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在西藏待了三十年。我记事起他就没回来过，只知道他在那边当兵，后来转了业，留在了当地，娶了个藏族女人。爷爷走的时候他回不来，奶奶走的时候他也回不来。村里人说"那老大算是白养了"。每次村里的红白喜事，礼单上长年缺着他那一栏，久而久之也没人指望他了。我妈偶尔提一句"你大伯不知道现在咋样了"，我爸就闷声说"他有他的日子"。

去年腊月我爸查出了病。肝上长了东西，县医院说要去省城做进一步检查，手术费押金先交八万。我们家这些年日子紧，攒的钱不够，我爸说"别治了"，我妈没吭声，第二天起早去了我姑家借钱。我姑借了两万，我叔借了一万，村里几家关系近的凑了一万多，零零碎碎加在一起四万出头。离八万还差一半。

消息传出去之后村里人在饭桌上议论，说"他家那个西藏的大伯该回来了吧，亲兄弟病了"。有人说"人家在西藏当干部呢，早就不认这门穷亲戚了"，有人接话"红白喜事都没回来过，你还指望他出钱"。饭桌上有人"啧"了一声，没再说下去。

我爸住院那天我偷偷给他打了电话。拨号的时候手有点抖，接电话的是个女人，说藏语，我愣了一下用普通话说"我找许大志"，那边换了个声音，是我大伯，声音跟记忆里不太一样了，粗了一些，沉了一些，尾音带着一点我说不清的调子。我说"爸病了"，他那边安静了两三秒问"什么病"，我说肝上长了东西，要手术押金八万。他又安静了几秒说"我知道了"就挂了。

我妈问"你给你大伯打电话了"，我说"打了"。她说"他说什么"，我说"他说知道了"。我妈没再问，低头把我爸的住院手续一张一张整理好放进文件袋里。

第二天下午快天黑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县里的出租车司机打来的，说"你大伯让我把你送到省城医院去，你赶紧下来"。我跑到村口，一辆白色桑塔纳停在老槐树底下，后座车窗摇下来，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探出头来，是我大伯。他穿着件深灰色夹克，脸晒得黝黑，颧骨上两团高原红褪了一些但印子还在。他冲我招了招手，嗓音比电话里听着更哑一些："上车。"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有一股皮革混着酥油茶的气味，他脚边搁着个旧帆布包，拉链没拉严，露出半截奶白色的哈达。司机发动车，他靠着后座靠背闭了一会儿眼。车子出了村上了国道，窗外的天暗下来，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车厢里暗一阵亮一阵的。他睁开眼看着前面，忽然开口说"你爸那个病，医生怎么说"。

我说"要手术，要八万押金"。他没接话，伸手把脚边那个帆布包提起来搁在膝盖上，拉开了拉链。里面是一摞用橡皮筋扎着的现金，码得整整齐齐，压着一件叠好的藏袍。他把那摞钱拿出来放在我腿上，拍了拍那摞钱的封顶，说"这十万你拿着，不够再跟我说"。

那摞钱压在我腿上的重量实实在在的，隔着裤子布料能感觉到纸钞的厚度和边角微微的扎。我说"大伯你——"他摆了摆手没让我说下去。车子颠了一下，窗外掠过一片亮着灯的村庄，又暗下来了。他侧头看着窗外，喉结上下动了一下，说"你爸是我亲弟弟，我不回来不是我不想回来"。他说完这句就不说了。

到省城医院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住院部走廊的灯白花花的，有人在打地铺，有人在长椅上靠着睡。我领他到我爸的病房门口，他站在门口停了一下，手抬起来停在门把手上方，悬了两秒才握住拧开了。门推开的时候病房里那盏小灯亮着，我爸半靠着床，瘦了一大圈，脸上没血色。他转过头看到门口站着的人，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大伯走进去，在床边的塑料椅子上坐下来。他坐下的时候椅子吱呀响了一声，然后他伸手把我爸垂在床边的那只手握住了。两个快六十岁的男人，一个躺着，一个坐着，谁都没说话。那只被我大伯握着的手，指节粗大，青筋突突地跳着，我爸的喉结动了动，偏过头把脸转向了窗户那边。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走廊里有个护士推着车过去了，轮子吱扭吱扭地响。病房里安安静静的，灯下的两个人保持着一个姿势很久没有动。后来我大伯松开了手，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床头柜上，站起来拍了拍我爸的肩膀，说了句"我来晚了"。我爸没有转回头，但我看到他放在被子上的那只手攥了攥拳又松开了。

我大伯在省城待了五天，一直到我爸做完手术才走。走的那天早上他去护士站结了账，回头跟我说"剩下的钱你留着给你爸买点营养品"。我送他到医院门口，早晨的太阳刚升起来，照在医院大门那排法桐的叶子上面，绿油油的。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村里人是不是都说我冷血"。我张了张嘴没说话，他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弯了弯就收了。"我前些年过得不好，不好意思回来。那两个老的走的时候我连路费都凑不齐。你爸知道，他没跟你们说过。"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上了那辆等在门口的出租车。车子开出去的时候后车窗摇下去半截，他冲我摆了摆手。

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那辆白色桑塔纳拐过路口不见了。风吹过来，法桐叶子哗啦啦响了一阵。住院部二楼的窗户有一扇开着，窗帘从里面飘出来一截。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我妈发的微信："你大伯给的钱你记好账，等咱家缓过来了还他。"我打了"他说不用还"又删了，最后回了个"嗯"。

后来我爸慢慢好了。村里人开始知道那十万块钱的事，有人问我"你大伯是不是在西藏发财了"，我说"他攒了一辈子"。那人又问"那他以前怎么从没回来过"，我说"他在那边过得紧"。对面的人"哦"了一声没有追问。

那年冬天我大伯又寄了一个包裹来，里面是一袋风干牦牛肉和一条哈达，还有一张写得歪歪扭扭的字条："你爸今年要是能喝酒了，帮我敬他一杯。"我拿着那条哈达看了很久，白色的绸缎在灯光下泛着柔柔的光，叠痕压得很深，展开的时候边角微微翘起来。我把哈达叠好收进抽屉里，跟我爸的病历放在一起。那张字条我夹进了一本书里。

过年前我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气色比之前好了不少。他忽然开口说了一句"你大伯当年走的时候我跟他吵了一架"，我搬了凳子坐在他旁边听。"我说他跑那么远不孝顺，他说他去西藏当兵是组织的安排。我说安排你就去一辈子，他就不吭声了。后来我就没跟他说过话。"他说完这句停了很久，阳光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深，他眯着眼看着远处的电线杆，声音低下来。"他在那边吃了不少苦，他从来不跟我说。"

院子里的太阳挪到了墙根那棵柿子树的后面，地上那一片亮着的区域慢慢缩小了。我爸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呼吸平稳的。我坐在他旁边的矮凳上剥了一个橘子，剥好的橘子放在他手边，他没拿，也没睁开眼。风从院门那边灌进来，吹得晾衣绳上那件外套袖子来回摆。村口那棵老槐树还是那个样子，枝丫光秃秃的。我想着那辆白色桑塔纳拐过路口的时候后窗摇下来半截，那只摆了摆的手枯瘦黝黑，骨节粗大，跟我爸的手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