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走后的第六个清明，我整理旧物时，从樟木箱底翻出一样东西。是个巴掌大的绸缎袋子，鹅黄色，线脚细密，针脚里还卡着一根灰白短发——那是他最后那几年，我替他剪头发时落下的。

袋子里是一把牛角梳。梳背磨得温润，齿缝里嵌着几根我的头发，黑的少，白的多。

隔壁张老师最近常来串门。她比我小两岁，退休前教音乐，丈夫走后她迷上了摄影，脖子上总挂着一台沉甸甸的相机。那天她看见我拿着梳子发呆，忽然问："要不要学拍照？"

我摇头，一辈子没摸过那东西。

"拿着试试。"她把相机塞进我手里，沉甸甸的，冰凉的金属外壳贴着掌心，让我想起六年前那个冬天，我最后一次握住他逐渐失温的手。取景框里模糊一片，张老师的手覆上我的手，指尖带着暖意："先对准光。"

我颤巍巍举起相机，窗外的玉兰正开到最盛，花瓣透亮得像灯。

按下快门那一声"咔嚓"，清脆极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光。清晨六点，光从厨房西窗斜进来，照着搪瓷盆里的青菜，叶脉根根分明；午后三点，光穿过阳台晾晒的被单，把整个屋子染成淡蓝色；黄昏时分，光最温柔，洒在他坐了几十年的藤椅上，椅面磨出的凹痕里盛满金色。

我把这些光都拍下来。张老师说构图，说光影，说黄金分割，我听不太懂。我只知道，当我透过取景框去看这个世界时，那些一直堵在胸口的东西，好像找到了一个出口——原来这么多年，我不是不想看世界，只是没有人递给我一架相机。

上个月，社区老年大学办摄影展，张老师帮我把照片洗出来装框。展厅里人不多，几张年轻面孔，更多的是和我一样的银发人。我站在角落看别人的作品，忽然听见一个男人说："这张《窗台的光》构图极简，但情感浓度很高。"

我循声望去，是个戴鸭舌帽的老头，正弯腰看我的照片。照片里是窗台上那只搪瓷杯，他用了三十年的那只，杯口的搪瓷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黑铁。光从左边来，在杯身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拍得真好。"他转过头来，对我笑了笑，"能感觉到拍照片的人，心里有很深的挂念。"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后来我知道他姓周，退休工程师，摄影协会的。他给我看他拍的照片，全是桥——石桥、铁桥、独木桥。他说他妻子生前最爱桥，觉得桥是连接两端的希望。

"她走了七年了。"他把相机收起来，语气很平静，"我拍了七年桥。每拍一座，就觉得离她近一点。"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曾经给老伴擦身、翻身、喂药，在他最后那三个月里一刻不停。那时我以为，等他走了，这双手就空了。但现在我握着相机，忽然发现：手永远不会空，只是需要找到新的方式去紧握。

回家路上，张老师挽着我的胳膊。路灯刚亮，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

"你今天笑了。"她说。

我愣了一下，伸手摸摸自己的脸，嘴角确实是向上的。巷口那棵老槐树开花了，香气浓得化不开，有几瓣落在我的肩膀上，白的，软的，像时光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背。

推开家门，屋里还是一个人。但窗台上的搪瓷杯还在原来的位置，暮光正从杯口慢慢滑下去，温柔得像一个拥抱。

我拿起相机，对着那只杯子又拍了一张。

取景框里，我看见光的影子正一寸一寸爬过杯沿，爬过那些掉了搪瓷的缺口，爬到杯底的"劳动模范"四个字上——那是他五十三岁那年得的，他把杯子拿回来那天，高兴得像个孩子。

"拍得真好。"

我听见周先生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也许他说得对，照片里藏着的，是我这一生所有的挂念。而现在，这些挂念有了形状，有了光，有了能被另一个人看见的可能。

我把相机放在枕边，关了灯。黑暗里，我又看见那些光：清晨的、午后的、黄昏的，它们排着队，从取景框里走出来，轻轻坐在我的床沿上。

明天，或许该去拍那座新修的石桥。

张老师说，桥是连接两端的希望。

而我想去看看，桥的那一头，光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