只手还攥着那把军刀，刀柄上的黄色穗子已经被血染成了暗红色。他张着嘴，想喊什么，但只能发出嗬嗬的怪响，像漏了气的风箱。血从他嘴里涌出来，流进麦秆底下的泥土，把黑土染成更深的颜色。

麦地里一片混乱。剩下的鬼子和伪军有的趴在地上，有的掉头就跑。二魁拉响地雷之后，从排水渠里跳出来，朝村边的方向跑。村里的男人们从墙后冲出来，用土枪和农具扑向残敌。战斗持续了不到一炷香的工夫。六个鬼子被打死了四个，剩下的两个负了伤，被伪军搀着往北逃了。伪军们跑得快，等民兵追到村口，人已经没了影子。

赵老拴从田埂后面站起来的时候，腿已经软了。他看见那块麦地里多了一个大坑，坑周围散落着麦秆和泥土。山田的尸体就躺在坑边上，仰面朝天，胸前的军装被炸得稀烂。他的眼睛还睁着，直直地望着天空。赵老拴记得那双眼睛，灰蒙蒙的，像两颗被踩进泥里的石子。

他娘捂住了他的眼睛。但他已经看到了。

老赵家的带着几个民兵走了过来。他们的脸上都是黑的，衣服上沾满泥土和血。二魁的耳朵被炸出了血，走路摇摇晃晃，但他咧着嘴笑，露出一口黄牙。他说：成了，成了。老赵家的没说话，他走到山田的尸体旁，踢了一脚。然后他转过头，朝赵老拴的方向看了一眼。赵老拴发现，这个平时寡言的中年男人，眼睛里全是泪。

男人们把山田和那几个鬼子的尸体拖到了麦地深处。他们挖了一个深坑，把尸体扔进去，埋上土。那坑不算大，但足够深。填土的时候，有人往里面扔了一把麦穗。不知道是谁扔的，也没人问。泥土一锹一锹地盖上去，盖住了黄色军装，盖住了那张灰蒙蒙的脸，盖住了一切。

填完了坑，二魁站上去，用脚把土跺实。然后他朝那堆土啐了一口唾沫，说：你就在这麦子地里待着吧，明年麦子长得旺。

赵老拴看着那块新翻的土，在周围麦苗的绿色中显得突兀，像一片伤疤。他忽然想，他大姐在哪儿呢？那块地里没有他大姐，只有仇人。可他娘的希望是，大闺女还在麦地里，只是睡着了。这两件事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像两股拧在一起的麻绳，解不开。

当天下午，区小队的支援赶到了。他们带来了几杆枪和一些弹药。带队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灰色军装，腰上别着一颗手榴弹。他听了老赵家的汇报，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干得对。但鬼子肯定会报复。全村老小，都得转移。

白庄的那一夜，所有人都在收拾东西。赵老拴他娘往一个布包袱里塞了几件衣裳，又装了两个杂面饼。他爹从炕洞里掏出那个油布包，埋到了屋后的榆树底下。赵老拴的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麦茬扎破的伤口还疼。他没有哭。他觉得自己忽然长大了，大到可以扛住点什么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大亮，全村人就撤离了。他们朝着南边的大洼地走，那里水多草深，鬼子不好进。赵老拴回头看了一眼。晨雾又起了，比那天还浓。白庄在雾里一点点模糊，最后只剩下几个黑黢黢的树影。那块麦地已经看不见了。可他知道，那块地里埋着一具鬼子的尸体，也埋着他大姐的一只鞋。那地里的麦子一定长得特别旺。因为浸了血的土地，总是特别的肥。

五、白庄的日子

白庄的人们在大洼地里躲了一个多月。

那地方离村子二十来里，是一片低洼盐碱地，长着大片的芦苇和菖蒲，水面上浮着一层暗绿色的浮萍。夏天一到，蚊虫多得像黑烟。人们搭了草棚子，铺上麦草，挤在一起。夜里没有人敢点火，怕引来鬼子的巡逻队。孩子们饿得不行了，就嚼苇根，涩涩的，带着一股子土腥味。赵老拴嚼过，嚼到最后嘴里全是渣子，咽不下去。

几天之后，消息传来，鬼子果然到了白庄。这次来的是一个大队，带着伪军，把空荡荡的村子整个翻了一遍。没有找到人，就把那些土坯房全烧了。黑烟在大洼地里都能看见，像一根从地平线上长出来的黑柱子。赵老拴他娘远远地望着那烟，哭不出声，只是不停地擦眼角。他爹蹲在苇丛边，用烟荷包里最后一点烟叶卷了支烟，抽了两口就掐了。他说：烧了好，省得回去。

白庄的房子确实烧了个精光。等他们七月初回到村里的时候，只剩下一片焦土。空气中还弥漫着烧焦的木头味。赵老拴家的三间土坯房塌了一半，屋顶没了，墙也裂了。锅台上的铁锅被砸了个洞，水缸碎成了瓦片。他娘从废墟里扒出了一把断了柄的菜刀，用袖子擦了擦，收进包袱里。那把刀成了他们家仅有的几件家当之一。

村西头的破庙也塌了，菩萨像被推倒，碎成了好几块，残缺的佛头滚在草丛里，脸上还带着半抹金漆。菩萨座底下的暗格被打开了，里面是空的。老赵家的蹲在那残破的佛头前，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手摸着那半张脸。赵老拴看见他的手指在发抖。

那一年的麦收没有耽误。麦子熟了，不管村子什么样，地里的庄稼总得收。男人们从废墟里找出还能用的镰刀，女人们绑了背绳，全家老少一起上。鬼子的巡逻队还时不时从公路上过，人们就趁夜抢收。没有月光，就摸着黑割。赵老拴跟着他娘下地，手被麦芒扎得又痛又痒。他学会了割麦，握镰刀的手不消一个时辰就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血水混着麦浆，黏在刀把上。

收麦子的时候，那块地还是有人不敢去。赵老拴他娘偏要去。她提着一把镰刀，走在最前面。到了地头，她停下来，朝地里看了一眼。然后她弯下腰，开始割麦子。赵老拴和两个姐姐跟在后面，谁也不敢说话。全家人收割到地中央的时候，赵老拴他娘忽然直起身子，她面前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土堆。那是填埋鬼子尸体的地方。一个多月过去，土已经陷下去一些，被野草盖住了。他娘没说话，绕过了那个土堆，继续割。赵老拴也绕了过去。他看见他娘的背影在麦浪里一伏一起，像一支不折的芦苇。

那块地的麦子长得确实旺。别的地里收成不过一百来斤一亩，那块地打了一百五六十斤。打场的时候，有人小声说：地肥了。说完大家都沉默。老赵家的听见了，冷冷地回了一句：不是地肥，是人心肥了。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走开了。

秋天的时候，区小队的那个年轻队长又来了。他姓吴，叫吴子秋，是束鹿县本地人，读过两年师范，说话文绉绉的。他带来一个消息：上级决定在白庄建立秘密联络点。这里虽然被烧了，但群众基础还在。而且，那块地里的“战果”已经报到军区了。吴子秋说：你们白庄民兵这次干得漂亮，军区通报表扬了。老赵家的听了，没有什么表情，只说：表扬不表扬的，能把孩子找回来吗？

吴子秋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他听说了赵老拴大姐的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据内线消息，那天下午，山田确实押了一个女娃往北走，送到了束鹿县城。关在宪兵队的地牢里。后来，就没有消息了。老赵家的问：地牢在哪儿？吴子秋说：就在县城的城隍庙后头。老赵家的把烟锅往地上一摔：那地方，鬼才会活着出来。

赵老拴他娘坐在院子里，听见了这话。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只是把脸埋进双手里，肩膀一抖一抖地动。赵老拴走过去，靠在他娘身上。他闻到娘身上有股麦草和烟灰混在一起的气味。那一刻，他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大姐回不来了。他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意识到过。那个在麦地里引开鬼子的十一岁女娃，已经消失在一座他从未见过的地牢里了。

可那天晚上，他娘把他叫到跟前，说：你大姐肯定还活着。她梦见了，大闺女穿着蓝布衫，在麦地里朝他娘招手。她说：娘，我饿了，给我蒸新麦面馍。赵老拴没说话。他看着娘在昏暗的油灯下缝补一件破衣裳，针尖在灯光里一闪一闪。他娘说：明年收了麦，蒸一笼大白馍，等着你姐回来吃。

赵老拴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没有告诉娘，他心里那个清晰而冰冷的念头。有些话说出来，天就塌了。他宁愿让娘信那个梦，就让他娘一直信下去吧。

白庄的重建是在秋天开始的。男人们去砖窑上干活，女人和孩子在废墟里捡还能用的东西。赵老拴他爹用了几块旧砖和木板，搭了一间小屋子，勉强能遮风挡雨。屋里头没有炕，在地上铺了厚厚的麦草，上面盖一张草席。冬天快到的时候，区上救济了几尺粗布，他娘给一人缝了件棉袄。棉花是旧棉花重弹的，硬邦邦的，但是暖。

日子很苦，但日子还是在往前走。鬼子来“扫荡”的次数少了，据点里的伪军开始频繁换防。人们说，鬼子的好日子快到头了。赵老拴不懂那些大形势，他只感觉到，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下的铁板又挂了起来，但已经很久没人敲过了。偶尔有货郎挑着担子从村里过，摇拨浪鼓，卖些针线、糖豆。赵老拴会跑出去看，但他口袋里没有钱，只能看着其他孩子买。他二姐倒是攒了几个铜板，买过一根红头绳。那根红头绳后来丢了，二姐哭了好几场。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地里的麦苗返青了，绿油油的，铺满那片土地。赵老拴经过那块麦地，看见田埂上长出了几株野花，粉白色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蹲下来看，那花在风里轻轻地晃，像是要说话。他伸手去摘，又缩了回来。他不想惊动那块地里的一切。

那时候，他不知道，那场发生在麦地里的爆炸，不只是白庄的事。它被一层层上报，成了冀中敌后抗日的一个典型案例。后来，延安的《解放日报》都登过一条简讯，说的就是冀中某村民兵用地雷炸死日军小队长的战斗。只是报纸上用的是化名，没有提“白庄”两个字。很多年后，赵老拴在外地碰到一个从延安下来的老干部，听他说起这件事。老干部说：那个战例，我们学习过。赵老拴问：报纸上写的那个“某村”，是我们白庄吗？老干部说：不知道，但你们那种打法，在冀中很普遍。赵老拴听了，有些失落，也有些骄傲。失落的是一份被埋没的准确记忆，骄傲的是这份记忆在更大的范围内活着。

那是一九四三年，冀中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麦子拔节的时候，赵老拴开始识字了。他进了村里办的小学，在村西头一块空地上，几排木头板子当课桌。教书的是一个老秀才，戴着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在黑板上写：我是中国人。又写：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赵老拴用树枝在土里照着写，手指冻得通红。老秀才走过来，看了看他写的字，说：你这娃，有骨气。赵老拴不懂什么叫骨气，但他记住了那个词。

那年夏天，麦收又到了。赵老拴他娘果真蒸了一笼大白馍。那馍蒸得好，白白胖胖的，个个咧开了嘴。她挑了一个最大的，用一块蓝布包上，出了门。赵老拴跟在后面，看着他娘走到那块麦地的地头。他娘把那个白馍放在地头上，蹲下身子，低声说：妮儿，吃吧。娘给你蒸的新麦面馍。风从麦地里吹过来，带着一股子滚热的麦香。赵老拴站在一旁，看着那个白馍安安静静地放在蓝布上。蓝布是他姐衣襟上撕下来的。馍还冒着热气。

那热气在风中散去，像一缕细细的线，飘向麦地深处。赵老拴忽然相信了，他娘的那个梦是真的。他真的看见大姐在麦地里，穿着那件蓝布衫，朝他笑。她的脸上没有锅灰，干干净净的，像五月的麦花。

六、那块地的传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白庄的麦子种了一茬又一茬。

一九四五年秋天，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到白庄的时候，人们正在场上打谷。一个从县城回来的盐贩子，自行车上捆着半袋子盐，兴冲冲地冲进场院，喊：小日本子完啦！场院里静了一下，然后所有人都愣了。赵老拴他爹手里头的木锨掉在地上，声音闷闷的。他弯腰捡起木锨，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抬手在眼睛上抹了一把。老赵家的从人群里挤出来，拽住盐贩子的车把，追问：真的？盐贩子急得直跺脚：县城的炮楼子都挂白旗了，那还有假？老赵家的这才松开手，慢慢地蹲下去，把脸埋在双臂之间。人们听见他闷闷地说了一句话：大妮儿，鬼子完了。

白庄的人们点起了火堆。没有鞭炮，就把过年攒下的几个二踢脚放了。火光映红了人们黑瘦的脸。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往火堆里扔草把。赵老拴站在人群外头，望着那块麦地。麦地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齐脚踝的麦茬，在火光里呈现出一片暗红。他忽然朝地里走去。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踩在麦茬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他走到地中央，那个曾经埋过鬼子尸体的地方。如今那里已经和周围的土地一样平整了，再也看不出任何痕迹。

他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地面。泥土是温热的，被秋天的太阳晒了一天。他把手掌贴在上面，像是要听什么。他什么也没听见，只有风从远处的河滩上吹来，裹着水汽和枯草的气味。他对着那块地轻轻地说：姐，鬼子完蛋了。他没有哭。很奇怪，他以为自己会哭，但他没有。他只是觉得那个压在他胸口好几年的东西，忽然轻了一点。

那一夜，白庄的人都没睡。赵老拴他娘坐在院子里，仰头看着天。那天的星星特别多，像谁撒了一把盐粒。他娘说：你姐肯定看见了。赵老拴站在旁边，说：看见了。

到了土改的时候，那块地分给了赵老拴家。他爹去领地契，手颤巍巍地在那张纸上按了手印。回来的时候，他爹绕着那块地走了一圈，步子很慢，像是在丈量每一寸土地。他捡起地头的一颗土坷垃，攥在手心里，攥得粉碎。他说：这地，咱得好好种。

赵老拴长大了。他上了束鹿县的中学，后来进了师范学校。他学的是历史。念书的时候，他读到关于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文献。那些文字里，有英勇的伏击战，有惨烈的突围，有民众的支援，有根据地建设。但那些文献里，没有白庄。没有那块麦地。没有那个把鬼子小队长送进地下的早晨。

他也不觉得奇怪。这场战争太大了，大到每个村庄的牺牲和抗争都只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他知道，那些水是存在的。它们在每一个亲历者的记忆里，在每一块曾被血浸过的土地里。它们不声不响，却比任何文字都真实。

一九五八年，修水利的时候，那块麦地旁要挖一条灌溉渠。赵老拴从县里赶回来，站在地头看。推土机的履带从麦地上碾过去，把熟土翻了起来。他忽然冲过去，拦住开推土机的人。那人吓了一跳，关了机器，问他干什么。赵老拴站在坑边上，盯着那些被翻出来的土。他想看看，那土里还有没有东西。但土就是土，除了几块碎砖，什么都没有。山田的尸骨早已化成了泥土，和这块地融在一起了。

水利渠绕了个弯，没有从麦地中央穿过去。有人说赵老拴迷信，有人说不就是块地嘛。赵老拴什么也没解释。他只是觉得，有的东西最好不要去惊动。你把它留在那里，它就一直在那里。你把它翻开来，可能就什么都不剩了。

一九八三年，河北省政协组织编写冀中抗日史料。赵老拴已经五十多岁了，在县里教书。有人找到他，说听说白庄当年有个用地雷炸死鬼子小队长的故事，想请他回忆一下。赵老拴坐在县政协的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台录音机。他想了很久，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后来他想起来了，就从那个起了大雾的早晨说起。

他说得很慢。录音机的磁带沙沙地转。他说到那只鞋的时候，停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有股苦味。他说到二魁拉响地雷的时候，嘴角动了动，像是要笑，又没笑出来。他说到山田埋进麦地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很久远的、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

采访结束，年轻人问他：赵老师，那些细节，您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赵老拴说：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想忘也忘不了。尤其是那个早晨，我睁着眼看了一整夜天。那年轻人说：赵老师，您对那段历史有什么感受？赵老拴想了想，说：历史书上写的东西，和我们亲身过过的东西，是两码事。书上写的是道理，我们过的是日子。日子苦啊，可再苦也过来了。那年轻人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

赵老拴走出政协办公楼的时候，天快黑了。他站在街边，看着来往的人群。县城的街上已经有了路灯，亮晃晃的。几个孩子从身边跑过，书包里揣着课本。有个孩子摔了一跤，坐在地上哭。他娘跑过来，把孩子抱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土。赵老拴看着那母子，忽然觉得眼睛发酸。他没有过去，只是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走远。

那天晚上，他回到白庄。村子已经和他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了。家家户户盖了砖房，村南的石桥也重修了，桥面宽得能走汽车。那块麦地还在，但周围的土路已经变成了水泥路。地里种着冬小麦，刚刚出苗，嫩绿色的芽尖在暮色中若隐若现。赵老拴站在地头，点了一支烟。烟头一明一灭，映着他的脸。那张脸上，有几十年的风沙刻下的皱纹，有小时候那次逃命留下的惶恐，有失去大姐的隐痛，也有亲手把仇人埋进这块地的痛快。

他吐出一口烟，轻轻地说：姐，我知道了。你没有走远。你就在这块地里。每年的麦子，都是你。

那个晚上，白庄的风很轻。麦苗在风里微微地动，像有个人在轻轻呼吸。赵老拴转身往回走，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树还在。树下的铁板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半截埋在土里。他伸手摸了摸那锈蚀的边缘，凉的。但大树活着，枝繁叶茂，正撒下满地的月光。

白庄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块地，一茬又一茬的麦子。还有一段埋在土地深处的记忆。它没有写进多少书里，但它确实存在过。每一粒从这块地里长出来的麦粒，都知道。

七、寻访一九八三

史料组的年轻人姓陈，叫陈望远。

他后来写了一篇调研文章，发表在省政协的内部刊物上。文章题目叫作《白庄村群众抗日斗争事迹调查》，全文不过三千多字，写得规规整整。赵老拴后来看到了那篇文章。他读了一遍，觉得陈望远写得不算差，但总觉得差点什么。差什么呢？他想了很久，想明白了。那篇文章里写的是“事迹”，而不是“日子”。事迹是给别人看的，日子是自己过的。过日子里头的那些味道，那些早晨的露水、晌午的日头、夜里头的风，文章里都没有。可他也没法怪陈望远，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用字能写完的。

陈望远后来又来过白庄几次。他把那块麦地的位置标在了一张手绘的地图上，还画了当年伏击山田的示意图。他拿着图去问赵老拴：赵老师，您看这个位置对不对？赵老拴戴上老花镜，看了看图，说：差不多吧。陈望远很高兴，说：这个战例，我查了县里的档案，只在《束鹿县抗日斗争史》里提了一句，没有详细记载。现在通过您的口述，总算是补上了。赵老拴放下图，问：陈同志，你们搞这个，有什么用呢？陈望远认真地说：留下来，给后人看。不然过上几十年，就没人知道这些事了。

赵老拴点点头。他想说，他知道。这些年他见过太多人忘记。村里头新娶的媳妇，已经不认得那个被火烧过的白庄。年轻的后生们，只在电影里见过鬼子。他们看见那块麦地，也就是块麦地，不会知道地底下埋过什么。可赵老拴从来不去纠正他们。他只是在每年麦收的时候，一个人走到地头上，站一会儿。那个习惯，从他十来岁起就养成了，几十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

陈望远临走前，赵老拴送他到村口。陈望远说：赵老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赵老拴想了想，说：没什么了。陈望远骑上自行车，骑出几步又折回来，说：赵老师，有个事我一直想问。当年您大姐被鬼子追走，后来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吗？赵老拴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娘后来找了好几年，把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都跑遍了，也去县里问过，都问不出来。陈望远低声说：那她可能被带到更远的地方去了。赵老拴说：也可能就在哪个路边躺着呢。那几年，路边躺着的死人多了。陈望远没有再问。他骑上车，走了。

赵老拴回到家里，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旧布包。那布包里包着一只小鞋。鞋是粗布做的，鞋帮已经磨得快破了，鞋面上的小红花褪成了灰白色。那只鞋就是当年在麦地里找到的那只。他娘去世以后，这只鞋就留给了他。他娘活着的时候，每逢过年和八月十五，都要把这只鞋拿出来，放在窗台上，旁边摆两个馍。他娘说，大妮儿要回来的时候，能看见鞋，就知道家在哪儿。

赵老拴把鞋放在手心里。那鞋小得可怜，刚好放满一只手掌。他忽然想，如果大姐还活着，如今也该是花甲之年了。她的脚，一定早就穿不下这鞋了。可这双鞋，在他心里永远是那个十一岁女孩的。她穿着这双鞋，在五月的麦地里奔跑，鞋底踩着松软的泥土，鞋面上的小红花在麦浪里一闪一闪。

他把鞋放回布包，重新包好。天色暗了下来。院子里有蟋蟀在叫，一声长一声短。赵老拴坐在门槛上，点燃了烟斗。烟斗是他爹留下的，铜锅，竹节杆，抽了几十年，竹节已经磨得发亮。他抽了一口，烟雾在暮色中散去。他想，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能记住的事情已经不多了。可有些事，却像烙铁印在心上一样。那个早晨，雾，麦子，脚步声，枪响，大姐的背影，二魁拉响的那根麻绳，山田飞起来又落下的身体，这一切像一部旧了的胶片，在他脑子里反复播放。

那部胶片里，还有他娘。他娘晚年的时候，脑子不太清楚了。她经常一个人走到那块麦地里，坐在田埂上，跟麦子说话。有一回，赵老拴去地里找她，听见她说：妮儿，你那边冷不冷？娘给你缝了棉裤。赵老拴站住了，没敢过去。他在几丈远的地方，看着母亲坐在那里，头发全白了，在风里飘着。他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他走过去，蹲在母亲身边，握住她的手。他娘转过头来看他，眼神混浊而温柔。她说：拴子，你姐快回来了。赵老拴说：嗯，快了。他娘笑了，瘪着嘴，那张瘦小的脸上绽开了一朵干瘪的花。

他娘死在一九七二年。那天下午，她照例去了麦地。太阳落山了，人没回来。赵老拴去找，发现她躺在地头上，已经咽了气。她的脸很安详，眼睛闭着，嘴角微微向上翘，像是在笑。她的手微微张开，掌心里有几粒麦子。赵老拴把那几粒麦子收了起来，后来一直放在他的烟荷包里。

埋葬他娘的时候，赵老拴做了一个决定。他把那只小鞋放进了娘的棺材里。他想，这样他娘到了那边，就能找到大姐了。入殓的时候，他把鞋放在娘的胸口，用手轻轻按了按。那鞋底下，是母亲缝补了一辈子的那颗心。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赵老拴站在那块麦地里。麦子已经收过了，只剩下空荡荡的田野。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也被收走了。那些年里，他母亲和这块地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牵连。那不是一块普通的地。那是他们全家人的命运交缠之处。麦子一茬一茬地长，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有些东西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们藏在土层下面，像一颗沉睡的种子，等着某一个春天。

八、一九四二年的回忆

让我们回到那个遥远的、苦难的年代。

白庄的地雷战故事，放在整个冀中抗日的大局中，只是千千万万个故事中的一个。但它之所以值得被书写，是因为它所承载的，不是一种抽象的英雄主义，而是普通人在绝境中的选择。那些农民没有高深的理论，不懂得复杂的战略。他们只知道，家在这里，田在这里，亲人埋在这里。有人要抢走这一切，有人要杀害他们的孩子，那么他们就要拿起锄头、镰刀、土枪和地雷。这是最原始的抵抗，也是最根本的抵抗。

冀中的地雷战，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八路军和民兵们用铁壳地雷、石雷、瓷瓶雷等各种土造武器，沉重打击了日军。鬼子害怕地雷，走大路怕被炸，走小路也怕被炸。他们有时候赶着牛羊在前面踩雷，有时候绑来老百姓逼他们蹚雷。地雷战不仅是军事斗争，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日军在冀中的损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地雷。

白庄的那颗地雷，正是冀中千万颗地雷中的一颗。它被埋在一块普通的麦地里，由一个普通的农民拉响。它炸死了一个普通的日军小队长。这些都是普通的事，发生在普通的中国土地上。可正是这些普通，汇聚成了一条不可阻挡的洪流。

赵老拴后来教历史。他在课堂上无数次地讲述抗日战争。但他从不讲白庄的故事。他觉得那是他自己的事，和学生们无关。他只讲大的历史脉络：九一八、七七、淞沪会战、南京、武汉、百团大战、冀中反扫荡。有一年，一个学生课后问他：老师，您经历过抗战吧？赵老拴点点头。学生说：那您为什么不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赵老拴笑着说：我的经历，都在课本里了。学生不懂，赵老拴也没有解释。他知道，课本里的那些数字和结论，每一个后面都有无数个具体的人生。他不是不讲，是不知道怎么讲。有些东西，一讲就碎了。

直到退休之后，他才慢慢开始写一些回忆性质的文字。他用钢笔写在方格纸上，一笔一画。他写白庄的风物，写儿时的吃食，写他娘蒸的馍，写他爹烟斗里的味道。他也写那个早晨。他试图用最平实的文字去记录那些细节，可每次写到麦地里的追逐，他都写不下去。他写过很多个开头，都被自己撕掉了。他觉得那些文字太轻了，配不上那个早晨。真正的那个早晨，是沉甸甸的，像一块浸透了血的麦根土，攥在手里会滴出水来。

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翻到一本旧杂志，上面有一篇回忆冀中反扫荡的文章，作者是个老军人。老军人在文章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在冀中打过很多仗，但最让我忘不了的，是一群普通老百姓。他们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埋地雷、送情报、掩护伤员。他们有的人家破人亡，有的人连名字都没留下来。我们常说什么“铜墙铁壁”，那些老百姓，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赵老拴反复读了那段话。他把那本杂志放在枕头边，好几天没合上眼。他想，也许自己应该把白庄的事写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知道自己的家仇，而是为了把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留住一点影子。

他开始动笔。这一回，他不写“回忆录”。他写小说。他把自己的记忆拆开，揉碎，重新拼贴。他用第三人称写一个叫“拴娃”的孩子的故事。写他的家人，写那块麦地，写那个雾蒙蒙的早晨。他写得很慢，有时候一天只写几百字。写完了，他读给他二姐听。二姐那时候已经六十几岁了，头发也白了。她听了几句，就摆手说：别念了，我听不得。赵老拴停住，把稿子收起来。他二姐坐在炕上，沉默了很久，才说：你写吧，写出来，大姐就能活过来。赵老拴点点头。他知道，二姐说得对。

那篇小说没有发表。赵老拴把它锁在书桌的抽屉里。他要的不是发表。他要的是写下。写完以后，他觉得那块压在胸口几十年的石头，终于被搬开了一些。他可以在不流泪的情况下，完整地回忆那个早晨了。

一九九五年，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县里办了一个展览。有人联系赵老拴，想让他提供一些当年白庄抗战的资料。赵老拴犹豫了几天，最后把那篇稿子的一份复印件交了上去。展览办了一个月，参观的人不多，大部分是学生。赵老拴没有去现场。他只听说，有个学生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话：那块麦地还在吗？他不知道那个学生是谁，也不知道那块麦地对那个学生意味着什么。他只是想，那块麦地还在。它就在白庄村南，过了石桥，走上一里地光景，右手边那块不规整的台地。

那块地真的还在。

九、麦子一年一年

二〇〇五年，赵老拴病了一场。那年他七十二岁，脑血栓，出院之后腿脚不如从前了。他不再天天出门，只在天气好的时候，拄着拐杖在村里慢慢走。村南的石桥已经翻修过两次，桥面加宽了，能开汽车。桥下的河已经干了，只剩下一条浅浅的沟，长满了杂草。赵老拴站在桥头，往南望。那块麦地就在那边，安静地卧着，像一位沉默的老人。

那一年，白庄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种地了。大部分人都去了城里打工，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地也没有闲着，承包给了一户从邻村过来的人家。那块麦地还是种小麦，一茬冬麦，一茬玉米。只是如今种地不用人拉犁了，拖拉机突突突地响，收麦子用联合收割机，地头上一站，半天的活就干完了。赵老拴看着收割机从麦地里开过，麦秆被卷进去，麦粒从管道里流出来。他想起了小时候镰刀割麦的日子。那日子苦，累得人腰都直不起来。可那日子里有人的味道。有全家老小一起割麦的热乎气。那种热乎气，如今没有了。

他走到那块地边。收割机已经走了，地里只剩下齐膝盖的麦茬。他站在地头上，习惯性地用拐杖戳了戳地面。地很硬，拐杖只能戳进去一点。他叹了口气，说：地也变了。以前这地，松软着呢。他弯不下腰了，没法像当年那样把手掌贴在地上。他只能站在那里，和土地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可那种连接还在。那股子从地底下冒上来的凉气，穿过鞋底，渗进脚心。他知道，那地还认得他。

那天下午，有个年轻人从地头经过，看见赵老拴站在那里，就走过来问：大爷，您看什么呢？赵老拴笑了笑，说：看地。年轻人莫名其妙，朝地里看了看，除了麦茬，没什么好看的。他问：这地怎么了？赵老拴说：这地里有我家里人。年轻人笑了：您开玩笑吧，地里头怎么有人？赵老拴没有回答。他摆摆手，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回头对那年轻人说：孩子，好好待这块地。年轻人挠了挠头，觉得这老头挺有意思。

赵老拴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桌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那照片是五十年代照的，上面是赵老拴和他娘。他娘坐在一张木椅子上，穿着深色的大襟褂，头发梳得服服帖帖。赵老拴站在旁边，穿着一件白粗布衫，嘴唇抿得紧紧的。他们身后是一面白墙，什么也没有。赵老拴看着照片，拿起来擦了擦。玻璃反光，映出他自己的脸。他也老了。他娘已经走了很多年了。那块地里的人，更多了。

他提笔在一张信纸上写字。字是钢笔写的，墨色浓重。他写：

“我叫赵老拴，束鹿县白庄人。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晨，鬼子小队长山田带兵至我村南麦地，追我母、我姐及我。我大姐为引开敌寇，失踪。数日后，我村民兵以地雷炸死山田于其地，就地掩埋。此役虽小，然可见冀中民众之抗争。我亲历其事，记之以留后世。大姐名赵大妮，生于民国二十年，殁年十一岁。”

写完了，他把信纸折好，放进一个信封里。他在信封上写：白庄抗日史实补充材料。然后他想了想，又把信纸抽出来，在后面添了一句：“我母临终时，手中握麦粒数颗。彼时麦子已收，田里并无麦穗。不知她何时从地头捡了这些。我将其收存至今，今附于信中，以为证物。”

他从烟荷包里倒出几粒干瘪的麦子。那几粒麦子已经放了几十年，颜色暗黄，轻得像空壳。他找来一张白纸，把麦粒包好，塞进信封。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早晨。雾还没有散尽，麦子青黄相间。他娘披着蓝布衫，姐姐赤着脚在麦垄里跑。枪声在远处响，像有人在敲打一只破铁锅。泥土的气味，露水的凉，烟火的苦。然后是一声巨响，地动山摇。麦秆飞上了天，又慢慢落下，像一场金色的雨。

他睁开眼睛，窗外阳光正好。院子里那棵枣树正在开花，细碎的小黄花落了满地。几只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飞。他站起身，把信封放进抽屉里，又看了一眼那张照片。然后他慢慢地走到院子里。阳光照在他背上，暖洋洋的。

那块麦地就在南边。他知道。

十、余韵

二〇一五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县里组织了一次大型纪念活动，把县域内所有能找到的抗日遗迹都整修了一番。白庄的那块麦地也被列入了名单。有人提议，在地头立一块碑，写上“白庄抗日伏击战遗址”。赵老拴听说后，摆了摆手。他说：立什么碑，种好麦子就中了。村里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好事，能教育后人。赵老拴说：那地是要长庄稼的，不是让人来看石头的。最终，碑没有立。地头只放了一块很小的水泥牌，上面用红漆写着“白庄伏击战旧址”几个字。那牌子不大，插在地头上，像一个标记，也像一个省略号。

赵老拴没有去参加纪念活动。他在家里看电视直播。屏幕上，老兵们戴着勋章，人们献花，少先队员敬礼。他看着看着，忽然对他二姐说：要是大姐也能看见就好了。他二姐坐在旁边，手里拄着拐杖，喃喃道：她看见了。她就在天上看着呢。赵老拴点点头。他们都没有再说话。电视里的音乐响着，墙上挂着那幅发黄的照片。

那一年的秋天，那块麦地的麦子长得特别好。从公路上经过，远远地就能看见一片金色的亮光，在灰蒙蒙的平原上像一块烙铁在发光。有人说，那块地邪乎。也有人说，地底下埋着东西呢。更多的人什么都没说，只是经过时多看一眼。

赵老拴知道，那地底下埋着的，是一个鬼子的尸骨。可他不这样看。他固执地认为，那地底下埋着的，是大姐的一只鞋，是他母亲的眼泪，是白庄那些老人咽下去的苦水，是二魁拉响地雷时的那一声吼。那些东西都在。它们和麦子长在了一起，年年岁岁，荣枯轮回。

有一年开春，赵老拴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又变成了七岁的孩子，跟在娘身后往麦地里跑。雾很浓，看不见路。他跑着跑着，忽然看见大姐从麦丛里站起来。她穿着蓝布衫，脚上穿那双绣着小红花的鞋。她朝他招手，说：拴子，跟上来。赵老拴跑过去，可怎么也跑不到跟前。大姐就站在那块地中央，周围全是金黄的麦穗。她笑得很好看，露出一排细细的牙。她说：别跑了，拴子，我在这里呢。赵老拴醒来以后，天还没亮。他躺在炕上，听着外面风声掠过房檐。他的眼角湿了。

他再也没有做过那个梦。但他知道，那不是梦。

白庄还在。那块麦地还在。如果有一天你去到那个地方，过了石桥，往南走上里把地，你会看见右手边有一块麦田。它和周围的田没有什么不同，麦子在风里摇晃，土地是浅黄色的。但如果你在五月的早晨去，如果恰好有雾，你会看见一个老人拄着拐杖站在地头。他可能已经很老了，但身板还算直。他就那么站着，看着雾里的麦地。你看不见他的脸，但你能感觉到，他在和土地里的什么人说话。

那块地记得一切。每一粒麦子都是它的记忆。

风一吹，麦浪翻涌，像有人在轻轻回应。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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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人物和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参考文献：

1.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束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束鹿县志·军事志》，方志出版社，1992年。

3. 晋察冀边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晋察冀边区革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