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弟弟、梁安成康王萧秀墓考古报告|六朝|墓葬|梁安|梁武帝|石刻|考古|萧秀墓

作者｜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1974 年 10 月至 1975 年 1 月，我们在南京市栖霞山甘家巷配合国家建设，发掘了一批六朝时期墓葬，共有大小墓葬三十八座。

由于工程指挥部的重视，早在建厂选址时，就对厂区范围内的文物做了调查和勘探工作，并共同商定了具体的保护和处理办法。因此，在这一区域内包括有梁代肖秀墓在内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六朝陵墓石刻多处和其它六朝墓葬，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和发掘；同时又保证了工程施工的进度不受影响。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批林批孔运动精神鼓舞下，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取得的成绩。现将第一期工程中的考古收获，报导如下：

一、墓葬情况

此次清理发掘的四十座墓葬，内有两座明墓，余均为六朝墓，除两座残破过甚外，有东吴墓七座，西晋墓六座，东晋墓十七座，南朝墓六座（详见附录）。它们分布比较密集，可以证实在六朝时期这里应是一处墓葬区（图一）。

三十八座墓葬的规模形制，不一一赘述。这里举其中比较大的 M4、M6 和 M30 为例：

它们均为椭圆形单室穹庐顶砖室墓，都有石墓门和石门拱，拱上浮雕人字栱（图版伍，4）。墓前有很长的排水沟，其大小、形制和南京富贵山、西善桥、油坊村及丹阳胡桥等地已发掘的六朝大墓比较，不相上下。这三座墓破坏很为严重，出土遗物很少，M6 虽出两块石墓志，由于石质系石灰岩，已经风化漫漶，无法辨清。距 M6 之南 1000 米，在甘家巷小学地面有石刻一组，包括有石辟邪一对、石柱一对和石碑两对，它们雕刻精美、雄劲有力，是迄今南京地区六朝陵墓前石刻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图版伍，1—3）。

从石刻和墓葬的位置、地形来看，和丹阳胡桥南朝大墓情况完全一致①。我们在 M6 和石刻之间，距离约 1000 米的范围内，曾作过钻探，并未发现其他墓葬。甘家巷小学内石刻，有人认为是肖秀墓前遗物②。其石碑和其他墓不同，多出一对，共有四块，系当时统治阶级文人王僧孺、陆倕、刘孝绰、裴子野所撰。今日碑上字迹虽经风化，难以辨认，或已损坏不存，但《艺文类聚》中有收集，可资证明。故我们判断，M6 可能即为肖秀墓。M4 和 M30 在 M6 之左，按南京地区已发现的六朝世家大族王、颜家族墓群的排列规律，应为肖秀家族后代墓。

据《梁书》和《南史》肖秀本传记：肖秀死于天监十七年（518 年），肖秀子肖机在袭封安成郡王后，死于大通二年（528 年）。次子肖推，普通六年（525 年）为戎昭将军吴郡太守，侯景之乱守东府城，战死（549 年）。肖机子肖操，未详载③。因此推测，M4 距 M6 较近，肖秀死后不到十八年，肖机即死，他们均封为王，下葬时间不远，故规模形制和距离均近，是完全可能的。M30 规模较小，位置亦远。侯景之乱后，梁不久即亡，肖推官职又较肖秀、肖机为低，如此规模也是可能的。同时，我们这次发掘中，在 M4、M6、M30 之间，以及前后左右都没有发现同时代的其它墓葬。所以，据六朝时期世家大族多以族葬的规律来看，M4 和 M30 是肖秀家族的墓，也是十分可能的。

这里的六朝墓群，经过我们发掘，初步分析，可以归纳有如下几个特点：

1、分布：它们均葬于甘家巷北的环形土丘上，其中最大的 M4、M6 葬于中心最高的土山（名洼子塘山，海拔 73.32 米）南坡上。全部墓葬分布于自地表以下 0.5—3.7 米深度地层内，这就是六朝时代的墓葬区和墓葬层。从地形上看，最大的墓葬位于正中向南的最高位置上，在它的周围附近和上、下层都没有较早或较晚时期的墓葬，而其它的各墓又都环绕于其两旁岗丘于一定距离之外。这不仅反映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选择墓地的 “风水” 之术的严格，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在统治阶级内部对于营葬 —— 这一 “事死如事生” 的处理，也有严格的界限区别，它们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法权所决定的。

2、墓制：三十八座墓葬中，除两座为前后室砖墓外，余均为单室穹庐顶或券顶，长方形或椭圆形砖墓（图二 —— 五）。这个特点也是和我们过去所发掘的六朝墓葬墓制规律相一致的。它们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由汉代的多墓室到六朝趋向简化，是由于六朝时代分裂割据，薄弱的经济基础影响了上层建筑 —— 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墓葬习俗也趋于简化的一个证明。以后到了隋唐全国统一局面之下，墓室又逐渐趋于庞大、多室的倾向，则又是与隋唐的经济基础分不开的。

3、破坏情况：我们发掘的四十座墓葬，除五座较小的完整外，其余均被破坏，破坏程度是墓葬规模愈大的愈甚。从地层关系来看，它们都是葬后未久即被破坏的。例如 M4 和M6，不仅墓室内遗物一无所存或所存无几，而且墓室四壁和底部的墓砖，亦被挖掘殆尽。其它各墓的破坏程度虽有不等，但所留遗物亦极少。故知这种情况远不是简单的盗掘，而带有报复性的破坏性质。象这样的破坏情况，亦是六朝时代分裂割据局面的不安定，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斗争异常剧烈分不开的。肖秀死后不久，南朝梁代 “侯景之乱” 所带来的破坏情况十分严重，繁华的建康（梁代都城，今南京）被烧掠一空，侯景军所到之处，屠城洗劫。当时侯景因久攻建康不下，达一百余日，“人心离阻，又恐援军总集，众必溃散，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城陷之后，侯景又聚尸而焚，“臭气闻十余里”④。不仅如此，他为了镇压南朝人民的反抗，执行了极其暴虐的残酷杀人政策。梁武帝肖衍是他的死对头，肖秀是肖衍之弟，当然不会倖免。在南朝时，政权变更后，大规模掘墓是常发生的，例如肖衍在世时，即有人发掘东昏侯塚。陈亡，王僧辩子王颁为复父仇，集百余人夜发陈霸先陵，尚得到统治阶级的赞扬。同时肖氏家族陵墓原来一定有很大量的随葬品，故遭到侯景时的破坏，是十分可能的。肖秀死后三十一年，侯景即陷建康，现存墓葬又大都为南朝以前者，它们可能当时一齐被破坏⑤。我们历来在南京、丹阳地区所发掘的六朝大墓，破坏都是非常严重，均应和当时政治不稳定，动乱频繁的历史背景有关，也可以认为，它们是国家分裂割据局面所造成的一个恶果。

二、出土遗物

甘家巷六朝墓群，有七座墓没有出土遗物，其余三十一座墓共出土遗物二百七十八件，其中青瓷器一百〇七件、陶器三十八件、滑石器四十五件、石器二十件、铜器三十九件、金银器二十八件、铅器一件（详见附录；图六 —— 八）。

在这批遗物中，大量的是青瓷器，占遗物总数近一半左右。青瓷器中有盏三十八件、碗二十三件、壶十九件、罐十三件、砚（或三足盘）四件、盂三件、钵三件、水注一件、香薰二件、虎子一件。虽然这些墓大部分被盗掘破坏，不能准确地反映随葬品数字，但可看出盏、碗、壶、罐等仍应属于随葬之常见青瓷，与过去所见六朝青瓷器比较，大致可以知道这些是当时最为普遍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皿（图版陆；柒，2—6；捌），现综合起来，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些初步分析：

1、关于青瓷器的制作和工艺

这批青瓷器的胎质均作灰白色，由于胎土含有机物较少，含铁量较多，粘性和吸水性较小，适用于用还原焰烧成，因此瓷胎白色微泛青灰。瓷胎表面未经上釉处往往呈淡红色，也是由于胎土所含铁质氧化所致。根据研究，南方瓷土多属原生高岭土，其中含氧化硅（SiO₂）达 77％以上，因此正适宜用还原焰烘烧⑥。我们仔细比较，这批青瓷虽然包含有六朝各个时代，釉色也各不同，但胎质的颜色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说明所取用的胚胎原料地点也是相近的。宜兴的陶土成分中含硅酸和铝特多⑦，宜兴汤渡均山曾发现青瓷窑址⑧，有人推测宜兴周墓墩出土的青瓷即是均山所产。故南京地区出土大量青瓷器，亦有可能在附近地区烧造。

这批青瓷器的釉色，大多数呈青色或淡青色，少数青色带有明亮的光泽，呈淡黄色或黄绿色的较少。据说我国自汉至六朝乃至于隋，有些瓷器上的釉就是由窑灰自然降落，积在胚体上而化合成釉的，也有故意多挂灰而使其自然成釉的，此外，还有挂以灰浆而成釉的。这种木灰与胚土调合，如果其中含有铁分，即使仅含 1—3％的氧化铁，也能呈现美丽的青色⑨。而据研究，古代瓷器采用石灰石配釉，是一共同特点。釉中氧化钙（CaO）含量以早期的瓷器为高，宜兴晋墓中的达到 17.95％，氧化铁（Fe₂O₃）达 2.6％⑩。这次出土的东吴建衡二年（270 年）墓青瓷釉色均已呈纯净的青色，且均匀不脱，亦不开冰裂纹，与宜兴晋墓青瓷很相近。按建衡二年即西晋泰始十年，宜兴晋墓为元康七年（297 年），两者不过相距 27 年，宜兴晋墓青瓷的釉色经过分析，其中含氧化铁（Fe₂O₃）1.99—2.6％，是合乎以上所作结论的。那末以此类推，建衡二年墓青瓷的釉色达到比较纯净的地步，它们的釉料绝不会是自然降灰而成，应是有意识地配合而成的，以石灰为熔剂的石灰釉。

还值得一提的，建衡二年墓中出土一只褐色釉双系瓷罐（图版捌，1），这和后来西晋到南朝的酱褐色釉瓷器很为相近。这件褐釉罐带有一点深青色，说明其中含铁成分增加，必须达到 8％左右，经还原焰烧成为四氧化三铁的时候，才能呈现这种颜色。我们认为，这只褐釉瓷罐的釉料，也绝不是偶然产生的。在早到公元 270 年的三国末年，能有这样的成就，可能比我们原来估计褐釉瓷的出现应到西晋末年的看法，又提早了三十年左右⑪。这次出土的青瓷当中，有褐色斑釉的七件，计碗四、壶二、薰一，它们均着于口唇之上或四周，青色釉中着以规则的褐斑，这种装饰确实别具风味（图版陆，5；捌，4—6）。褐斑的形成，必须在釉药中增加铁分，而且在烘烧过程中，必须不能还原彻底，才能呈现出来。初步观察，这些褐斑青瓷都是一次烧成的。试想青釉的烘烧，即要青色明朗，必须充分使用还原焰，而同时又不能还原彻底，才能呈现褐斑，这种工艺一定要在充分掌握烧窑的火力和温度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可以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其次，大部分青瓷的釉色均成青色或淡青色，要烧成这种颜色，又必须对含铁成分的控制，同时还要排除一些杂质方能呈现出来。它们的大多数不开冰裂纹，且不脱釉。按在六朝时期，青瓷开冰裂非象后代那样有意烧成，而由于釉在烘烧时与胚胎产生的膨胀系数不同，釉的收缩比胚的收缩大时，就呈现出裂纹；如果釉的收缩比胚小时，则容易产生 “脱釉”，或者釉中含碱金属过多，抵抗水的力量很弱，放在地下时间过长，吸收水份达到饱和状态，特别是南方地区土壤潮湿，也会脱釉露胎。这批青瓷大多数既不开片，在地下埋藏一千多年又不脱釉，若不是工艺水平达到一定成就，它是不可能呈现这种情况的⑫。

2、关于青瓷器的形制和用途

六朝墓葬以青瓷器为主要随葬品，而青瓷器中又多是生产、生活用品。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我们应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东晋颁布 “度田收租” 税法以后，直到南朝影响很大，实质上承认了在江南地区大土地所有制得以无限发展及其私有制的性质，标志着对世家大族愈来愈优待，和对自耕农的剥削愈来愈加重。再加上连年战争，分裂割据局面造成人民的无限痛苦。江南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基本上处在一种地广人稀，水耕火耨的生产落后状态，到东吴、东晋以后才逐渐开发。战争年代在经济上最主要的是解决粮食问题，曹操屯田成功，给后来统治者一个很大的启发。东吴孙权花了三十八年时间，把当时处于原始状态的 “山越”，利用屯田改变生产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三国到西晋墓葬中随葬大量青瓷做的生产、生活用品，以及牲畜等模型，如碓、臼、鸡、鸭、猪、羊等物来看，可以认为它们都是象征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财富，再加上有些墓葬中随葬的地券所标明私人拥有的大量土地。这些遗物，甚至包括在当时流行的一些鸡头壶（图版陆，2），它们可能都是反映了即使剥削阶级本身（一些小型墓葬或是属于当时一般士民阶层），也都期望着一种安定和经济恢复，生产发展的局面，所以大量青瓷器的随葬，除了说明制瓷手工业的发展外，更多的是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因素所造成的。也可以说，它们的形制和用途是有其政治背景，并为当时经济基础服务的。

其次，我们认为，青瓷器的形制，包括纹饰在内，主要依其用途而定。因此它的形制也是因用途变化的。这次我们在一座未经扰乱的单室券顶西晋砖室墓 M8 中，发现放在死者头部旁边有一件陶罐上，覆盖一件青瓷碗，另一件四系瓷罐上覆盖一件青瓷盏，它们的位置都没有扰乱，应该是原来未经移动的（图版柒，1、5）。这个现象说明了：在六朝早期很多的青瓷罐和壶，大多数没有盖，口沿又都是直唇或盘口，没有后来那种明显的子母口或折唇，它们直接以碗或盏覆盖，说明了许多器物都是两用的。只有到了西晋晚期以后，才慢慢地出现了带盖罐或壶，如这次所发掘的东晋墓 M5，出土了带盖青瓷小罐（图版柒，6），M31 出土了带盖双复系青瓷壶（图版陆，3）等。当然，这种普遍现象，也不排斥一些例外的特殊情况，例如在南京西岗一座大型三国墓葬中出土有一只带盖青瓷小罐，但这只盖上雕塑了生动的比翼双翅小鸟，主要为表现其装饰艺术，而仅是极少数的一件。大多数青瓷器的装饰纹饰，是极简朴的，例如弦纹、网纹（图版柒，2）、波浪纹、云纹、贯珠纹，即使一些兽面衔环纹，也不是非常突出的，它们都是在胎上刻划或模印而成。

例如，这次甘家巷东晋墓 M31，出土一件青瓷香薰和一件褐瓷香薰（图版捌，2、3），均作灯盏式样，薰部以三角形和方形镂孔代替了浮雕，与西晋时代周处墓及其它墓所出博山炉式香薰不同，似乎它们比汉代浮雕式博山炉更简化多了。为什么呢？我们推测：因为六朝时代青瓷器绝大多数为实用器，在那个时代国家分裂，经济力量薄弱，在制作过程中，首先从实用考虑，没有也不可能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来作过多而奢华的装饰。这难道不也是国家分裂割据局面所造成的结果吗？

出土遗物除了主要是青瓷器外，还有一些值得报导的，一并介绍如下：

1、在大型南朝墓 M4、M6、M30 中有一批滑石雕刻的装饰品，如珠、牌、雕像、牛、猪等等，共计四十五件。石珠、石牌、石雕像在一起出土，其上并有穿孔，应是悬挂或佩戴的用品，一件石珠上尚留有贴金，看来是制作得比较讲究的。石雕像上浮雕有兽首人身象（图版拾，2）。按梁时佛教盛行，统治阶级中特别是梁武帝肖衍曾四次舍身同泰寺，出家信佛，他的家族墓中出土这些装饰品，应也是同佛教信仰有关。

滑石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一件石牛（图版拾，1），形象非常生动，该牛半卧半跪，姿态栩栩如生。这只卧牛和现实生活中的卧牛完全一样，体现了牛在辛勤劳动，饱餐以后，卧在池旁林下休息的时候，双后腿踡在一侧，夹着尾巴，双前足半跪于草上，双目半闭半开，嘴里反刍着食物，细细嚼动。这是古代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工匠，长期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这件生动的艺术品。这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结晶。此外还出土有不少滑石猪（图版拾，3）。

2、在 M7、M10、M17、M24、M29 等五座墓中，共出金银器二十八件。六朝墓中出土金银器已屡见不鲜。这批金银器有的未经盗掘，有的是盗后残余。从文献材料上知道金银为用，到汉代以后，由于佛事消耗（如佛象大量贴金等，）以及流入民间者较多。《晋书・食货志》记：“斗米金二两”。可见用金，不仅以斤计，也以两计，可以证明用者之多。侯景乱梁时，援兵至北岸，人民扶老携幼，以侯王师，兵才过淮，便竞剥略，“征责金银”。其后江南大饥，百姓流亡，死者涂地，不出户牖者，莫不 “衣罗袴，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⑬。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特权剥削阶级奢侈腐化，寄生堕落，至死也抱着金玉不放，仓卒坐死的景象。虽然如此，当时所用金银的大多数，不是当作货币，而是用来装饰的。《晋书・舆服志》载：佩剑之首，用玉、蚌、金、玳瑁为雕饰，金钏、金环等物大都用以赏赐臣下、妃嫔。所以我们认为，六朝墓中所出金银皆为饰品，是不足为奇的。这次所出金器，经过鉴定，其中含纯金比例，最高达 95%，亦可见冶炼技术之成功。

3、东吴墓 M29 出建衡二年铅地券一方，其文：“建衡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处士徐州广陵堂邑□□买丹杨江策□□□地三顷直钱三百万伍知都监许祀他如律令”（图九）。这种地券的实质，就是说明墓主人生前家有土地，死后向冥界登记，以图 “合法”。按铅地券在六朝墓中曾有出土，南京地区即有西晋太康元年立节校尉曹翌墓中和西晋永宁二年汝阴太守□□墓中共出两方⑭。孙吴在江南建立政权后，使用暴力把 “山越” 变为国家屯田上的隶属农民，开垦了大量土地。然后他们又把这些土地分赐给部下，大大地发展了江南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也大大地扩大了大地主的土地私有。一个小小的 “处士”，居然也拥有不少土地，虽然地券上的一些措词，可能有夸大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抹煞不了土地私有扩大的这一类事实，建衡二年地券应是一件罪证。我们见到这件地券，不禁想起葛洪所描绘的地主庄园经济：“…… 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金玉满堂，伎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⑮的那种荒淫无耻残酷剥削的场面。

4、M4、M6、M30 等大墓中，出土许多石座，大部分呈半圆形（图版拾，4、5）。它们不是合为一个圆形的，而从出土位置看，应是靠壁放置的“步障座”。过去这类插座，亦有发现，间有用陶土做的。我们这次发现数量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即达二十件。其中 M6 一墓即出八件。这类石座，中有插孔，但不及底，以北魏画象石室步障图⑯来对照，并参见《东宫旧事》：“太子纳妃有丝布碧里步障三十，漆竿，铜钩。”等记载来看，这类插座大都出土于一些大型墓中，应即是步障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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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文化研究》新媒体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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