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诒（1833-1904），字季贶、曼嘉，号巳翁、窳翁等。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因先世著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其父周岱龄解官后，仍迁回越中定居。周岱龄育有八子，周沐润居长，周星诒排行第八，他与五兄星譼（涑人）、七兄星誉（1826-1885，字畇叔）三人为一母同胞。据周星诒《窳櫎旧藏书目序》称，他早年即酷爱读书、藏书。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年未弱冠的周氏开始编次《目录考》一书，锐意收集古今藏书目。与此同时，他百计求购古书。成婚后，夫人平氏出奁具相助收采，琴瑟相谐。可惜咸丰五年（1855）乙卯，平氏夫人去世，顿失贤内助，令他痛心不已。周星诒科考不利，乃捐赀出仕，咸丰七年（1857）赴闽。咸丰十年（1860）离杭任职，“悉寄所藏书三十二架于山阴傅氏”，次年洪杨乱作，“九月二十九日，绍兴不守，所藏荡为灰烬”。同治二年（1863），周星诒以而立之年出任福建邵武同知，此前他已久闻带经堂陈氏藏书中有明钞本《北堂书钞》，一直念念不忘，至“甲子（1864）秋中，谭仲仪以书告，有旧家陈氏富藏书求售者不可得，知诒癖书，宛转达仲仪道意。因触旧事，且以其姓合也，函致仲仪，访之固在。初索白金千五百两，录副本亦须费一百四十两，书十往返，仲仪尽力为道地，乃以兼金七百成议，于次年正月命力士彭辰魁径赉以来，于是遂为诒有，榜所藏书之室曰书钞阁，以企之”。又于次年（1865）三月廿六日作跋记之，欢喜之情溢于纸间。与此同时，周星诒于福州续娶李氏夫人。李蕙字宝馚，亦喜古书，工于楷法，周星诒每获奇书，辄命代抄代校。李氏之来归，正可弥补平氏夫人逝世之憾。
周星诒
等他官建宁知府时，书钞阁藏书已称宏富，不意数年后，因丁日昌索书未果，被丁氏以亏公帑奏劾去职，可谓因书获罪。幸得蒋凤藻出手相助，周星诒乃获全，于是以所藏精华归于蒋氏报答之。周氏所藏固多铭心之品，加之其勤于校勘、批点，藏书经其手者，往往深受其益，故周氏藏书于当时已为藏家所重。周氏晚年，定居苏州城内乐桥附近的镇抚司前，与顾鹤逸、曹元忠、章钰等往来，其藏书早已四散，不时向过云楼借书。其生平著述颇丰，有《窳櫎诗质》《勉熹词》《癸巳人文质》《窳櫎日札》《南齐书校勘记》《书钞阁题跋》《书钞阁杂抄》《蜕翁忆记》等，可惜大半是手稿，未能付梓。其藏书曾编有《书钞阁行箧书目》，原稿曾存蒋凤藻处，民国二十五年罗振玉得钞本，整理后以《周氏传忠堂书目》之名石印问世，另有《窳櫎旧藏书目》钞本一种。
周星诒著作中有日记一种，曾于1935年由王欣夫据瞿凤起过录本摘选排印，收入《乙亥丛编》，题为《窳櫎日记钞》，分三卷：卷上《吴游日记》，卷中《客闽日札》，卷下《橘船录》。2001年，经刘蔷整理，与周星誉《鸥堂日记》合成一册，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窳櫎日记钞》排印本后，有一九三五年长夏王欣夫跋语，述其梗概：
右《窳櫎日记钞》三卷，清周星诒撰。案星诒字季贶，祥符人。诸生。官福建建宁府知府，以事获谴革职。著有《窳櫎诗质》、《燕憙词》。是书题《吴游日记》者，始光绪甲申闰五月朔，迄七月晦。题《客闽日札》者，始甲申十二月朔，迄二月十四日；又始七月朔，迄晦。题《橘船录》者，始戊戌二月十四日，迄七月十三日，皆为谴后所记。虽为残帙，而中多评论时事，考订书籍之语，亦间附记世俗酬应即家庭琐事。今为删存十之四，分为三卷。星诒富于藏书，以明钞《北堂书钞》为冠，筑书钞阁以贮之。辛卯，尽售与我吴蒋氏，以偿官款。处境潦倒，至平生苦心积聚之物，一旦荡然不保。故时亦发为愤世嫉俗之辞，曾见其所藏书目，精钞名校多珍秘罕见之本。而此记鲜涉缥缃，甚至一二通行阅览之书，尚须借诸友人，亦可怜矣。原稿今在顾氏过云楼，瞿君凤起录有副本，今据以付印。
其实，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浙江省图书馆藏有《窳櫎日札》稿本一种，是周氏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日记，为《乙亥丛编》所未及。而在这数十年间，顾氏过云楼藏书播迁流散，大部分精华归南京图书馆、江苏凤凰传媒集团，零星善本流转于公私之间，却并见到《乙亥丛编》所据周星诒《日记》原稿。不想竟于无意中见之，且除了稿本外，另有工楷抄本一套，据汪葆楫日记所载，上世纪三十年代顾公硕曾将《日记》稿交给汪氏，请他帮忙整理抄写，拟付刊行，这份抄本或许源于此。
一、周星诒笔下的上海市井生活
周氏《日记》手稿原为五册，后人将之合钉成三册，主要内容包括《吴游日记》、《客闽日札》、《橘船录》三部分日记，另外还夹杂一部分读书笔记。其中，《吴游日记》、《客闽日札》用“鼓楼前书锦堂”朱丝阑稿纸，每半页八行。《橘船录》用“瀛仙阁”朱丝阑稿纸，每半页八行，与浙江省图书馆藏《窳櫎日札》稿本所用稿纸相同。正如王欣夫所述，《吴游日记》所收始于请光绪十年（1884）甲申闰五月朔，止于同年七月廿九日，《客闽日札》所收始于清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初一日，止于次年（1885）二月十四日。《橘船录》所收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四日，止于同年七月十三日。原稿里《客闽日札》前有《三国识小录》草稿，而从“《艺文类聚》六载晋裴秀禹贡九州”云云一段开始，又变成有关新疆地理如准噶尔、土尔扈特等内容，最后开列“目不载附传姓名”，可以说内容较为庞杂。《橘船录》一册书衣题《家世琐语》，并有草稿一叶，《窳櫎日记钞》均已删去。
《窳櫎日札》稿本 浙江省图书馆藏
取校《窳櫎日记钞》与《周星诒日记》原稿，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小。从内容上看，《窳櫎日记钞》更象是标注日期的学术笔记，周星诒的形象已然经过后人的重新塑造。《日记》原稿原原本本，未加修饰，还原了周星诒的本来面目。
王欣夫跋中提到，因当年出版条件所限，未将全部日记整体出版，而是“删存十之四”。在没有看到全稿之前，很难想象原稿的面目，而今即使看到全稿，却仍无法清晰看出《窳櫎日记钞》摘选的具体标准。
通过简单比对《窳櫎日记钞》与《日记》原稿，能发现排印本的文字释读准确率是比较高的，但其中也存在因文字释读、辗转抄录、排字印刷，产生变化与讹误。比较明显的修改，如日期中的“廿”字，在排印本中被统一改成“二十”两字。又如《吴游日记》六月廿八日“多予二十二三时旧识”，排印本漏“予”字。更具代表性的例子，如《橘船录》七月十三日“自上海农学报馆设，予主兴农学者四年余矣”，《日记》原稿中的“四年余”，《窳櫎日记钞》误作“四十余年”，衍一“十”字，显而易见，农学报馆设立于光绪间，不会早到咸丰年间，自然以“四年”为是。
《吴游日记》原稿始于闰五月初一日，《窳櫎日记钞》则开始于闰五月十三日，从初一到十二日共计十二天的内容，悉数被删去，以致读者不知周星诒是何时、从何处到上海去的？而闰五月十三日这一天的日记，《窳櫎日记钞》所摘选的内容前原有一段“讯吉云，知叔兄未到，茀卿带来木器寄在泰安栈。吉云邀移寓同庆公老栈”，据此推测，周星诒此番吴游，可能是与兄长周星誉相约，一同到上海会面。同一天，除了删去前面一段之外，《窳櫎日记钞》摘选内容之后还有一长段内容，也被刊落：
吉云邀至阆苑第一楼茶话乘凉，夜饭于聚丰楼。复至天仙观剧。子正返寓，寓屋阴阴一院，室宽而凉。主人蔡氏寡妇，原杭州人，甚娴世故，颇贤能。寓中多贸易之赁以立号者，余屋乃以寓暂居过客，然亦必上品人，故下流辈不得溷迹其间，迥非长发喧嚣比也。以帐付洗，夜蚊扰睡，彻旦乃得入梦，仅两时而起。
郑逸梅在《茶寮之回忆》中提到，“四马路上，又有阆苑第一楼，黄梦畹《沪事谈屑》谓：‘阆苑第一楼，洋房三层，四面皆玻璃窗，青天白日，如坐水晶宫，真觉一空鄣翳，计上下两层，可容千余人，别有邃室数楹，为呼吸烟霞之地，下曾则为弹子房。初开时，声名藉藉，远方之初至沪地者，无不趋之若鹜，后则包探捕役，娘姨姘头，及偷鸡剪绺之类，错出其间，而群屐少年，反舍此而麕集于华众会矣。’可知茶疗用玻璃窗，阆苑尚是首创”。在《吴游日记》中，周星诒的日常生活较之在福州更为丰富，仿佛一下子回到他的青年时代，往日的红颜知己，有从良的，却只是一小部分，大多则因生活所迫，依然活跃在上海。
清末福州路五层茶楼
《吴游日记》中记录了他经常涉足的酒楼饭店、戏院书店等，如酒楼里的聚丰园是川菜馆子，鸿运楼、复兴园、泰和馆这三家是宁波菜馆，杏花楼是粤菜馆子，喝茶听书的地方有也是园、玉川楼、洗心居、怡园、华众会及前面提到的第一楼等，看戏的地方有天仙园、丹桂园、咏霓园等。这些琐碎的内容，《窳櫎日记钞》大多作了刊落，如五月十六日《吴游日记》摘选的内容之后，有“傍莫，偕吉云至杏花楼饮，饭于聚丰园，天仙观剧”一段被删去。之后的十七、十八两天，也全部被删去。
闰五月十八日《日记》提及周星诒“偕吉云至棋盘街抱芳阁书肆小坐，主人鲍姓，字叔衡。又至各肆买物。杏花楼茶话，夜观剧咏霓园”。抱芳阁是《日记》中为数不多提到的上海四马路上的书店，系常熟书贾、后知不足斋主人鲍廷爵在上海开设，从行文口气看，这是周星诒初次到抱芳阁，而《窳櫎日记钞》只摘录了五月十九日“至抱芳阁，看黎莼斋公使《古佚丛书》数种，《尔雅》宋蜀大字本、《谷梁传》宋余氏本，有《汉食货志》，并纸墨精极”一段，给人一种他与鲍廷爵早已熟识的感觉。其实，《日记》原稿接下去还有一段提到“偕吉云饮聚丰，观剧天仙。甫入座，见旁坐者乃五兄也。不禁狂喜，盖兄入觐反，今午才到耳”。次日，周星譼到周星诒寓所吃饭，又一同往杏花楼喝茶，夜间同至华众会饮茶。晚上，周星譼移行李到周星诒住处，周星诒留他同宿，“初坚欲赴官，晤茀卿留之，予又任旅费，乃留”。从中似乎可见，周星诒的春秋笔法。与六月二十日他对周星譼的议论，可说是遥相呼应。以上这些内容，在《窳櫎日记钞》卷上里都已经消失不见。
一起消失不见的重要内容，还有三天后，闰五月廿三日周星诒终于等到了相约见面的七哥周星誉夫妇，《窳櫎日记钞》卷上压根就没有摘录这一天的记录。当天辰刻，周蕅生来找周星诒，告知周星誉一行已抵达上海，于是他们一同前往十六铺金利源码头，登上招商局的富顺号轮船，见过哥嫂，一起到长发栈。周星譼闻讯前来，中午一起吃面，傍晚到东洋茶馆小坐，晚饭于聚丰园，然后再到咏霓园看戏。或许，周星诒没有料到，上海短短几十天，是他与兄长周星誉最后一段轻松的相聚。
在《吴游日记》中，尽管周星诒不断反思昔年海上冶游之非，却仍不免逢场作戏，与旧日相好之人周旋，《窳櫎日记钞》摘录了一部分的同时，也省略了一部分，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段是六月十九日所开列十五事，市井之中的藏污纳垢，于此可见一斑：
海琛到后，未定行期。《申报》云，闽已封港，不知确否？政府至今犹不示战，当事者太无胆识，殊堪忧之。海上自庚申、辛酉以后，繁华奢侈，日盛一日。远人听游客津津言之，恨不一到，以快心目。及去秋各商被徐、胡等牵累，万金之产，不剩一二。近又以中法和战未决，人心皇皇，逃避迁徙，市肆家居，空屋招赁十居三四，戏馆、酒楼、倡寮、茶肆，饮䜩游赏者寥寥无几，盖亦盛极必衰之候也。然如四马路、宝善街诸闹市，自昼至夜，尚复车马奔驰，接踵连毂，士女游览，目挑心招。上灯之后，火树电灯，朗同白昼，车声震地，彻旦不休，其繁盛犹当冠冕天下也。然一一实按之，行乐之方，凡十五，大概狎邪诸姬居其七八，故少年多为惑耳。驰马车游静安寺，遍历浦滩马路，一也。观剧戏园、饭饮酒楼，招伎侍坐，二也。书寓听唱，伎楼冶饮，三也。客之所招，为长三书寓，则一日夕费多必十数元，少亦五六元，幺二辈减其十七，故非纨绔膏粱、巨商大贾，不易与此。其次为洗心泉听湖北、江西女档子唱二黄、小曲，怡园听女先生说书，一人日夕所费，三百许文而已。又次则第一楼、华众会饮夜茶，看野鸡（诸伎内姪姨大姐之无客者，聚饮于此，以诱客名）。杏花楼薄暮凭栏看载伎马车，归途驰绕，所费大致与听书相等。又有花烟馆吸烟，弹子房打弹，茶馆搭姘头，则皆下等无籍所为矣。更有老旂昌（粤伎所聚），开艇设饮，东洋茶馆，饮茶听曲，一品番等，食外国大餐，蛮妆鴃语，饮腥餐膻，偶一为之，亦足快意。究嫌非我素习，格格不入。予在此月余，十五事者，经历其十有一，但觉无谓，不足赏心，观剧是平生所好，又苦数见不鲜，或十日中不免一二往耳。然两三月后，所阅既多，亦且绝迹矣。惟出门一步，东洋小车，随呼即至，一二里间，价费不多，足以代步，此为海内游行独最适意，自此之外，人所艷慕，争趋一掷千金，以为至乐者，皆非我思存也。
光绪十年（1884）七月马尾海战爆发时，本应羁留在福州的周星诒，正巧离开福建，没有亲历这段历史。在他《日记》中，对于福建战事的了解，也多源于彼时报纸。周星诒一面担心远在福建的家眷，一面面对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不时自己告诫自己，不能泥足深陷。他在七月初八日日记最后用大字写下“自今日始，不再招戏酒局，不宴酒楼，以心不安也。但听戏遣闷，俟船开即行”，近似于赌咒发誓。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破戒的例子，于是同月十二日又说“予自去粤，无意冶游，此行到沪，意尤阑珊。及叔兄到后，西商各延筵饮，不得不招邀侑觞一人，以合时宜”，看似身不由己，聊以此自解而已。
二、戴罪之身再遭“池鱼之殃”
严格来说，《吴游日记》应该叫《沪游日记》，因其内容是光绪十年（1884）夏，周星诒以戴罪之身，从福建福州偷偷前往上海，故地重游的实录。从《日记》原稿看，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初一日，周星诒就计划去上海，当天前往台江番船浦崔沛之馆中，探听海琛轮船何时回福建？得知船已前往马尾，不得不稍加等待，同时安排家事，收拾行李。十天之后，闰五月初十日薄暮，周星诒顺利登上海琛轮，次日黎明开船，航行了一天，到傍晚出南北关山，进入浙江境内。十二日酉刻，抵达上海。在上海逗留了六十天左右，他于同年七月十四日子正，从上海乘轮船返回福州，十七日抵家。与此同时，周星誉夫妇来到上海，之后迁居吴门，曾邀周星诒一起去苏州，但周星诒思虑再三，最后没有同行。其实，周星诒被罢官一事，远没有完全结束，因赔偿款项未完全补上，他当时仍是“戴罪之身”，这在《客闽日札》中可以找到线索。《窳櫎日记钞》将这部分内容删去，个中原委不为人知，是很可惜的。
光绪十年（1884）七月初三日，周星诒在上海时，福建发生马尾海战，福建水师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周星诒担心远在福州的家人，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赶回福建，并打算稍加收拾，挈眷一同到上海，或者和兄长周星誉一样移居苏州，或随李蕙回到浙江寻亲定居。排印本《吴游日记》七月十八日提到“自六月下旬，市中柴米屡绝，虽挟重资，购米不得，民不畏官，军不守律，薪桂米珠，此乡诚难居矣”。原稿这段之后有一长段，提及“吉云约廿五日结伴赴沪，而葆芬以前旬检点衣物，扶病料量，殊形疲乏，不知能五日中一一清楚否”，但这一举家迁居的计划，并没有如期实现，直到《吴游日记》全部结束的七月廿九日，周星诒与李蕙都仍在福州。
左宗棠
时隔五个月，接续《吴游日记》的《客闽日记》从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初一日开始，从次日日记“作致蕅生、内子、吉云三札”可知，李蕙已经离开福建，前往上海。早在七月上旬，周星诒回福建前后，左宗棠（1812——1885）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随后漕运总督杨昌濬（1826——1897，字石泉）升任闽浙总督。由于中法战事爆发，与周星诒同案而收禁的沈粹生想要将功折罪，自司监上书左宗棠、杨昌濬，请求“提禁从戎”，条陈之中，牵扯到周星诒，说到两人“同案异罚”。沈粹生的请求没有获得批准，周星诒反遭池鱼之殃，让杨昌濬注意到他私自出省，于是才有了《客闽日札》原稿十二月初七日对此事原委的追述：
天下事，祸福倚伏，无从揣度。即如予现在委员行查一事。石帅于子月十六日行文，委员于二十日北发。使予十三日南来，十六日已到闽矣，其事或可消弥，乃无故延迟七日。而与委员又来往同发，参辰相左，其中为休为咎，天命预定，非人力可为也。至于粹生为此，不过妒予游行自在，欲冀援以为例。而石帅遂谋借题移祸，令叔兄代偿赔款，为予乞恩。不知叔兄早有此意，屡屡命予买票完案，特以为数太巨，且无机可乘，无人代达，故予反迟迟耳。今发之自上，较易进言，或因此而得以恩释，亦未可知。是粹生图祻之，而适以福之矣。予十数年来，委心任运，故到闽半月，静卧一室，绝不躁动，吉凶悔吝，惟命而已。
从周星诒自述可知，之前他曾与李蕙一同离开福州，前往上海，正如他在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四日道出缘由，如此他就“介在吴闽之中，以其往来便捷，闽中有召，立可驰归”，“不意臬幕昏妄，有永禁之详，更不意制帅荒谬，有借题之勒，种种昧心悖理，真想入非非矣”。说的就是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十六日，杨昌濬命人到沪招周星诒回闽，其实周星诒本拟十一月十三日回福州，因故耽搁，与北上寻他的人恰好错过，等他回到福州，已成抗命私自外出的局面。过了近两个月，周星诒略有释怀，但仍觉得郁闷，在《客闽日札》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十六日日记中说：
来闽五十余日，阴雨日多，严寒不亚沪地。十四、五日，天气爽朗，南风柔和，顿觉春意盎然。今早登月台，凭栏孤坐，见邻院小桃嫩红娇绿粲如，满树已如江南三月，不禁念我葆芬，离索之感，颇令难堪也。此次石帅牵率予来，其意甚厚，顾不婉商于诒，而用强勒叔兄，汹汹之势，骇人听闻，鲁莽可笑。
到了正月三十日，周星诒派仆人顾升往上海迎夫人李蕙，二月十三日接到“葆芬电寄，知于今日在沪启行”，可惜日记在二月十四日后中断，没有记李蕙回到福州的时间。以上内容，《窳櫎日记钞》卷中均已删去，后人自然无从得知。同样被刊落的《客闽日记》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初十日提到，杨昌濬听闻周星诒“于九月间挈眷远颺”，则周氏夫妇当年离开福州的时间应该是在九月。光绪十年（1884）年底，杨昌濬刚想让周星誉代周星诒偿还赔款，周星诒拟写信给兄长，没料到信还没写完，噩耗先来，周星誉已病逝于苏州。《客闽日札》十二月初十日记：
酉刻作答叔兄书未竟，忽得苏来电寄，痛悉叔兄于初五日卧病，初九日寅刻弃世，恸哭失声，肝肠摧裂。叩别音容，甫经匝月，初六之辞，此生永诀，痛哉痛哉！初七八日，连得廿九、初一日寄谕，手泽犹新，训教周挚，思虑精详，未及旬日，惨闻噩耗，诚思虑所不及也。痛哉痛哉！
诒年十一即从兄读，出入进随，形影不离数年。及兄授室夕，乃分床。每清晨讫子夜，周旋一室，相对读书，出则步履追随，笑谈必共，苟非远游，无一日不侍左右者，盖又十四年。自诒赴闽中，始暌南北。及兄简东鹾，诒迎叩梧州共晨夕者又半年，去今夏间暂聚即别，及九月挈眷侨沪，方期暮年兄弟，岁得相亲。十月六日以闻兄病，至吴省视，晤谈一月，以事言归。是日自朝至丑夜，眷恋异常，殷殷以二万金许助，属买茶票完案，或邀恩释，得践白首同居之约。诒旋以官事迫促来闽，自此之后，色笑长违，痛念生平，不觉涕泗之沾襟如雨也。哀哉哀哉！
这部分内容《窳櫎日记钞》卷中已摘录印行，但却省略了最后一段内容：
叔兄生平知慧绝人，生有自来，意大渐之际，必神念湛然，定有遗属，因并讯及，谆属详告。兄初一日手书后，另附二纸，除继嗣不及外，凡祖父及曾祖以下，及各房殁存诸事，若赎越中老屋，置立义田，抚养孤寡，安葬各柩，一一详及，并终之，兄言尽此，一片血诚，惟鉴之。若预以为属者然。合之梧江舟次，临命各语，及继子之定，一皆具有范围，当共遵守，以慰九原也。
周星诒为人感性，刚获兄长去世消息，回忆前尘，不免往事种种涌上心头，记述周星誉对他的关怀与照顾，眷眷于胸中不能去。同时则对福建的上官颇为不满，次日日记中便说“诒揣钱司马反日，以叔兄弃世上陈，勒偿一节，当可解矣。诒之贫乏，人所共知，想无穷进之理”。连续伤心几天之后，又因故对周星誉处事有所议论，可见周星诒的真实个性，这一情况，下文会详述。
马尾海战发生时，周星诒适去上海，不在福州，《吴游日记》中所载情况，均源自电报、《申报》及传闻，不免滞后。等他十一月回到福州，左宗棠早已南下督战，《客闽日札》对此有所涉及。尤其是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廿六日，左宗棠（侯相）病逝，周星诒廿六、廿七两天日记记述颇详，《窳櫎日记钞》卷中已加摘录。周星诒所记左宗棠在福建期间的活动，远不止此，《窳櫎日记钞》刊落不少，如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十九日提到“闻妈祖湾又来法船七艘，裴廉访署船政”，廿七日又说“闻侯相于今日莅长门，而法船尽北驶矣”，由于法国军队对福建沿海的骚扰，影响了招商局轮船的正常往来，李蕙年前从上海寄来的糕点食物，隔了近一个月才送到周星诒手上。十二月廿八日，《客闽日札》又提到“侯相莅闽以来，比之廿年前不如远矣。盖暮岁精力知略，不免耄昏而幕府人才，殊非周吴比也”，周星诒作为旁观者，见闻所及，未必是正解，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历史的角度。
三、手足情与子孙谋
整部《窳櫎日记钞》省略的内容，篇幅有长有短。短的内容一两句话，如《吴游日记》原稿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初七日，周星诒还在“检整书籍，补交香生”。香生就是蒋凤藻，在周星诒身陷亏空之际，是他伸出援手，出资四千六百两，帮周氏解了燃眉之急。此时距周星诒落职已九年，他仍在整理家中善本，交给蒋凤藻偿还人情。次年（1885）七月初十日又记“香生寄新刻《铁华斋丛书》六种，纸墨写刻甚精”，日记中在上海、在福州屡次提及蒋凤藻，于周、蒋两人交往与藏书流转的研究，不无裨益。
《窳櫎日记钞》卷中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廿九日记“看《访古志》，以墨圈出经史各书为中国之佚者，约数十种”，据《客闽日札》原稿七月廿八日有“吉云寄到日本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八册”知，周星诒圈读的就是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只是《窳櫎日记钞》没有摘录廿八日的内容，读者乍读之下，可能会不明所以。类似的例子不止一处，如《窳櫎日记钞》卷下摘录《橘船录》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初八日，周星诒“看《戚少保年谱》，卷帙多至十二卷”。实际上，前一天初七日原稿记载“张韵舫太守以《戚少保年谱》及朱墨拓各种寄贶”，《窳櫎日记钞》没有摘录，以致前后关系上缺失一环。十天之后，闰三月十八日周星诒为张韵舫题词一律，《窳櫎日记钞》载之，是继十七、十八日后的又一环，却没有摘录原稿中十九日致张韵舫札，其中提及：
承眎大著词集，盥诵数周，芳霏唇齿。谨题一律，藉志倾倒。自慙尘露，莫赞高深耳。别纸写尘，伏希大教。图册涂附，手生腕涩，殊辜雅属。寄惠书拓各种，谢谢！
上札中提到的“图册”，应该就是本年二月廿八日张韵舫“遣丁以纸及填词图属为题词，并作画”，《窳櫎日记钞》也没有收录。
任熊、赵之谦 周星誉周星诒等小像卷 上海博物馆藏
以上的几个例子，属于篇幅较短的内容。至于篇幅较长者也有不少，主要可分国事与家事，国事部分《窳櫎日记钞》刊落的大多是周星诒辗转抄录上谕、《申报》等，于今看来，似无特别的历史价值；家事大率是周星诒对家中旧事、家产的议论，尤其是他对兄长们的一些看法，或因与“兄弟怡怡”的传统思想有不小的冲突，故此被王欣夫删去，殊不知，这些记录对研究周氏兄弟生平，不无助益。例如《吴游日记》光绪十年（1884）六月二十日，周星诒收到五兄周星譼的来信，要他寄钱去，他就发了一段牢骚：
得五兄书，命寄百元，拟寄去其半。夜中作复，辞其转借叔兄之命。五兄入仕在戊申，先诒十二年，生平未荷粒米分文之济，乃以在官之人，商于获谴九年之弱弟，亦可笑矣。
同年六月廿九日，周星诒在日记中将周星譼缺钱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五兄之权滁牧也，以亏空仓库被劾，只追缴一千七百金耳。人且云实无所亏，是兄婿故为之，而兄不知也。以此故三年之中，找典南街老屋一千金，仍分文不缴。壬午到广州，索叔兄助二千金，又予助之二百金。叔兄讯知，其仍为代偿。癸未，兄婿金石丞又诣粤，为嫂氏索逋三百金。今春兄又到广州，以开复引见，索叔兄助七百金，外加以川资月费等项，先后取之叔兄者，盖三千五百余金矣。并典屋价，计四千五百余两。其叔兄具文，径为代解皖藩库之二千金，内官项只一千七百两，故仍由兄具领浮解之三百金，则并计所入，为二千八百金。入觐诸用不过去四五百金，尚余二千三四百金，不知何以两年便罄也。兄以俭陋自居，衣食朴啬，非予妄费之比。而岁用则倍，不可解也。到省方十日，已两书告急，且云饥饿不能出门。
正因如此，在周星诒日记中，与五哥周星譼似乎并不十分亲近。较之周星譼，七哥周星誉在他的日记中明显出现得更为频繁，这一点在日记的摘录本《窳櫎日记钞》中也是不难发现的。前文说过，周星诒离开福州，前往上海，写下《吴游日记》的起因，就是与周星誉有约在先。光绪十年（1884）七月二十日，《窳櫎日记钞》中有“张辽求交胡质”以及“国士之才识肝胆”议论各一段，看内容似有所指，但又不知具体针对何人何事？看《吴游日记》原稿，就知道他是针对七哥周星誉而言，“此由兄左右乏才，而又不能知人善任，轻财礼贤，轻信谗言，口惠无实，故虽有能者，袖手膜视，不甘为用也。总之，重礼厚币，开诚深信，乃能得国士而用之”。总体看来，周星誉之为人处事，胜于兄长周星譼，所以周星诒在周星誉去世后，伤心累日，几乎卧床成病。然而，古人云“近则不逊远则怨”，即便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仍不免产生种种纠葛。
在周星誉去世后的数天之后，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十五日，周星诒收到周星誉去世之前，十二月初四日寄出的家书，提其往日的承诺，触动到了他，在《客闽日札》中写大发议论：
许助之二万金，又悔改二万元，数之多少，原不足较，盖自前年冬至今，诒极不远藉助叔兄，且兄素吝，轻诺寡信，诒深知之。故岁谆谆言之，姑妄应之，终置不辨。今乃屡书咎诒，不早买票，夫票岂空言可买者邪。兄生平作事，大概如此，言而无信，事后归咎，真令寒心也。拥资十五万金，一事无成，身故之后，分厘无与于己，时以蹈大兄覆辙为言。窃恐诒去年四月之言，又将不幸而中也。诒一生志尚，但愿手足亲族，惟予是资，而不愿受友于之惠，今但祝嗣后公事了否，皆不用兄钱，即万不得已，只将诒在邵武、建宁寄兄京寓之六千金还之。虽生母遗资，为兄一人用者，诒亦不望分文之析。
经过一番思量，次日，周星诒又在日记中说：
叔兄昨书自愿速歾，拥资巨万，安闲昕夕，小小拂逆，便尔不堪至此。若诒被祻九年，穷困厄苦，悲愤忧危，无不极人生难堪之境。兄未尝以一字寄慰，一金寄恤，直至简任粤鹾，于接印之日，始方月给百金，且以诒为之任劳营利者两月，侍疾奉药者百余日，乃于八月十九日手谕司帐者，自六月廿一日，按月支给。及今年二月朔日卸篆，即改减半。直至七月初三日，兄赴吴，诒反闽，乃谕蕅侄给洋二百四十元，为四、五、闰、六四个月用。其二三两月，则以去冬分给盈余七十余金作抵。盖又减于五十金者月八金也。葆芬每以诒任邵武、建宁日寄兄京邸六千余金，及诒获谴，兄拥厚资、膺膴仕，而给用之薄如此，每为愤愤，欲亲向索，诒每婉沮之。即此次之变，亦由知交中知我兄弟事者，每为不平，而酿成之也。不能推己及人，遂至欲以身殉财，其不达也，亦可怜可笑矣。诒去年尝面谏兄见事不明，识理不透，故处事无断，一生受病，不外三语，至死不悟，亦可哀哉。予之于兄，事以血诚，而兄听谗猜忌，直令受者不堪，故每每寒心灰志，不愿与闻其事也。
事实上，事情至此还没结束，到了十二月十九日，周星誉乃将这封相当于七哥绝笔的初四日家书寄给移居上海的夫人李蕙，并在十二月二十日日记中又大发议论。之后，在看到周星誉诗词遗稿时，他又对七哥的官瘾，不无微词。以上种种，从一个角度可见周星诒写日记时，确实是秉笔直书，不隐藏个人的感受，据此亦可窥见他个人的性格特点。
冒广生
从时间上看，《橘船录》与之前的《吴游日记》、《客闽日札》相距十三四年之久，其中关于家事的记录，重心已从同辈的兄长转向下一代，尤其是外孙冒广生（1873——1959），即《窳櫎日记钞》卷下里的提到“松孙”。上海博物馆藏《冒广生友朋书札》中，周星诒居其首，现存一共二十一通书札，除了第一通上款作“嵩龄外孙”外，其余有上款的均称“松孙”，这应该是外公口中常唤的冒氏小名。从内容看，周星诒各札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六十三岁时，其中有几通恰好写于《橘船录》所处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明显的是《窳櫎日记钞》没有选录的四月十八日，周星诒日记提及：
得如皋家书，知松孙得子，为知快慰。即命渌代作书告次女，并为制名曰薇，为松孙入薇省兆也。
据冒怀苏编《冒鹤亭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有“长子景玮生于如皋西云巷路”的记载，周星诒所取的“薇”字应该是被用作了小名，冒广生为长子取名“景玮”，“玮”字与“薇”字音近，想来有顺应外祖父的意思。《冒广生友朋书札》周星诒书札第十通提到“十八得皋初九日书，汝已于初八日寅时得子，我当作书报汝母，并寄八字贺之”，应该就是说冒景玮出生一事，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廿七日。这一通之前周星诒四月初十日一通，《橘船录》原稿中有“复各书”三字，《窳櫎日记钞》卷下删去未录，就是对这通回信的记载。因前一天，《橘船录》四月初九日有“得皋、家书，又松孙及子林书”，天头另有“皋、吴廿九，都廿六，来”等字，与周星诒致冒广生第九通书札开头“顷得廿六日发书”的日期相对应，可说确然无可疑矣。之后的第十一通（五月六日）、第十二通（五月十七日）、第十三通（五月廿七日）、第十四通（六月廿四日）、第十五通（六月廿四日）明显都可与《橘船录》原稿对应。尤其是《橘船录》五月廿三日：
昨终夕不得卧，枕上为松孙统筹善计。今值乡会试改试策论，京都大开学院，必以留京呈请入院肄业为上计，拟俟秋冬间令请暂假南归，送次女、新妇并凤孙及荃、薇两雏来闽后，携妇北上久居。若廿六日考学录，得录用，或考取中书舍人，则既可供职，兼以肄业最上上矣。否则，届时为报捐舍人后补也。又详筹天下大局必变者，条论之，先得若干条，蘸烛起草，不觉至巳，遂不更睡。
这与《冒广生友朋书札》中周星诒第十五通“我于前月廿三日以夜眠不得酣，起草与汝书，痛言时局。继以语过伤时，遂未封寄。自后叠见上谕，中有数事已经人条奏饬行，然皆不如我言之痛快，今先以寄”相合，这通书札后附录长篇议论，洋洋洒洒，就是五月廿三日彻夜不眠所写。以上内容，《窳櫎日记钞》未加摘录，《冒鹤亭先生年谱》亦未采用，实为拾遗补缺的绝佳材料。其实，不单单从手足情到子孙谋，纵览周星诒的日记手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窳櫎日记钞》中被“重新塑造”后不太一样、有牢骚有个性的周星诒。
李军（苏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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