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孟夏拂晓，长芦烟色漫过西河水面，大红桥一带水波浸着微凉，微波荡漾。岸边柳树林里传来的“啾啾”雀子声划破一丝静谧，唤醒了一河船户浅淡的睡意。晓雾渐次消融，沿岸泊着的一只只小舢板随波轻晃。这是1930年代的一天。张富贵掀开潮湿的棉被，赤足踏在湿漉漉的船板上，目光沉沉落向不远处的孟家渡口，万千心事缠在一湾流水中。
张富贵本是胜芳人，一家世代倚运河舟楫营生，转运货物、沿河叫卖，全凭一条“小帮摇”糊口。奈何战乱年月，自家赖以活命的船只被日军兵卒劈碎，无以为生。张富贵的老爹早年曾往来天津卫走水路，于是便联合周边几户避祸于“心目中的天堂”天津卫。津门自古流传着一首船谣：“三岔口，停船口，南北运河海河口。货船拉着盐粮来，货船拉着金银走。九河下梢天津卫，风水都在船上头。”初至海河沿岸，众人本想凭旧业讨生计，却不料水路早已无小民立足之地。
天津开埠后，1865年，英国驻津领事馆领事孟甘制定规则，阻遏本土民船使用海河码头与主航道。借口是本土帆船造型笨拙而体积庞大，在潮流中殊难驾驭，导致海河中碰撞事件屡有发生。据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载，1870年代以后，“在沿海贸易较为重要之业务中，洋轮并洋帆船现已将民船排挤殆尽。”彼时海河之上，巨舶林立，西式蒸汽轮船傲然泊驻，独占宽阔主航道。《大公报》1947年9月18日第4版上的一篇文章就称：“海河上满舶（泊）着船舰……巨型的海轮傲然地泊在一边。”甚至连居住在岸边的居民也难以幸免，庞大的过驳轮船在拥挤的河道上航行，为了躲避碰撞，即使是船长亲自掌舵，轮船也会撞向河岸上的茅屋土墙和菜田，船只倒退时，有时整片茅草屋顶都留在了船前甲板上。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本》中，亦记下这般洋船侵夺民生的旧事。
海河主道再无小民容身之所，一众逃难船户只得投奔大红桥西河一带的同乡。西河是天津粮食的重要来源地，来自河北中南部完县、满城、霸州、容城、新安等一带的粮食经由民船输送到天津，在大红桥西形成一处粮食交易市场——北集。
托乡邻照拂，张富贵重操舟楫旧业，闲时便赴太古、怡和、招商局各大码头扛货出苦力补贴家用。为多挣几份口粮，张富贵和他老丈人跟砖窑租了一条对槽船往市区运砖，按照船一股、人两股“三一三余一”规矩同砖窑劈账。儿子大春虽然只有十来岁，却是个机灵鬼。每当看到有客船或运粮船过来，立马就摇着小帮摇紧随其后，以清脆高亮的嗓子叫卖一些零星吃食，如干净新鲜的油炸饼、分量十足的大烧饼等。在这样的水面上讨生活，没点嘴上的真功夫是站不住脚的。主顾一声招呼，大春干脆利落地跳上粮船或客船，把食物递到客人手中，拿着钱又从容地跳下来。为多做几桩生意，大春常以缆绳前端钢钩扣牢大船船帮，一套套市井熟稔的俏皮话哄得船工、客商情愿掏钱。这小小帮摇船，恰如河底滑泥鳅，专挑大船巨轮靠不近、官办码头瞧不上的边角水道讨营生。纵然劳苦，一家老小总算在西河扎下微弱根基。
谁料安稳日子转瞬生变。前几天，主持孟家渡口营生的孟广福父子侄三人，突然不准任何小帮摇船户在此停靠，百余家赖渡口谋生的船户，尽数被驱至三里开外的大窑滩。那一处水流湍急，滩涂尽是烂泥，无半分可供装卸粮货的木跳板，但凡转运粮食，脚行开销便能吸干船户微薄利润，更不必说倚仗小帮摇在水面上兜售吃食、做点零碎营生的贫苦人家。张富贵只喝了一碗野菜面糊糊便没了食欲。
晨光铺满河面，周边的船户纷纷聚至张家小舟，共商对策。众人多是冀地乡间逃难来津，数家合伙经营一条船维持生计。早年间军阀混战，水断陆绝，船户早已饥寒交迫；及至市面稍缓，苛捐杂税又层层压身：房捐、铺捐，以及各种路卡税费层出不穷，甚至有地痞流氓假借各种“委员会”名目强迫船户购买会旗、缴纳会费。众船户中，梅凤山被迫缴纳了买旗钱，刘万德在万国桥被勒索了一块大洋，李庆云更是因拿不出捐项而遭受无赖毒打……就是张富贵的运砖船，过了五月节，也得和其他船家凑齐银钱，给沿途岗亭巡警送上节礼，只求每日两次盘查能稍加宽限。各家各有苦处，一旦离开世代赖以谋生的渡口，前路茫茫，人人心头满是惶惑。眼见众人愁容满面，张富贵决意出面做船户代表，登门与孟家商议，只求对方留一线生路。
张富贵找到孟家人，直言一众船户在西河摆渡、转运货粮已有数十年，摆渡的走摆渡道，摆货的划摆货船，长久以来各行其道，从未起过争端。大伙儿靠给客商运粮转货或卖点小货维持生计，如今渡口一封，便是断了数百船户活路。孟家人却丝毫不为所动，只称手握市工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年年足额缴纳赋税，渡口客货承运之利理当归自家独占；一众小帮摇无官方执照，四处揽活儿便是抢夺自家水路生意，理应驱逐取缔。张富贵再三辩白，若非生计逼仄，穷苦船户断不会争抢营生，况且众人做的皆是孟家不屑经营的零碎小买卖；再者，所谓渡口禁他船承运的规矩，工务局并无成文案牍可依，不过是民间长久以来形成的相处惯例。
双方争执多日，始终没有协商出一个解决办法。其间，帮摇船户王小海、崔大和等人只得冒险在河面驳货渡客，与孟家起冲突，此事亦登载于1934年6月6日的《大公报》上。最终社会局出面调处，考虑到船户谋生不易，给出一条看似折中、实则偏倚商户的方案：所有小帮摇船户，必须向市工务局申领官方执照，方可继续经营。这般条件，囊中羞涩、本就挣扎求生的小民根本无力承担，无可奈何之下，一众撑着小帮摇的船户只得陆续辞别大红桥，四散奔赴各处寻活路。
岁月流转，当年西河舟上的老邻旧友偶有相聚，谈及大红桥下旧事，无不唏嘘慨叹。西沽老字号的糖皮依旧金黄酥脆，一碗热豆浆入喉，尚能驱散满身河上风霜。众人各有浮沉：有人远赴宁河刘庄子，驾船往返天津、营口，贩运玉米高粱，行情顺遂时能攒下微薄辛苦钱，闲时垦荒种地，种点麦蔬贴补家用；有人落脚塘沽，在驳船上做工，先后为太古、大沽、本地招商局驳船效力，战火年间又辗转受雇于日、美商轮，水上生涯九死一生……唯有张富贵依旧守着运砖旧业，每日天未亮便赴砖窑领签装砖，驾着船舷低贴水面的小舟，穿行桥洞、泄水沟，跟着一长串货船往市区行进。往返不过二三十里水路，却要耗上整整一日；倘若一日无活儿，阖家次日便无粮下锅。
大红桥的波纹岁岁更迭，小帮摇的桨声早已消散在岁月雾霭里，可津派河海文脉，却从来不止于租界洋楼、通商巨舶的宏大叙事，更藏在这些底层船民挣扎求生的烟火里。从胜芳到西河，从一叶小帮摇到百里航道，这些撑船人是津门水脉最细微的肌理。漕运粮香、码头吆喝，尽数糅进他们潮起潮落的半生；官家执照、洋商规约、地痞苛捐、渡口纷争，层层枷锁压在民间舟楫之上，可西河流水从未断，船户讨生活的韧劲亦从未折。一河通南北，一海纳悲欢。巨轮载金银，帮摇讨温饱，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天津水韵，并化作这座河海码头最温柔也最厚重的民间底色，岁岁随潮声，不曾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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