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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亭自定年谱

作者：（清）长龄撰；

陈剑平张欣欣陈培懿整理

开本：32开精装排印

册数：1 册

出版时间：2026年5月

定价：98.00元

书号：978-7-5598-9971-2

内容简介

本书是清代重臣长龄七种传记的整理本，也是对长龄传记的首次系统整理。其中，《懋亭自定年谱》撰成最早、篇幅最长，是其他各传之源，为本书主体，本书亦以其命名。除《懋亭自定年谱》，其余六种长龄列传，包括清国史馆所撰之清内府朱丝栏写原纂进呈本《长龄列传》，《国朝先正事略》之《长文襄公事略》，民国清史馆所撰之长龄传，以及《新疆图志》《甘肃新通志》《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长龄传。

长龄（1758—1838），姓萨尔图克，字修圃，号懋亭，曾官居文华殿大学士，并任军机大臣，担任过河南、安徽、山东、山西等地巡抚，署理过湖广、直隶总督，以学士任云贵总督，三任陕甘总督，两任伊犁将军。长龄一生出将入相、南征北战，多次参与各种军事行动，其传记资料是研究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史料。

编者对所收七篇长龄列传进行了深度整理，在点校的基础上，对底本中的错字、漏字，以及不同版本的异文等作了适当标示和处理，可帮助读者厘清原始文本脉络，还原历史叙述的准确性，完善长龄的生平记录，对于清史研究、长龄专题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陈剑平：博士，现为伊犁师范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荣获“新疆文化名家”“伊犁英才”等称号。主要从事清代新疆史、近代西北边疆治理、新疆历史文献研究。出版专著《近代新疆工业史研究》，出版古籍整理成果《景廉行记校注》《清国史馆撰伊犁将军列传汇辑》，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张欣欣：伊犁师范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陈培懿：伊犁师范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内页欣赏

前言

本书是清代重臣长龄诸传记的整理本。

传主长龄，生于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1758年12月18日），殁于道光十八年正月初一日（1838年1月26日），姓萨尔图克，字修圃，号懋亭。他出身显贵，其家族于乾隆十二年（1747）由蒙古正蓝旗抬入上三旗之正白旗，其父纳延泰曾任理藩院尚书、蒙古镶蓝旗都统。长龄位极人臣：官居文华殿大学士，管理部务；担任军机大臣，赞襄纶扉。他多次出任封疆大吏，担任过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河南巡抚、署理山西巡抚，署理过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以大学士任云贵总督，三任陕甘总督。他是西北军府重臣，担任过科布多参赞大臣、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伊犁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署理过西宁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两任伊犁将军。他一生戎马倥偬：清政府平定白莲教时，他任领队大臣、宜昌镇总兵、湖北提督等职，立下汗马之功；指挥平定山东余连起事、甘肃田五起事、青海藏民过河抢掠事件；两任扬威将军，平定张格尔之乱、玉素普之乱，稳固了西北边疆。因为军功赫赫，先后加封云骑尉、骑都尉、二等威勇公、一等威勇公，赏戴三眼花翎。长龄一生出将入相，是清朝国家治理、地方稳定、边疆巩固的股肱之臣，他的人生经历对于后人探讨清代的国家治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次整理的长龄自撰年谱及关于他的若干传记，为我们“知人论世”打开了重要的窗口。

当前学界尚无系统研究长龄的重要著作。一些学术论文对长龄有所研究，但综观当前研究成果，利用长龄传记者极少，仅少量成果利用了《懋亭自定年谱》及《清史列传》《清史稿》之长龄传。推其缘由，长龄传记分布零散、未得整理是重要原因。因之，系统整理长龄传记，对于清史研究、长龄专题研究，均属必要。

一、《懋亭自定年谱》及其史料价值

篇幅最长的长龄传记，是《懋亭自定年谱》。

《懋亭自定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又名《长文襄公自定年谱》。“懋亭”是长龄之号，“文襄”是长龄的谥号。据长龄之子桂轮在《年谱》后记中记述：“谱为先公生前手定，未敢以一字缘饰，致积罪愆。谨接录戊戌正月初二日以后叠奉恩旨。”即长龄于去世之前，亲订了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道光十七年（1837）间的内容；长龄去世之后的上谕、祭文等1700余字，由桂轮补记。书末记“门下士徐松填讳，门下士颜以燠、张中寅恭校”，三人参与了《年谱》的补充、校对等工作。

《懋亭自定年谱》于道光辛丑年（1841）由桂丛堂刊刻行世。《年谱》共有四卷，每卷一册。每册封面题作“长文襄公自定年谱”，题名之下分记“元”“亨”“利”“贞”，以别次序。该版左右双边，单鱼尾，半页9行，每行21字。其前无序；其后有桂轮所撰后记，叙撰述原委。该刻本现有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藏本扫描件可查，并有两个影印本，利用方便。

长龄《年谱》足以令后人详知其生平，自不必待言。然则“知人论世”，长龄的个人际遇还可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长龄封爵至一等威勇公，凭的是赫赫战功。长龄对于自己的戎马生涯极为自旌，南征北战的军旅经历占据其《年谱》的主要篇幅。通过其《年谱》，我们既可具体了解长龄在历次军事行动中的决策过程、行动轨迹及君臣互动，又可见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社会变动之剧烈、军事斗争之惨烈。《年谱》中，他指挥的若干战役动辄有数百、数千甚至上万人的伤亡。如嘉庆六年（1801）二月初三日在湖北房县高尖山、观音堂一役，先是在高尖山附近擒获白莲教徒约300人，有100余人死亡；在观音堂附近擒获65人，700余人死亡。对于清政府而言，此役使得“谷城、襄阳等县得以保全”，意义重大；对于白莲教而言，则是千余人伤亡，若干个家庭遭受灭顶之灾。长龄忠勇可嘉，作战奋勉，捷报频传；但每次奏报字里行间的血雨腥风，足以让人感受当年战争的残酷。关于这些战事，长龄往往用一串数据记录消灭、俘虏敌人若干，却极少记述清军的伤亡，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生动写照。

长龄除为清政府平定种种内忧外患，还参与吏治、漕运、赈灾、治河、审案等日常政务，是清帝心目中的“忠勇”典范。乾隆年间，长龄逐渐得到乾隆帝的信任。乾隆五十七年（1792），长龄参与平定廓尔喀之役，乾隆帝夸其“实属奋勉”。嘉庆六年（1801）长龄升补湖北提督后，嘉庆帝告诫他：“汝若不格外奋勉，非纳延泰之子矣！”嘉庆十年（1805），长龄抵安徽巡抚任，嘉庆帝语重心长地教诲他：“汝才干可用，心地亦良善，惟恐自恃不容人言，又虑养尊处优耽于逸乐，若集思广益而能决断，不近声色，每日办公，何愁不治？常守朕训，毋忘勉之！”言语亲近，教导谆谆。道光帝更是倚重长龄。有的上谕彰显出道光帝对这位辅弼重臣的依赖，如张格尔之乱时道光帝令长龄署理伊犁将军，他说：“边疆辽阔，事关紧要，非卿署理不可。”有时长龄仿佛道光帝眼中的“忘年交”，“卿料此事，又与朕意相符”，“卿之心即朕之心”。有时长龄是道光帝心中的“同德同心者”。有时道光帝视长龄如主心骨般的睿智长者，心中满是依恋，“别卿以后，中心恋恋”；“计八月前后晤面，朕欣喜待卿矣”。无论长龄在京在外，道光帝都对其生活照料有加，甚至在其两度担任扬威将军时，均命桂轮随侍左右。乾隆、嘉庆、道光祖孙三代对长龄的喜爱、重视，溢于言表。

长龄在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时，也品味了种种艰辛。嘉庆七年（1802）在湖北房县东河镇压白莲教时，“因水势溜急，人马滑倒，冲下滩口”，险些丧命。随后又“痔疮复发，兼得痢症，力疾奔驰，又复吐血，精力难支，不能乘骑”。嘉庆十二年（1807），长龄任陕甘总督，办理青海藏民过河抢掠事件，“行次西安，受暑成痢，致发痔漏”。道光十一年（1831）办理玉素普之乱善后事务时，长龄“旧痔复发”。值得清政府庆幸的是，这位能征善战的忠勇大臣，其身体状况、意志坚毅超过了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大臣。在七十“古来稀”的时代，年过七旬的长龄仍带兵征战，成为道光帝称誉的“宣力三朝清且慎，扬威西极勇兼忠”的股肱重臣。

《年谱》还为研究清代蒙古八旗世家提供了重要的个案史料。《年谱》追述了自先世至其父的基本情形，提及清政府为奖赏功臣而实施的抬旗制度，通过各年的“是年”条叙述了其兄惠龄，夫人汪嘉氏，子桂轮，媳和舍里氏、高佳氏，孙麟庆，侄桂斌、桂芬，侄孙麟翔、麟绶等人的重要经历。《年谱》不仅是研究长龄的重要史料，对于研究萨尔图克氏家族也有重要价值。清代蒙古族的家族史料相对稀缺，该《年谱》对于研究清代蒙古家族史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桂轮曾与长龄讨论过该《年谱》的一个重要不足，即“过简”。长龄位至大学士，久任军机大臣，享寿八秩，《年谱》却只有4卷，篇幅只有61 700余字。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重臣阿桂享年81岁，其《阿文成公年谱》长至34卷，远超长龄《年谱》。长龄曾述原因：自撰年谱不是为了谋求身后名，“特将来例入史传，不得不粗留梗概，以备采择，就奏言摘要，存以纪年足矣。至于前席召对，密勿论思，不待纪亦不应纪也”。即一是为清国史馆未来撰写长龄列传留下简要的事由梗概，二是所历事件涉及机密，当年参与的国家要务不应写入《年谱》。因此，《年谱》只是极为简要地记述长龄生平，重要奏折、政事活动只记梗概，生活日常更是略而不录。《年谱》中有的年份内容极少，如道光三年（1823）长龄担任军机大臣，该年只记录了3条，寥寥50余字。

简明扼要有益于粗线条描绘人生轨迹，却不益于保存信息。相比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相关长龄档案以及《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等已刊文献，《年谱》内容真可谓“过简”。《年谱》中的多数内容史事简略，有时为己讳或为君上讳，对一些不便评价的事情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付诸阙如。比如，前文已述，《年谱》记述了大量长龄战斗取胜的史实，对其失利的情形记述较少。对于清帝的奖赉记述较详，对于一些措辞严厉的批评则载述较少。道光七年（1827），长龄建议将大和卓波罗泥都之子阿不都哈里“赏给职衔，放归回部，管理西四城回众”，遭到道光帝的严厉斥责：“长龄老悖糊涂，一至于此！”《年谱》未记此事。因此，《懋亭自定年谱》虽然系统、完备，但如要系统研究长龄，还需参阅馆藏档案、已刊档案及清代官方史著、其他文献等，综合比对，方可全面、深入、准确。

二、清国史馆撰《长龄列传》及其流播

宋代以来，年谱渐盛。年谱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官方著史提供史料来源。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修《哲宗正史》，修撰郑久中奏称：“例合立传者，要见逐人行状、墓志、神道碑、生平事迹。”年谱等编年体人物著述成为国史馆撰写列传的史料来源。清代史学家赵翼注意到：“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撰述年谱以备官府采择，自宋以后就成传统。如陈衍，生于咸丰丙辰（六年，1856）四月初八，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初八，“其平生事实，具详年谱，特举其荦荦大者著于篇，用备史官采择”。即民国年间，仍存此传统。清代国史馆在撰写列传时，仍搜集年谱，以备写作。景廉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重臣，现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景廉传包中，即收入了《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先考秋坪府君行状》。在后来清国史馆、民国清史馆撰写的景廉传记中，均可见该“行状”的身影。

长龄晚年身为正一品大员，自然知道清政府将来会为他作传。因此他自撰年谱的重要目的，就是“粗留梗概”，以备国史馆撰写他的列传时“采择”。后来清国史馆撰写长龄列传时，长龄《年谱》正是重要依据。试举三例。

表1 长龄《年谱》与清国史馆撰长龄列传的内容对比

通过上表，《年谱》作为《长龄列传》初稿撰写中的基础资料，在后续修撰时的保留情况是显而易见的。若将《年谱》与最后一版《长龄列传》对比阅读，大概可知后者对于前者是“事简则照录，事繁则删削，事缺则增补，事错则订正”，完全实现了长龄撰写《年谱》时“粗留梗概”“以备采择”的写作目的。

清国史馆在长龄《年谱》及征集史料、官方档案的基础上，撰写了长龄列传。在修撰过程中，形成了数个《长龄列传》稿本。

最初的材料及撰述成果集中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长龄传包”（档号：故传010180）。该“传包”内含《长龄事迹册》13件、《长龄履历册》1件、咨文奏片4件、传稿页3件、《长龄列传》稿册1件、《长龄列传（一）》《长龄列传（二）》稿册各1件，即汇集了国史馆撰成进呈稿之前的全部材料。“事迹册”按时序编次长龄的主要事迹并注明材料出处，为撰写列传做好资料准备；所据资料有上谕、月折档、实录、方略及其他档册等。传包中的4件咨文，是户部、吏部、兵部、山东巡抚应国史馆的撰写需求而咨复相关事项。这些咨文形成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道光二十二年（1842），大抵可说明清政府在长龄去世后即着手撰写其列传，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或稍后撰成初稿。长龄传包生动展示了清国史馆撰写长龄列传的史料来源、资料编纂、初稿撰写、修订完善等过程性材料，对于我们观察一份清代官方传记是如何编撰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如前所述，长龄列传撰修中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是《懋亭自定年谱》，长龄传包并未收入。传包中的《长龄列传》稿册（档号：故传010180-19）是目前可见最早的较为成熟的长龄列传稿本，惜乎该稿并不完整，只保留了道光八年（1828）五月之前的内容。《长龄列传（一）》（档号：故传010180-20）是首份完整的长龄传稿，“纂修瑞纂辑”，系在《长龄列传稿册》修订内容基础上誊录而成。《长龄列传（二）》（档号：故传010180-21）是据《长龄列传（一）》增删而成，“纂修李覆辑”。

除传包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了四篇清国史馆撰写的《长龄列传》，档号分别是：故传003982、故殿017476—017479、故殿002318、故传001095。数量虽然不多，但孰先孰后，扑朔迷离，难以立予判断。要说清楚这些列传的关系，需先说明清国史馆的覆纂列传制度、正副本制度。

覆纂，今或作复纂。清代最初并无覆纂列传制度。随着积累的列传越来越多，清政府发现两个重要问题：一、“纂辑非出一人，体例参差”；二、“有立传在先而追加爵衔及谥法荫恤在后并身后削夺职衔者”。为此，清政府确立了覆纂列传制度，以实现体例一致、内容正确。据同治九年（1870）国史馆总裁倭仁等奏报，清政府此前完成了四次覆纂：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命将皇史宬旧藏各传重加编辑”；嘉庆十六年（1811），清政府再次覆纂列传，并规定，“以后每届十年办理一次”；第三次覆纂完成于咸丰九年（1859），覆纂的列传截至道光十五年（1835）；同治九年（1870）倭仁等完成的第四次覆纂，修订了道光十六年（1836）至咸丰十一年（1861）间进呈的列传。

关于清国史馆覆纂列传制度，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清政府并未严格执行“每届十年办理一次”的规定。自乾隆三十年（1765）后，清政府三次覆纂的间隔分别是46年、48年、11年。后来，清政府于光绪五年（1879）、光绪二十四年（1898）也进行过覆纂，分别与上次覆纂间隔了9年、19年。据档案记载，道光三年（1823）也曾开展过一次覆纂，不知为何未被倭仁计算在内。

第二，每次覆纂，并不是将此前所有的列传全部予以重纂。如果此前覆纂的列传已被清政府认可，则不予修订，当次重纂时从上次覆纂截止年份的下一年起。如咸丰九年（1859），覆纂了嘉庆六年（1801）至道光十五年（1835）间撰成的臣工列传；同治九年（1870），覆纂了道光十六年（1836）至咸丰十一年（1861）间撰成的臣工列传。这些列传，通常存留两件朱丝栏本。有些列传当前只见一件朱丝栏本。我们了解上述覆纂制度并具备一定的阅读经验后，也很容易判断这件朱丝栏本是最后的进呈本还是此前进呈本的修订本。不过，也有将此前已经覆纂的列传再次覆纂的情况。比如，光绪五年（1879），“国史馆臣工列传，自道光十六年至同治十三年，均覆加编纂，查改画一”。这就意味着，同治九年（1870）曾经覆纂的列传（此中即含《长龄列传》），又于光绪五年（1879）覆纂一次。梳理清国史馆列传的覆纂轨迹，不仅有益于我们了解清国史馆列传的修撰流程，更有助于分析现存各列传稿本之间的沿袭关系。

第三，通过分析覆纂制度，就可理解传包之外的列传为何有的涂改了（有两份朱丝栏本的其中一份修改了），而有的却誊录工整。原因就在于列传初次撰成时的进呈正本、国史馆保留的副本，在覆纂时因修订需要，均在原稿上直接进行了修订。这些被改写了的正本、副本，可能保存了两轮甚至多轮修订的痕迹，在时间鉴定上，容易让读者感到困难甚至产生误判。前文说四份长龄列传已让人大感扑朔迷离，此即原因之一。

清国史馆撰成列传后，正本以朱丝栏本进呈，经皇帝或代行皇帝职权者认可后，藏于皇史宬。另一定稿本亦称正本，但不使用朱丝栏纸抄写，通常使用国史馆常规用纸誊录，存于国史馆。如光绪五年（1879）覆纂后，“分别缮写清汉正本，择日送藏皇史宬；并另缮清汉正本各一分，存馆备查”。不过须注意的是，留存国史馆的正本，因非朱丝栏本，为彼此区别，常被称为“副本”。如《长龄列传》（档号：故传001095）附粘数签。其封面签条为“卷一《长龄（子桂轮）》。全抄。副本三十页”。卷内有一签为“续编大臣传旧付本第一捆”，同页另一签为“抄本，续编大臣列传副本”。即该传抄自此前存馆的《长龄列传》副本。正、副本内容一致，但分藏两处，此即清国史馆定稿本收藏的正副本制度。

在了解清国史馆的覆纂制度、正副本制度后，上述四篇《长龄列传》的关系就可以大概说清了。

《长龄列传》（档号：故殿017476—017479，以下简称“正本”）、《长龄列传》（档号：故传003982，以下简称“副本”），可能是道光年间长龄列传初次撰成时的正、副本。这两份列传，历国史馆四朝史官之手。当前看到的正本，将原来分别撰修的《长龄列传》《桂轮列传》，于同治九年（1870）覆纂时合为《长龄列传（子桂轮附）》。正本、副本未经修改之前的底本基本一致，现在二者之上所见的修改，应是同治九年（1870）、光绪五年（1879）两次覆纂时史官修订的结果。副本封面载“朱老爷逌然校”。朱逌然于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初三日任国史馆纂修。这说明光绪五年（1879）覆纂时，国史馆仍使用了这批成果。从正副本的文字修改痕迹可见，史官先在副本上修改，再于正本粘贴黄色纸条，并于其上誊录副本的修改结果；誊录时史官仍斟酌修改，因而二者的修订之处微有不同。这样，从存世成品的角度看，如果按时间排序，副本可排在正本之前。

另需注意的是，由于该正、副本内容大致相同，副本中蛀损严重、残损难辨之处，恰可用正本互校解决。正本粘贴黄色纸条后的修订稿，除修改了副本中的一些格式问题（如抬写不合规），与副本相比还存在许多不同，如有些文字副本删除了但正本未用黄色纸条覆盖，有些文字副本未改但正本却予修改，有些文字副本未删但正本却予删除，有些地方副本从简但正本却详引原档，等等。总之，最终呈现的正本，对副本的修改之处予以誊录与修订，其规范性、可读性进一步提高了。该副本在长龄的所有传记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先是被李元度于《国朝先正事略》缩略而成《长文襄公事略》；《长文襄公事略》被李桓之《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缪荃孙之《续碑传集》转引；李元度所撰《长文襄公事略》还是《新疆图志》《甘肃新通志》之长龄传、民国清史馆所撰之长龄传的主要史料来源。从长龄传记的因袭流播来看，副本的影响深远。

同治九年（1870），国史馆总裁倭仁、朱凤标，副总裁毛昶熙、灵桂向慈禧太后、同治皇帝进呈了覆纂的《长龄列传》（档号：故殿002318）。该传抄录了朱丝栏本《长龄列传》（档号：故殿017476—017479）的修订结果，并略有修改；个别地方保留了《长龄列传》（档号：故传003982）的内容。该传系清内府朱丝栏写原纂进呈本，经最高统治者审定，可视为清国史馆所撰系列《长龄列传》中最权威的版本。本书将其作为整理的底本。

《长龄列传》（档号：故传001095）由纂修官朱逌然校辑，经国史馆总裁宝鋆、沈桂芬，副总裁毛昶熙、灵桂审阅。其中，毛昶熙审阅时间为“闰五月廿七日”。长龄去世后，道光二十六年（1846）、咸丰七年（1857）、同治四年（1865）、光绪二年（1876）分别有闰五月，考虑到国史馆正、副总裁及朱逌然的任职情形，该传应是覆纂于光绪二年（1876）。该传封面签条写“卷一《长龄（子桂轮）》。全抄。副本三十页”。此处的“卷一”，应是清国史馆撰《国史大臣列传续编》卷一《长龄列传（附子桂轮）》，本传是该传副本的抄本。该传比朱丝栏本《长龄列传》（档号：故殿002318）仅少3字。全稿除附粘8签，并无其他涂改修订，书法浑厚饱满，卷面整洁，可资利用。该传是已知的清国史馆撰《长龄列传》的最后一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史列传》之《长龄列传》、嘉业堂抄本《清国史》之《长龄列传》均抄录于彼，因之该传实际上流传较广。

王钟翰点校之《清史列传》中的《长龄列传》，经与清国史馆所撰各传比对，可知所录底本为《长龄列传》（档号：故传001095），是清国史馆撰写的最后一个稿本，这对于我们探讨《清史列传》的底本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清史列传》点校本经过整理，便于阅读，学界易于获得，常被引述。需注意的是，该点校本《长龄列传》存在一些讹、脱、衍、倒等问题，多处人名、地名、标点存在错误，重要者如将直隶总督颜检作“徐检”、将青羊驿作“青年驿”、将安定营作“定安营”、将“歼贼目阿瓦子迈玛底、那尔巴特阿浑”断为“歼贼目阿瓦子迈玛底那尔巴特阿浑”等，使用者需谨慎。

1922年冬，著名藏书家刘承干与民国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议定，“由刘氏斥资请清史馆代抄《清实录》及《清国史》，以抄费解决史馆经费无着之困难”。历经五载（1924—1928），《清国史》抄成。其抄本中即有《长龄列传》。1993年，复旦大学图书馆将刘氏嘉业堂抄本交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学界有幸得以系统阅读《清国史》，本书整理《长龄列传》也因之受益。将“嘉业堂抄本”之《长龄列传》与清国史馆所撰之诸传比较，可知其所抄为《长龄列传》（档号：故传001095）。该抄本经由抄写者校对、更正错舛，内容正确完备，适于使用。只是该抄本文字密集，其抄写中的错漏之处更正于行间，所写之字尤小，辨识不易；加之影印时将二叶印于一页，其更正之处更难识读。此乃其不便之处。

清代官方所撰之长龄传记，还有《新疆图志》《甘肃新通志》之长龄传。《新疆图志》之长龄传文末小字注“先正事略”，即据李元度撰《国朝先正事略》。《甘肃新通志》之长龄传虽未注明据何处，但经比对，也是由李元度撰《国朝先正事略》之《长文襄公事略》删节而成。二传内容简略，记长龄在新疆、甘肃的主要事迹。本书录之。

清代私人撰成的长龄列传，以李元度所撰《国朝先正事略》之《长文襄公事略》最为重要。将该传与清国史馆所撰各稿比对，可知其乃据《长龄列传》（档号：故传003982）之未经删改的原稿修订而成，即该传所据是初次进呈本之副本，而非后来在副本之上用行书及各种修订符号修改之后的文本。因该传对原稿删节较多，导致一些年份、月份缺失，有些地方多事系于一条，读者易于混淆，使用者当留意。不过，该传也保留了副本原有、后来删除、正本不载的一些内容：有的记录了长龄的政绩作为［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弹劾陕甘总兵、宁夏总兵事］，有的载录了长龄重要的活动轨迹［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冬入觐］，有的较他传生动具体［如道光七年（1827）生擒张格尔的细节］。总之，该传据《长龄列传》第一个进呈本的副本，载录了一些其他清国史馆所撰长龄传未载的内容，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国朝先正事略》版本众多，本书选用循陔草堂刻本予以整理。

《国朝先正事略》之《长文襄公事略》流传颇广，一些大型传记丛书将其收入。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六之《长龄》，即为李元度所撰之《长文襄公事略》。该本在转录时错讹较少，并参考了清国史馆对原传的修订成果，如将“入祀伊犁将军祠”改为“入祀伊犁名宦祠”，可资参考。缪荃孙纂录之《续碑传集》卷三也收录了《长文襄公事略》，有数处删改，使用者需留意。

三、民国年间所撰长龄各传

民国年间撰成的长龄传记，最值得重视的是民国清史馆所撰系列传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民国清史馆撰长龄传记，目前可知最早的是《长龄》（档号：故传006774）。该传由协修姚永朴据清国史馆本《长龄列传》、魏源《圣武记》、李元度《长文襄公事略》修撰而成。该传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长龄之兄惠龄传，较为简短；第二部分是长龄传，是该传的主体；第三部分是胡超传，亦较为简短。长龄虽为传主，但其传居然位于本是“附传”的惠龄传之后，这种情形在传记中较为少见。该传使用了清国史馆本传之外的史料，有其可采之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民国清史馆撰《长龄》（档号：故传007751）在《长龄》（档号：故传006774）基础上增删损益而成，是《清史稿》长龄传的定稿本。卷首记“《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四”，与今《清史稿》中的长龄传一致。该传封页记“丁卯二月二十六日交”，并注明“校”。该传对原稿的删节、增补均较多，许多增补之处对于贯通文意、补充史料是有益的。不过，该传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地方将不同年份的事情系于同一年，如嘉庆八年（1803）长龄历任京营右翼、左翼总兵，该传在嘉庆七年（1802）条下记其“历左右总兵”，年份、先后顺序皆误。有些重要事件的时间错误，如将“禽蒙城教匪余连”记于嘉庆九年（1804），实则长龄平定余连起事在嘉庆十年（1805）十二月。传稿中有不少人名错误，如将徐添德作“徐德”，将图尔第迈莫特作“图尔迈善”，将穆兰岱作“穆尔泰”，将巴彦巴图作“巴彦图”。这些均需注意。

图1长龄各传记关系示意图

《清史稿》长龄传是民国清史馆撰长龄传的最终成果，对《长龄》（档号：故传007751）稍有修订。许多原稿中的错误，仍带入《清史稿》长龄传中，而转录时又增加了新的错误。如，原稿记长龄于嘉庆七年（1802）“历左右总兵”，《清史稿》本传作“历左总兵”，脱“右”字。因《清史稿》流传最广，使用长龄此传者尤需谨慎，最好与其他史料配合阅读。该传内容偏重长龄在新疆所立战功，对于两任扬威将军、平定张格尔之乱及玉素普之乱的史实着墨尤多，是研究清代西北边疆治理史的重要史料。

刘锦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撰成《清朝续文献通考》，民国初年又予续增。在其《封建考五·异姓封爵》中，有一篇长龄的短传，可了解长龄爵位晋升、子孙袭爵的基本情形。

综上所述，长龄传记众多，乍看之下纷繁芜杂，爬梳之后则源流可见。经过上文梳理可知，《懋亭自定年谱》是撰写最早、篇幅最长的长龄传记。清国史馆所撰系列《长龄列传》构成了传世长龄传记的主体，是其他长龄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流传甚广的《清史列传》《清国史》之长龄传，直接转录自清国史馆撰《长龄列传》。《国朝先正事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续碑传集》之长龄传则直接或间接删节自清国史馆撰《长龄列传》。民国清史馆所撰诸长龄传（流传最广的自然是《清史稿》之长龄传）的主体史料是《国朝先正事略》，若追根溯源，仍以清国史馆撰《长龄列传》为基本框架与主要史料。《新疆图志》《甘肃新通志》之长龄传的情况亦大抵如此。因此，若要深入、详细地了解长龄，可优先选择《懋亭自定年谱》；若要阅读简洁、权威的长龄传记，莫若读清内府朱丝栏写原纂进呈本《长龄列传》（档号：故殿002318）。前者便于与长龄对话，后者则与天子共读一书。

卷一 1

卷二 45

卷三 75

卷四 108

附录

清国史馆撰《长龄列传》 141

《新疆图志》之长龄传 153

《甘肃新通志》之长龄传 154

《国朝先正事略》之《长文襄公事略》 155

民国清史馆撰《长龄》 162

《清朝续文献通考》之长龄传 168

参考文献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