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十点半,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不动。
再试,还是拧不动。
钥匙是对的,门是家里的门,可锁芯像是被人换了。
我蹲下来看锁孔,新的,铜色还发亮,跟原来那把旧锁完全不一样。
楼道里声控灯灭了,我跺了一脚,灯亮起来,照着我手里那把再也打不开家门的钥匙。
四天前我出门的时候,这把钥匙还能用。
那天下午三点,刘建国给我打电话,说晚上要加班到很晚,让我自己吃饭。
我说好,挂了电话就去翻衣柜,找出那件买了半年没舍得穿的羊绒大衣。
赵明约我去新开的那家温泉酒店,说给我过生日。
我生日其实还有半个月,但他说提前过,到时候他要去深圳出差。
我坐在梳妆台前化了快一个小时的妆,眼线画了擦、擦了画,手一直在抖。
不是兴奋,是心虚。
我跟刘建国结婚十二年,他从没查过我手机,从没问过我去了哪儿、跟谁吃饭。
他这人嘴笨,不会说好听的话,结婚那天就站在酒店门口搓着手跟我说,秀梅,我不会说那些,但我保证让你一辈子有家。
我当时还笑他土。
后来他真的让我有了家。
首付是他爸妈掏的六十万,我俩一起还贷,每个月三千五,还了八年。
儿子今年十岁,存款攒了二十万,本来打算明年把厨房和卫生间重新装修一下。
日子过得像钟摆,不快不慢,不好不坏。
赵明是我大学同学,认识十五年,比认识刘建国还早三年。
他嘴甜,会说话,每次我不高兴了,他一两句就能把我逗笑。
刘建国加班的时候,赵明陪我逛街、吃饭、看电影,我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他就是我男闺蜜,刘建国也知道他,一起吃过几次饭,从没红过脸。
可那天晚上,事情变了。
温泉酒店的自助餐厅里,赵明突然把手搭在我手背上。
我愣了一下,没抽开。
他看着我笑,说秀梅,你要是早几年没结婚就好了。
我心跳得厉害,嘴上说你别瞎说,手还是没动。
后来喝了酒,后来去了房间。
我告诉自己就这一次,就当是生日礼物,就当是这么多年憋屈日子里的一个出口。
我没想过后果,或者说,我不敢想。
门卡刷开房门的时候,我听见身后走廊里有脚步声。
我没回头,赵明搂着我的肩膀,门在身后关上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手机响了。
是刘建国。
我躲在卫生间里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他问我在哪儿,我说在闺蜜家,昨晚喝多了就没回去。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他说好,你好好休息,然后挂了。
语气很平,跟平时一样。
我当时还松了口气,以为糊弄过去了。
洗完澡出来,赵明已经叫了早餐,我坐在床上吃煎蛋,心里想的居然是回去怎么跟刘建国说这件大衣是打折买的。
现在想起来,我真想抽自己。
那天下午我回到家,刘建国不在。
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茶几上放着儿子周末写的作业,厨房里还有他早上热过的牛奶杯。
一切正常,什么都没变。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第二天,我发现不对劲。
刘建国没去上班。
他单位的人打电话问我,说刘工请了四天年假,是不是家里有事。
我愣了一下,说可能是身体不舒服,挂了电话就打给他。
不接。
再打,还是不接。
我慌了,翻他微信朋友圈,空的。
发消息过去,显示已读,但没回。
我给他同事打电话,对方说刘工昨天下午来了一趟单位,把手里几个项目交接了,说家里有急事要处理。
什么急事?
他没跟我说。
第三天晚上,我收到一条银行短信。
卡里二十万存款,被转走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赶紧查账户,余额只剩三千块。
那是我们攒了八年的钱,是儿子明年上初中的学费,是厨房卫生间装修的钱。
我打电话给银行,客服说这笔钱是三天前通过网银转出的,操作人是刘建国,转到了他自己的私人账户,手续完全合规。
三天前。
就是我跟他撒谎说在闺蜜家的那天。
他什么都知道了。
我坐在沙发上,手抖得拿不住手机。
儿子从房间里出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你去写作业。
他看了我一眼,转身回房间,把门关上了。
第四天,我决定回家跟他摊牌。
我在地铁上想了一路,想怎么解释,怎么道歉,怎么求他原谅。
我想说那是我一时糊涂,想说我跟赵明就这一次,想说儿子还小不能没有完整的家。
我想了一万种说辞,每一种都觉得自己恶心。
到了家门口,我掏出钥匙,插不进锁孔。
我蹲在门口给刘建国打电话,打了七个,一个都没接。
第八个的时候,门里面传来脚步声,然后是钥匙转动的声音。
门开了一条缝,只够我看见刘建国的半张脸。
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愤怒,也没有难过,就是那种看陌生人的眼神。
我张了张嘴,还没说出话来,他把一个黑色行李箱从门缝里推了出来。
箱子上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我平时用的那些瓶瓶罐罐,还有那条结婚时他给我买的金项链。
“你的东西都在这儿。”
他说,声音很平,跟那天早上电话里一模一样。
“建国,你听我说——”
“锁换了,你以后不用回来了。”
门关上了。
我听见里面反锁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站在楼道里,声控灯又灭了。
这一次我没跺脚,就那么站在黑暗里,攥着那把再也打不开家门的钥匙。
行李箱拉链没拉严,露出我那件羊绒大衣的一角。
前天赵明给我发消息,说深圳那边项目取消了,问我要不要再出去。
我没回。
现在我不想回,也没地方可回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彻底坏了。
我在黑暗中站了不知道多久,直到腿发麻,才摸着墙壁慢慢蹲下去。
行李箱靠在墙边,金属拉杆冰凉,透过薄薄的羊毛大衣刺着后背。
塑料袋里瓶瓶罐罐碰撞着,发出空洞的声响。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赵明。
“秀梅?在吗?深圳那边的事我仔细想了下,其实还有个替补方案,不过得你点头。你方便出来聊聊吗?老地方,蓝山咖啡。”
老地方。
我盯着那三个字,胃里一阵翻搅。
上一次在蓝山咖啡,是我生日前三天,他说要提前给我庆祝。
那天他送了我一瓶香水,迪奥的,说是托人从法国带的。
后来我在他车里,看见购物小票,日期是两个月前,收货地址是他前妻家。
我没问他。
我告诉自己,朋友之间送礼物,不必计较那么多。
现在,蓝山咖啡这四个字,像一根针扎进我眼眶。
我回了一个字:
“好。”
叫车去了蓝山。
推门进去,暖气扑面而来,咖啡的焦香混着甜腻的奶油味。
赵明坐在靠窗的老位置,穿一件深灰色羊绒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新换的智能手表。
看见我,他笑了笑,招手。
我走过去坐下,行李箱立在旁边,拉杆上还沾着一点楼道里的灰。
“脸色怎么这么差?”
他皱眉,把菜单推过来,
“先喝点热的。”
“赵明。”
我叫他名字,声音干涩,“你那天发消息,说深圳项目取消了。是真取消了,还是你不想带我了?”
他端杯子的手顿了一下,放下,很慢地擦了一下嘴角。
“秀梅,你这话什么意思?”
“刘建国知道了。”
我说,
“他看见了。”
咖啡馆的背景音乐正好切换,一段钢琴曲戛然而止,沉默了两秒才接上萨克斯。
赵明的脸在暖黄灯光下没什么变化,只是眼神闪了闪。
“……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
我摇头,眼泪突然涌上来,“但他把锁换了,存款转走了,把我东西扔出来了。我现在回不了家。”
赵明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敲出一根,夹在指间没点。
过了半分钟,他才问:
“那你怎么打算?”
“我来找你。”
我盯着他,“赵明,你跟我说句话。你到底怎么想的?”
他终于把烟点上了,吸了一口,烟雾模糊了他的脸。
“秀梅,咱们认识十五年了。”
他缓缓说,“我一直拿你当最好的朋友。那天晚上……也是情不自禁。但你知道,我离婚两年,正在创业,身上背着债。我前妻那边还要付抚养费,每个月一万五。”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自身难保。”
他弹了弹烟灰,“你这件事,太突然。刘建国那个人我了解,他不是冲动型,他换锁转钱,说明他计划好了。你现在来找我,我接不住你。”
“接不住?”
我声音发尖,
“赵明,你前两天还说让我跟你去深圳!”
“那是之前。”
他掐灭烟,身体前倾,压低声音,“秀梅,你听我说。刘建国要是铁了心离婚,房子首付他爸妈出的六十万,他还了八年贷,法律上他占大头。那二十万存款,他转走就转走了,你很难追回来。你要是聪明,现在就该找个律师,赶紧保全你该得的份额。而不是来找我。”
我怔住了,手脚冰凉。
他还在说:“你那条金项链,结婚时他买的,十二克,现在金价五百多一克,值六万出头。你记得收好。还有你的衣服包,那些东西他扔出来,你拍照留好证据,离婚时可以主张补偿……”
“你算得这么清楚?”
我打断他,浑身发抖,
“赵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今天?”
他沉默了几秒,从手机里翻出一张截图,递到我面前。
是一张微信聊天记录。
头像我一眼就认出来,是刘建国的同事老王。
时间是上个月,晚上十一点。
老王:“建国,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你媳妇那个赵明,我上周在酒吧看见他搂着另一个女的,不是他前妻。你留个心眼。”
刘建国回了两个字:
“谢了。”
下面还有一条,是两天后的。
刘建国:
“王哥,那女的是谁,能帮我问问吗?”
老王回:“我打听了一下,好像是个小学老师,离异带个孩子。别的不清楚。”
聊天记录到此为止。
我抬头看赵明,他避开我的目光。
“刘建国找过我,就在你们‘出事’前一周。他没明说,就问我最近忙不忙,是不是常去蓝山。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老王给我打电话,警告我离你远点,说刘建国已经在查我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几乎尖叫出来,旁边几桌客人扭头看我。
赵明苦笑:“告诉你?告诉你我跟别的女人暧昧,还是告诉你你老公在查我?秀梅,我承认,那天晚上我是故意的。我知道刘建国可能在怀疑,但我想,要是他真摊牌了,你没准就自由了,咱们……”
“咱们什么?”
我抓起那杯凉透的咖啡,泼在他脸上。
褐色的液体顺着他下巴滴到羊绒衫上,他没动。
“赵明,你真让我恶心。”
我一字一句地说。
他抹了一把脸,抽出纸巾慢慢擦。
“骂完了吗?骂完听我说最后一句。刘建国转存款那天,你卡里应该只剩三千对吧?那是他算好的。你这八个月的工资卡流水,每月到账一万二,固定转存家庭账户八千,剩下四千你零花。他查了你最近三个月消费记录,最大一笔是给我买的生日礼物,那个智能手表,三千六百八。他连发票照片都有。”
我大脑一片空白。
“他不是临时起意。”
赵明站起身,把咖啡钱压在杯子下,“他准备了至少两个月。秀梅,你斗不过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律师,争取分点东西,别闹到最后一无所有。”
他走了。
我坐在原处,看着窗外车流,手还在抖。
手机响了,是儿子小航。
“妈,你在哪儿?爸说你去外婆家了,要住几天?”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紧。
“……嗯,外婆身体不好,我照顾她几天。你在家听爸爸话。”
“哦。”
儿子顿了顿,
“妈,爸把你的猫粮牌子换了,小黑好像不爱吃,一直叫。”
“我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眼泪终于掉下来。
小黑是那只流浪猫,我捡回来的,养了五年。
刘建国最开始嫌它掉毛,后来也默许它睡在沙发上。
他换猫粮,是连最后一点念想都不想留给我了。
我打车回到小区,在楼下抬头看。
六楼的窗户亮着灯,厨房有油烟,他在做饭。
小黑跳上窗台,隔着玻璃往外看。
它看见我了,站起来,用爪子扒拉玻璃,发出细微的声响。
我没有上去。
我知道敲门也没用。
我在楼下花坛边坐着,一直坐到灯灭。
晚上九点多,刘建国下楼倒垃圾。
他看见我了,脚步停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回走。
“刘建国。”
我叫住他。
他背对着我,没回头。
“房子首付是你爸妈出的,你还了八年贷,这些我认。”
我哑着嗓子说,
“那二十万存款,有八万是我的年终奖和副业收入,能给我吗?”
他终于转过身。
路灯下,他的脸瘦了一圈,眼睛下有很深的黑眼圈。
“陈秀梅,你还有脸跟我算钱?”
“那是我的钱。”
我站起来,“你可以不要我,但钱得给我。不然我就去你单位,去你爸妈那儿,把这事说清楚。”
他笑了,笑容很冷。
“说清楚?你怎么说?说你跟男闺蜜开房,被我撞见?还是说你这半年,用我的钱给别的男人买礼物、付酒店房费?陈秀梅,你猜老王为什么帮我?因为那个小学老师,是他表妹。赵明骗了她感情,还从她那儿借了五万块,没打借条。老王恨他恨得牙痒,你撞枪口上了。”
我如遭雷击。
“那二十万,是儿子以后读书的钱。”
他转身往单元门走,“你想要,行,等离婚官司打完,法院判多少,我给多少。现在,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再在这儿闹,我报警。”
门在眼前关上。
声控灯亮了,又灭了。
我站在黑暗里,忽然想起一件事。
上个月,赵明说有个创业项目差五万块周转,问我能不能借。
我说家里存款动不了,但我有笔私房钱,三万块,攒了两年,是我给人写商业文案的稿费。
我转给了他,他说下个月就还。
到现在,一个字没提。
我摸出手机,点开赵明的微信,打了一行字:
“你借我那三万,什么时候还?”
消息发出去,过了十分钟,他回:“秀梅,我现在真没钱。等我项目回款吧,年底一定还你。”
我没有再问。
我知道,这笔钱要不回来了。
就像那二十万存款,就像这个家,就像这十五年自以为是的友谊。
楼上传来电视的声音,是新闻联播。
我以前总嫌刘建国看新闻太大声,现在那声音隔着窗户飘下来,竟然觉得有点暖。
我拖着行李箱,慢慢走出小区。
门口保安亭的老李探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以前他每天见我都打招呼,
“刘工媳妇回来啦?”
现在,我只是个深夜拖着行李箱离开的女人。
街对面有个小旅馆,招牌灯箱坏了两盏,一闪一闪的。
我走过去,要了一间最便宜的房,六十块一晚。
房间很小,床单有股消毒水的味道。
我把行李箱放在墙角,没打开。
那条金项链还躺在塑料袋里,压在洗漱用品下面。
我坐在床边,手机屏幕亮起,是赵明又发来消息:“秀梅,对不起。但我真帮不了你。你保重。”
保重。
这两个字像钝刀子,割得我生疼。
我关掉手机,躺下来,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
旅馆的墙很薄,能听见隔壁电视机的声音,是个情感调解节目,女人在哭,男人在骂,主持人在劝。
我听着听着,忽然觉得很累。
累到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窗外有车驶过,灯光划过天花板,一道一道的。
我想起结婚那天,刘建国喝多了,抱着我说,秀梅,我这人不会说漂亮话,但我会一辈子让你有家回。
现在,家没了。
锁换了。
钥匙在我口袋里,冰冷的,再也插不进任何一扇门。
而那个说让我有家回的男人,正在楼上,换掉了猫粮,关掉了灯,准备睡觉。
也许他根本没睡着。
也许他在想,怎么把这八年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
我翻了个身,脸埋进枕头。
枕巾也是潮的,不知道被多少人枕过。
手机在枕头下震动,是银行APP的推送。
我点开,看见一笔转账记录。
就在今天下午,刘建国从他私人账户转出两万块,收款人是律师。
附言是:婚姻咨询及诉讼费,预付。
他连律师都找好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锁屏,闭上眼睛。
六十块一晚的旅馆,床板很硬,但比楼道里的水泥地,还是软和一点。
我裹紧被子,在消毒水的味道里,开始盘算明天该去哪儿。
赵明那儿不能回,娘家不能回,朋友家……我忽然发现,我这十五年,围着家、围着儿子、围着刘建国转,竟然没有一个能深夜去投奔的人。
走廊里有脚步声,很重,咚咚咚的,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
我睁开眼,窗外天已经有点发白。
又一个夜晚,过去了。
天还没全亮,我退了房。
拖着行李箱走在街上,忽然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手机里存着几百个联系人,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找不到一个能打电话的人。
最后我给单位请了三天假,说家里有事。
领导没多问,就说了句
“处理好再回来”。
我在城郊找了个月租八百的单间,押一付一。
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看我拖着行李箱,问了句
“姑娘,一个人啊?”
我点点头,没说话。
她也没再问,把钥匙递给我,指了指楼上:“三楼,最里头那间。热水器有点旧,得提前烧二十分钟。”
房间不大,十五平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
窗户朝北,见不着太阳,但能看见楼下菜市场。
每天早上六点,卖菜的大妈开始摆摊,吆喝声很响,响到能吵醒人。
我在这里住了下来。
三天后,刘建国发来一条短信,我点开一看,一条接一条,每条都短,像列清单似的往下排。
“陈秀梅,我已委托律师处理离婚事宜。房子首付是我父母出资,婚后还贷由我工资支付,你收入主要用于个人消费和给赵明转账。经律师建议,我提出以下方案:一、房子归我,我退还你婚后共同还贷部分中你个人份额,约八万;二、存款二十万,扣除儿子教育金十万,剩余十万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你可得五万,但需扣除你转给赵明的三万私房钱,实得两万;三、你的个人物品已打包放在门卫处,请尽快取走;四、儿子抚养权我主张,你有探视权。如不同意,可走法律程序。”
我盯着手机,把这条短信看了三遍。
十四万。
他说给我十四万。
八万还贷份额加两万存款,再加四万什么?
我算了半天,没算明白。
后来想通了,那四万,可能是他给我留的搬家费。
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八年婚姻,到头来,我值十四万。
我回了一条:
“好。”
一个字,没多说。
过了十分钟,他又发来:“下周一九点,民政局。带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
我回:
“好。”
还是一个字。
那天晚上,我翻出所有银行卡,算了算自己的账。
工资卡里还剩两千八,私房钱三万给了赵明拿不回来,信用卡欠着四千多,是上个月给儿子买学习机刷的。
刘建国说给我十四万,扣除欠赵明的三万,实际能拿到的,大概十一万。
十一万,够我活多久?
我算了一笔账。
房租八百,吃饭交通水电一千五,一个月最少两千三。
十一万,能撑四年。
四年后呢?
我不知道。
晚上十点,儿子打来电话。
声音很小,像躲着谁。
“妈,你在哪儿?”
“在外面租了房子。”
我说,
“你爸跟你说了?”
“嗯。”
他沉默了一会儿,
“妈,你为什么要跟赵叔叔开房?”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爸说,赵叔叔骗了好几个女的,肖阿姨也被他骗了五万块。妈,你是不是也被他骗了?”
我握着手机,指节发白。
“妈,你回来吧。”
儿子声音有点哑,“我跟爸说,让他别跟你离婚。你回来,我们还是一家人。”
“你爸怎么说?”
“他什么都没说。”
我闭上眼睛。
十五岁的孩子,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不懂。
他知道妈妈犯了错,但不知道这个错有多大。
他以为只要认错,就能回到从前。
可有些门,一旦锁上,就再也打不开了。
“儿子,你好好读书。”
我说,
“爸爸妈妈的事,你别管。”
“可是——”
“听话。”
挂了电话,我在床边坐了很久。
窗外菜市场的灯已经灭了,只剩路灯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街道。
周一早上,我穿上那件买了两年的驼色大衣,对着镜子照了照。
镜子里的女人,眼角的细纹比去年深了,嘴唇干得起皮。
我涂了口红,又擦掉,又涂上,最后还是擦掉了。
民政局门口,刘建国已经到了。
他穿了件深蓝色羽绒服,是我三年前给他买的,袖口磨得有点发白。
他看见我,没说话,递过来一个塑料袋。
“什么?”
“证件。怕你忘带。”
我接过来,里面是结婚证、户口本、我的身份证——他都从家里翻出来了。
办离婚手续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黑框眼镜,语气很平:“想好了?财产分割协议签了没?”
“签了。”
刘建国从包里抽出两份打印好的协议,递过去。
办事员扫了一眼,抬头看我:
“女方,你对协议内容有没有异议?”
“没有。”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刘建国一眼,没再问。
公章盖下去,啪的一声,很轻,但很响。
结婚证被剪角,还给我们。
办事员说:
“可以了。”
全过程不到二十分钟。
走出民政局,阳光很刺眼。
刘建国站在台阶上,点了根烟。
他以前不抽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的。
“钱这周会打到你卡上。”
他说,没看我。
“嗯。”
“儿子的抚养权,协议上写了,归我。你什么时候想见他,提前跟我说。”
“嗯。”
他吸了口烟,烟雾散在风里。
“陈秀梅,你那个闺蜜赵明,还在跟你联系没?”
“没有。”
“最好没有。老王说肖老师已经报警了,诈骗。你要是跟他还有牵扯,自己小心。”
我点点头。
他把烟掐灭,扔进垃圾桶。
“走了。”
“刘建国。”
我喊住他。
他停下,没回头。
“那只猫,好好养。它怕冷,冬天别让它睡阳台。”
他沉默了几秒,说:
“知道。”
然后他走了。
深蓝色羽绒服的背影,混进人群里,越来越远,直到拐过街角,再也看不见。
我站在民政局门口,攥着那本被剪角的结婚证,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手机响了,是赵明。
我盯着屏幕上的名字,看了很久,摁掉。
他又打。
我再摁掉。
他发了条微信:“秀梅,听说你离婚了?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你现在住哪儿?我来看看你。”
我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
最后只发了两个字:
“不用。”
然后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一周后,我去刘建国那儿拿行李。
门卫老李看见我,愣了一下,说:
“刘工把你东西放我这儿了,三个编织袋,我给你拎出来。”
三个编织袋,装着我十年的衣服、鞋子、化妆品、书、相册。
相册里夹着结婚照,我抽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他换锁那天,你在这儿?”
我问老李。
老李搓了搓手,有点尴尬。
“那天晚上,刘工拎着个工具箱下来,让我帮忙。他说家里钥匙丢了,得换锁芯。我问他你媳妇呢,他没吭声。后来换了锁,他把旧锁芯扔垃圾桶里,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
“站了多久?”
“起码有十分钟吧。就盯着那个垃圾桶,一动不动。”
我没再问。
我叫了辆货拉拉,把三个编织袋搬上车。
司机问我去哪儿,我报了地址。
车开出去,我回头看了一眼住了八年的小区。
楼下的桂花树还在,去年秋天,我还摘过桂花,腌了一罐桂花蜜,放在厨房柜子里。
现在那罐蜜还在柜子里,我再也吃不到了。
到了出租屋,我一件一件整理行李。
衣服、鞋子、书,都带着家里的味道。
衣柜最底下,压着那条金项链,十二克,买的时候花了三千多,现在金价涨了,能值六千。
我把它攥在手里,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放进了抽屉。
没舍得卖。
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隔壁的年轻夫妻在吵架,女人声音很大,男人在摔东西。
我听着听着,忽然笑了。
以前我也这样跟刘建国吵。
为谁洗碗吵,为谁接孩子吵,为过年回谁家吵。
吵完了,他去做饭,我去拖地,日子照样过。
那时候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我以为,他的好脾气是理所当然。
我以为,不管我怎么作,他都会等我回家。
我以为,那个门锁永远不会换。
手机亮了一下,是银行短信。
刘建国打钱了,十一万,一分不少。
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菜市场,凌晨四点亮起第一盏灯。
卖菜的大妈开始摆摊,白菜码得整整齐齐,萝卜还带着泥。
我爬起来,穿上外套,下楼。
“姑娘,这么早?”
大妈抬头看我。
“睡不着。”
我说,
“给我称两根萝卜吧。”
“好嘞。”
她挑了两根,放在秤上,
“三块二。”
我付了钱,拎着萝卜往回走。
天边泛起鱼肚白,又一个早晨来了。
上楼的时候,我掏出钥匙,愣了一下。
这把钥匙是新的,房东给的,能打开三楼最里头那扇门。
那扇门后面,是我现在的生活。
没有刘建国,没有儿子,没有猫,也没有家。
只有十五平米的出租屋,和两根萝卜。
我打开门,把萝卜放在桌上,烧了壶热水。
热水器旧,烧了二十分钟才热。
我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见眼角多了根白头发。
我拔掉它,然后坐下来,开始盘算这十一万该怎么花。
房租押一付一,花了一千六。
买日用品和衣服,花了八百。
卡里还剩十万零五千多。
够活四年。
四年后,儿子十九岁,该上大学了。
那时候,这十一万,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对面楼的玻璃上,晃得我眯起眼。
我拉开窗帘,让阳光照进来。
房间里亮堂了些,能看见墙角有蜘蛛网,桌上有一层灰。
我拧了抹布,开始擦桌子。
擦完桌子,擦窗户。
擦完窗户,拖地。
拖完地,我坐在床边,看着这间十五平米的小屋。
它很小,很旧,很冷,但它是干净的。
是我的。
我把钥匙放在桌上,钥匙扣是儿子小学时做的,陶土的,捏得歪歪扭扭,上面写着“妈妈”。
那是他七岁时的母亲节礼物。
我攥着钥匙扣,很久很久,没有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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