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时龙
来源：《历史研究》2026年第5期
摘 要明代沿袭元代各路推官之制，一府额设一名推官，偶有例外。推官协助知府专理刑名，但常受省级官员委任，理刑不限一府，充当抚、按了解基层事务的耳目，成为抚、按尤其是巡按在地方上的代言人，广泛涉及地方官员考察，具有“赞计典”的实际职责。至明中后期，推官出身更倾向于进士，偏远之处多以举人、监生、贡生充任。部分治绩卓异出身科甲的推官可能行取科道，或升任六部属官。推官职责由刑狱而监察、官吏考察，并不为制度确认，但作为惯例在明中后期不断被强化、默认，既体现刑狱与监察合一的权力向下垂直延伸，又反映明代以小驭大、打破官僚行政层级的中央集权手段。关键词：明代 推官 科道行取 中央集权 治国理政
法律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司法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秦代的廷尉起，中央层面的司法机构便建立起来。但是，地方司法在相当长时间里由行政长官兼管。到了唐朝，节度使、观察使下设推官，掌勘问刑狱，各州设“司法参军”、“司户参军”等僚佐协助鞫狱，处理刑事与民事案件，亦设推官，进一步强调司法的专业性。宋代，各路设提刑司审理案件并按劾违法官吏，在府州层面设“录事参军”、“司理参军”鞫狱，设司法参军以“检法”，最终由推官或签判依据法律条规写出案件初步审理意见。后来，该层级司法程序开始简化。金代各府设推官、知法，完成初审程序，推官重要性逐渐提升。从中唐到宋金，推官渐由藩镇幕职变为地方官员。元代融合宋金两代司理参军、推官负责地方刑狱经验，于路、府两级遍设推官，并在司法程序中削弱检法的重要性，加重鞫问之权，从而使推官司法权加重，“专职理刑”的特点更突出。在此过程中，县以上地方行政层级的司法功能逐渐由多僚属分任集聚到推官一职。明朝继承元代推官制度，改路为府后，推官成为府中专职理刑的佐贰官，被称“理刑推官”、“郡司寇”，又称“司理”、“司李”、“李官”、“四府”、“四尊”、“刑厅”、“四爷”、“推爷”等。学界从法制史或科道选任角度考察明代推官的成果比较丰富，但多集中于其在司法层面的作用，其与监察关系的讨论往往仅限于行取科道的官职迁转。但是，明人文集中对推官的议论显示，推官不仅是府级层面负责司法的佐贰官，而且广泛涉及地方司法、监察与人事考察，在地方政治中具有极高活跃度和地位，甚或凌驾于一府同僚乃至一省监司之上。此种情况何以发生？如何形成？又反映何种政治设计？本文拟通过考察明代推官的设置、职责、除授升迁等，探讨其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进而管窥中央集权的发展路径。
一、推官的设置与职责
史称明代推官初设于洪武三年（1370），“监察御史郑沂言……各府宜设推官一员，专掌刑名，不预他政，庶责有所归而人无冤抑……上皆从之”。但实际上，此前朱元璋政权中各府已设推官。吴元年（1367），“定赐予及道里费之令……其道里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现存《宁波府题名记》有洪武元年宁波府推官储材之名。可见，明代推官并非始置于洪武三年，而是更早。朱元璋攻占元代各路并改路为府时，基本沿袭元代各路推官之制，由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组成的府职官架构早已形成，郑沂的建议可能只是让推官在各府设置更普遍，并突出其专理刑名职能。
推官品秩为正七品，额设一人，但也有例外。其一，顺天府和应天府推官较各府品秩要高，为从六品。京府主官为正三品府尹，高于正四品的知府，故推官品秩相应擢为从六品。其二，江西吉安府一度设二员。成化二十二年（1486），吉安府知府张锐“以江西多大家，往往招纳四方流移之人，结党为非，如吉安一府健讼尤甚，囚犯监禁常累至千人，缘官少不能决断，多致瘐死”，奏请“增设推官一员，专理词讼”，并获同意。时称“吉习素嚣讼，故列郡理刑之官，惟吉为两授”；“海内雄郡惟吉安置两节推，胥简进士充之”。嘉靖四十二年（1563），南京礼部尚书尹台称，“自国家建郡以来，惟我吉特设司理二人……顷岁省官之议数下，台臣乃举众郡例格比裁焉”，遂裁。
宣德五年（1430），况钟出任苏州知府，感慨“各县人民趋府告状者，道途接踵，不止百数”，“乞添设……推官二员，专一问刑，不许别行差委”，奏疏后注“准奏”。此外，17世纪初，宣府等重要军镇曾设推官。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月，兵部员外郎沈朝焕陈“戎政四事”：“军政耗废，钱粮干没，宜于广宁、辽阳、开原等处各设推官一员，管粮通判以推官代之。”八月，户部覆陕西巡抚疏提出：“各边仓场……其管粮通判改同知、推官职衔，选授甲科。”该建议得到皇帝批准。以同知、推官取代通判，由进士担任，可以提升边镇管理粮饷官员的素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们腐败的风险。但是，边镇往往无府州县等行政区划设置，推官一职只能列衔于邻近的府，如宣府镇推官即列衔于河间府。乾隆《宣化府志》载：“万历十一年，置清军理刑同知，列衔河间。天启四年，改置理刑推官，列衔如故。”当然，列衔形成的一府两推官，与真正一府设两推官不同。
推官“理刑名，赞计典”。“理刑名”即负责刑狱，是明代推官的主要职责。明初薛瑄言：“外府之推，司一郡之刑狱，其员独，其事专。”明中期任内阁首辅的费宏在《送推官萧君若愚赴重庆府序》中称：“若愚之所专理者，一郡之刑狱也。”其《送潮州推官曾仁甫序》则称：“推官为理刑而设，凡一郡之狱讼曲直，皆取决焉。其职专而要。”黄州府推官周见源向王守仁弟子王畿辞行时说：“司理，刑官也。日事刑书，以听断为职。”晚明钱谦益称：“国家郡置司理，竱以明刑为职。”推官职在刑狱，故明人称其为“法吏”。
明中期名臣李贤称：“自汉以来，郡之刑讼，太守兼之。后唐始有推官之制。宋元及我朝因之。诚以一郡之大，有政焉，有刑焉，政以为治，刑以辅治，治之不专，则刑罔而政弛。是故以守出治，同以佐之，通以赞之，而刑则付之于推焉。”吕坤叙府官之职称：“府总州县之政，事务繁多，又设佐贰官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职掌不同，大率清军、捕盗、水利、盐法、管粮、管马，而推官则专理刑名者也。”茅坤也称，推官“惟专三尺法，以佐二千石之刑名”，一个“佐”字，可见知府与推官在刑狱上总揽与分工专职的关系，推官理刑名，是协助知府分掌刑狱，一府刑狱的处置权仍在知府。
万历《明会典》载：“凡各府推官，职专理狱，通署刑名文字，不预余事。凡有解到罪囚，必先推详实情，然后圆审，各衙门不许差占。”康熙《漳州府志》说：“推官一员，掌刑名。本府一应词讼，送问完日，牒府圆审发落。”可见府内刑名处理，是在推官谳讯基础上由知府等会审发落。推官专在谳讯，与元代推官作为“专职的审讯官”，但在审讯后仍须同一衙门其他官员讨论认可共同签署的做法一脉相承。因此，清代推官奉裁后，“刑名总归知府”。康熙《饶州府志》载：“康熙六年载革推官，统于府正。”刑名权总揽在主官之手，推官只是因为刑名专业性较强及职责之专得以凸显。但推官若不先行审决，就会导致案件拖延。成化三年，新城县丞邢政上言：“切见各都、布、按三司及各府俱有断事、理问、推官等官专理刑狱，所以少有冤抑。”从布政司理问、都指挥司断事到各府推官，专职理刑凸显社会治理中法的重要性，以及法律实践向基层下沉。
推官专理刑名的内涵有二：一是推官只管问刑，不理其他政务；二是理刑之事由推官负责，他官不得侵占。但两方面都很难保证。按例，推官不许“杂差”，但实际上推官杂差的情况不少。景泰二年（1451），朝廷因四川按察佥事刘福之言，“命各布政司并两直隶不许差占推官，有误问刑”。成化二年，御史吴玘言：“各处理问、断事、推官，宜令专一在任，问理刑名，不许他委，庶责有所归，狱无淹滞。”弘治元年（1488），左都御史马文升疏议：“仍行各处抚、按等官，不许将推官、理问、断事违例擅便差遣，有误问刑。”官员请求不许差派，其实反映推官不断被杂差的现实。此外，推官专理刑名之权也常被侵夺。成化时期，金华同知毛琼上奏，要求一府正佐等官“分理，同堂推问”，推官林沂斥为“事体分更，抑且违例难准”。礼部题覆：“各府既设推官一员，以专司其州，而又于律与例丁宁，禁其差占……奈何近来有等正佐官府乐于自擅，不思朝廷设官体统，不查律例遵守，凡遇上司批发，及本府自准词状，俱自行提，不即牒与推官问理。及至提到人犯中间，度其易理并事干官吏者，俱备经自取问发落，其有干碍人命、强盗等项事情难问者，及久提人犯有不到者，方才牒选推官。”
推官虽专理一府刑狱，但职权范围不限于一府，在明代有“推官不专郡”的说法。嘉靖时期，侯于赵任平阳推官时，兼理“太原、泽、潞”等地刑狱。松江推官吴兹勉善决狱，“旁郡有不平，愿得赴云间嘉石，死不恨”。尹瑾任漳州推官，“治狱多所平反，郡邑质成者咸乞诣尹公”。松江推官李中石断狱平恕，“为司理三年，而四郡之圜土无冤吁也”。毛一鹭任官五年，“亭法处事，片言立断”，“江以南抢地呼天之属，愿一当松郡理，死不恨”。张溥也谈到扬州推官“凡簿领牒书，辖致大江南北”。以上不专郡和兼理的实践，并不指职官以一人兼多府推官，而是虽为一府推官，不只处理本府刑狱。推官不专郡，往往是受上官委任。明初朱善夸赞南昌府吕姓推官说：“上官亦靡不信任。居布政司者曰：官吏之违法者众，吾虽有理问之官，必资府推以济之也。居都司者曰：军民之犯令者密，吾虽（有）断事之官，必资府推以赞之也。居宪司者又曰：江西为词讼之渊薮，十三府之牒诉亦甚繁且冗矣，吾虽有执法之吏，安能尽察其情伪？尤必资府推以补其阙也。三司之委任也如是……不惟惠泽周遍于厉邑，而一道十三府之民阴受侯之赐者亦多矣。”吕推官不仅要处理南昌府刑狱，还受三司委任复核各府县、卫所刑狱。遇重大刑狱，省级官员也会委派推官审理。孙需任常州府推官时为巡抚牟俸所重，“凡狱之难决者率以属之”。
巡按到各地录囚，推官往往随行。黄宗羲《明儒学案》载“直指虑囚”，“推官与罗子侍”，即指巡按御史到南直隶太湖县时，推官与太湖知县罗汝芳侍立之事。钱谦益记载常州府何姓推官“所谳刑狱，与巡方之使，轩相并……理常州一郡而四郡之人皆交口称何侯”。朱仲廉任龙安推官，“数从直指行部谳狱，多所平反”。郭守宪万历四年谒选授兖州推官，“从御史谳狱……御史亟称老吏不如”。《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记，南京按院梅先春收到举人鞠躬被害线索后，“正值审录考察，无功勘问，发委推官董廷试问明缴报”。可见，推官虽然名义上专理一府刑狱，却常四处流动替巡按理刑。换言之，因具备专业性的法律知识，推官往往要接受巡抚、其他省级官员及四处行部监察巡按委任，负责邻近各府甚至一省疑难刑狱，所谓“朝于御史，而夕于监司，用以亭疑狱”。但这破坏了推官专理刑狱的最初设计，知府与同知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处理司法案件。
“赞计典”是由上司委任推官随行理刑延伸出来的，“计典”即明代地方官员三年一次的考察，又称大计，考察依据主要是抚、按、布政与按察出具的考语。明中期以后，巡抚与巡按主导地方官员考察，推官起重要协助作用。何乔远说：“大凡两台之察吏评官，是非雌黄，率于司李乎寄。”“两台”即巡抚与巡按。如吴仁度巡抚山西时，就与不少推官通过书信讨论官员贤否。其对推官周鼎称：“不佞入境，例有摘斥一疏，而闻见荒陋，茫无措手，幸惠教之。倘借手得清汰此方之一二，即门下造福匪浅也……闻喜令周鸣秦洁己爱民，屡列荐剡，其在贵属，耳而目之，尤极功近。”此外，吴仁度还信任一位萧姓推官，写信问询曲沃知县“有秽声”，并告知萧推官要提前为考察做准备：“文职官评，季报者多溢美而一所刺，今年却不同，此事门下须豫图之……不佞所倚为肝胆耳目，舍门下无之也。”
因跟随巡按巡历，推官与巡按的关系较为密切。李光缙说：“理官名职一郡耳。理官不但职一郡狱，又且兼旁郡国行事。御史按部，必征理官以从伺，为耳目。理官无论所居郡，凡所至郡邑，大小吏掾与其刑狱、钱谷、甲兵之事，御史所欲论荐，理官得阴侦之。御史所欲勾稽，理官得阳核之。”“阴侦”、“阳核”表明推官在地方官考察中的协助功能，是作为巡按御史耳目而附生。文徵明诗“三年政泽满吴门，又向襄阳佐使君”，表明明中后期推官的职责更被强调为协助“使君”巡按。
推官作为巡按耳目，是长期受巡按御史委任而形成的。巡按行部，往往选推官随行办事。如刘景范为泉州推官，“御史重公名，行部必征公以从矣。御史而南郡，则公南郡；御史而北郡县，则公北郡县”。按明人说法，推官因专刑狱而职事单纯，更易受巡按委托。唐文献称：“司理之职事差简，所掺摄则甚重。其于钱谷筐箧诸委琐之事一无所责成，然而无所不综览，亦无所不弹压也，而持斧之使以其简且重也，又动以爰书相闻，遂因以寄诇刺，凡诸兴革、诸殿最，惟司理是听。”傅冠也称：“国家功令，御史代天子巡狩，察官方治行而殿最之，其权寄于监司。监司守有方职，事无分营。唯司理数为御史台按部事，谳决勾简，时旁及于他郡，监司且受成焉。”巡按一年一替，在到达按部省份后，由于布政、按察等方面官员职事相对繁重，不得不依赖推官行事。当然，巡按委任推官，还因为进士出身的推官易升迁为科道官，所以巡按御史有意结纳推官。隆庆六年（1572），南京户部尚书曹邦辅提到：“其在外省，则由巡按御史往往以进士推官、知县有科道之望，乃曲为护庇，引为私人，阴授其廉访之炳（柄）。”
不过，推官陪同巡按巡历却并不为制度确认，朝廷有时重申推官不得长期随上司巡历。嘉靖四十四年，刑部议覆刑科都给事中沈寅“条陈六事”，强调“推官司理一郡，毋令长随上官巡历”。当然，此种规定终归让步于惯例。到晚明，推官随巡抚、巡按巡历几乎成了制度性安排。万历二年，工科右给事中汤聘尹言：“禁戢官属陪迎，抚、按巡历止简附近推官代理刑名。”此建议得到皇帝许可。在此过程中，推官作为巡按耳目的地位逐渐确立。吕坤称：“推官兼廉访，六察之耳目寄焉。”
何维柏分析推官从协助巡按理刑到参涉各种事务的过程称：“国家列官参佐庶务，虽有常职以逮所司，乃若摄会众志，协襄化理，职分而责兼，事泛而委重，则司理其人也……代巡率岁一易，又居狐疑鲜闻之地，与国人日益悬隔……且众务烦夥，下情微暧，有非一手一足所能悉办，故不得不广借耳目以参吾所见闻……故宪辙所经，司理与俱，概历郡邑咸取资，则所理非止一郡。至于畴咨博访，凡利病休戚淑慝殿最，与夫钱谷委积，钜细庶务，咸相参焉，则所职者又非独刑也。”何维柏认为，巡按岁一更替，又不可能日接吏民，兼有理刑之责，故常命推官随行，委任其查核钱谷、博访官吏贤否，使得推官承担的远不止理刑一事。王演畴称：“台使者奉命省方，综核吏治，激扬清浊，清稽筦库，剔除耗蠹，平反狱情，固无所不统，然上职要而下职详，必先之以司理，乃得拱手受成事。”蔡献臣也说福建各府推官实则综核一省之事：“夫理一郡之平也，非特一郡之平也，将八闽之刑名钱谷、吏治民隐，无不属耳目焉。”茅坤称巡按为天子耳目，而“今之郡司理，往往乘轺拥传，采风按狱于其所次州郡，大较即直指耳目之佐也”。丁绍轼称“司理为直指耳目”。因此，巡按在处理地方政务及考察官员时，往往依靠推官采访作判断。董其昌称“今夫司属之殿最寄司理笔端”。王时槐夸赞吉安府毛姓推官说：“台院使者资其明察，而庶政庶狱咸协于中。按节他郡，稽其绩效，而不竞不，一贞于度。”他不仅肯定毛姓推官理庶政庶狱的能力，还称赞其在官吏考察中的公正。周如砥在送永平推官的序文中称：“司理非执秩之官、封疆之任也，持三尺法，平允庶狱，而以其余力佐部使者臧否文武吏。”曹勋称：“举巡方之所辖，其刑名钱谷，司李于行部时，皆得与闻之，且并治刑名钱谷之主者。其人之贤不肖，司李皆得而衡量进退之。”
不过，推官参与官员考察并非制度化权力，因此受到批评。万历十五年，左都御史詹仰庇提议，巡按“审取官评”，“宜责司道守巡府州县正官开报，不必专任推官”，若必委任府佐，“同知、通判皆可择贤而用，一切查盘差委，不必专属推官”，意在切断巡按与推官的关系。然而，积之既久，推官“赞计典”之权相对固化。万历二十九年，朝廷在颁给推官焦思忠的敕命中称赞他“三尺凛神君之称，六察擅人伦之鉴”，肯定其在御史考察官吏过程中善于鉴别人物。“谳狱信，察吏明”，也是晚明墓志常用的谀美推官之辞。吕坤称赞归德推官宋某“鞫谳尚矜恤民，谓无冤至；品骘庶司淑慝，斤斤冰鉴”，“品骘庶司”即评价地方官员。这表明推官协助考察官员并不完全出于抚、按私授，至少已是当时官场接受的惯例。万历四十七年，吏部尚书赵焕称“推官职司理刑，亦兼察吏”，肯定推官理刑之外“察吏”的职责。
推官职责由理刑到计典，反映司法权与监察权合一趋势向下延伸。监察权与司法权的结合，是唐代以来监察制度的重要特征。此种结合在明代体现在中央和省的层面分别是都察院和按察司。当这一政治实践继续寻求从省向府级层面延伸时，具有“法吏”身份的府级佐贰官推官便成为最佳选择。因此，推官某种程度成为巡按御史权力向下延伸的触角。在此过程中，推官理刑职责随巡按行部在地域上突破了一府的限制，监察职责在实践中不断被充实和默认，并在明代监察由“察”及“考”拓展的背景下，深深卷入地方官的“大计”中，获得“赞计典”之权。当然，并不是所有推官都会获得充当巡按耳目和随巡按行部的机会，相当一部分推官尤其是出身较低的推官仍以一府之理刑断狱为基本职责。但创新性政治实践会复制、扩散并反馈到制度本身，《明史》“与计典”的概括，是对晚明以来推官广泛卷入考察政治实践和惯例的确认。
二、推官的除授与升迁
嘉靖初内阁大学士费宏说：“今制，天下郡守而下，有贰守，有通守，理民与事……比岁以来，贰守、通守惟以胄监处之，而推官岀甲榜者常十八。”可见同知、通判多以监生选任，而推官往往由进士选任。瞿景淳说：“国家选郡推以进士高等，治行既著，辄征入补台谏部寺，荐陟枢要。”然而，是否真的大部分推官是进士出身？
统计松江等10个府的推官资料发现，345名推官中，进士出身者164人，比率约48%。松江、常州为财赋重地，其推官更趋向于任用进士，比例分别达89%和71%。宁波、扬州、徽州比例较高，进士占比约66%，而广州、广平、衡州推官中进士出身比率分别为45%、35%、25%，举人出身比率上升。江西南康、贵州铜仁等体量较小或较偏僻的府，其推官出身以监生、贡生为主，没有进士出身者（参见下表）。
由上可知，越是繁剧的府，推官进士出身者比率越高；随着府的繁剧程度下降，推官也越来越多任用举人或监生、贡生；边远地区的府，推官进士出身的比率更低。晚明铨选对此有所认识，并试图采取措施补救。万历四十三年，吏部条议铨政说：“边方推官及州县正官，务要进士、举人相兼选除，贤能者照边道优升，行取者量宽俸一年。远方推、知，亦必多用甲科，俟有成绩，照例行取优迁。”吏部建议，如果在边远的府任推官，其行取科道条件可以从历俸四年改为历俸三年，缩短一年任职年限，以资鼓励。可见，笼统认为推官多从进士选任，不完全准确。
万历间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的说法更严谨：“今天下大郡，率以科甲之彦推择为理官”，“今制郡设司理……郡当繁剧，则必以甲科之彦充之”。只有“大郡”或“郡当繁剧”，才会集中从进士中选取推官。从《宁波府题名记》看，嘉靖元年后的宁波推官均出身进士。在广州，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的80年，除万历二十六年陈三槐出身举人外，其余推官均出身进士。可见，随着官员候补队伍不断充实，推官出身资格也在不断提升。举人、贡监能直接选任推官者，多是特别优秀者。李贤谈到正统三年（1438）的南阳府推官杨玉华“领乡荐，入太学，正统改元之三年以选人优等擢今职”。费宏记载曾仁甫“谒选于天官曹，其四事皆在优等，因授潮州府推官”。而且，无论进士或举监，除授时会考虑其专业能力和经历，如有无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历练等。弘治元年，马文升奏称：“我朝旧例……都、布二司理问所、断事司断事、理问及各府推官有阙，俱于法司历事举人、监生内除授……乞敕吏部……推官、理问、断事有阙，俱于法司办事进士及历事年力精强举人、监生内除授。”傅用端“以太学生历政刑曹，谒选天官”，擢琼州府推官。李祥“贡入太学，历事刑部，乃究心法律”，成化二十三年赴吏部铨选，“授山东济南府推官，盖优选也”。傅用端、李祥以监生授推官之职，与他们在刑部历事有关。
除直接从进士、举人、监生选任外，推官亦可由其他官职升擢，如正七品知县、从七品州判官，或由府州县教官、低级官员超擢。王世懋诗称“春风绛帐坐诸贤，底事邕州有骤迁”，下注“公司教仅一载而迁”，他还称：“上方属意学校，务选郡国诸博士，又稍破选人格，时有所振拔其才，于是太仓学博士李君陟南宁府司理。”由此表明李君任太仓州学训导仅一年便破格升任南宁推官。府的低级官员，如正八品经历、从九品照磨、未入流检校等升迁为推官，更是超擢，但多因有特别事功。丘濬称王推官“起家汀郡幕，临事一何勇”，提及其在镇压民众起义中有突出表现而由府经历擢升为推官。
升擢之外，明代由京官谪为推官的情形也不少，尤其是由御史降为推官的情形值得注意。明前期，不少御史因“不胜任”、“不明宪纲”、“不谙刑名”而黜为推官。御史降推官，遵循的是“对品外调”的迁谪惯例。嘉靖十年正月，嘉靖帝在云南巡按陆梦韩因滥举谪为安庆推官时强调，此种做法是“对品调外任”。同年八月，与巡抚相讦的山西巡按赵镗“对品调外任”，任兖州推官。由于御史与推官均为正七品司法官员，二者间流转通道非常直接。正德二年（1507），推官段豸升给事中，开启推官升给事中先例；正德四年，都给事中马骙以“才力不及”谪为推官，由科臣降为推官的通道就此开放。但因品秩关系，一般正七品六科都给事中才会出为推官，从七品给事中或左、右给事中不会“谪”为推官。
推官升迁方向多元，而非一般认为的多行取科道。当然，优秀的推官确实常行取为科道。熊明遇称：“国家令甲，以言责重给事中、御史，清近而要，征取天下司理、邑宰之治行第一瓜及者考于冢宰，待报可，用以扶政。”侯一麟称：“进士内则清班，外即郡司理、县令，专制数百里，事事惟意指，积岁月入为华要，次乃柱史。”进士若不能入翰林清要之地，被选为推官或知县再入为御史，也是不错的途径。在晚明，推官到任伊始，人们就会以祝他将来升任科道相逢迎。万历二十年曹于汴中进士，授淮安府推官，吏员印报“升任吏科给事中”迎接。数年后，曹于汴果真升任吏科给事中。推官、知县行取为科道官的制度，大约形成于成弘时期。成化六年，吏部言：“请凡任知县、推官，由科目出身，历三年之上，政绩显著者，以次行取送各道问刑。”不过，万历六年刑部主事管志道言：“国初言路甚广，而后专其责于科道。其始以三途类选，给事中等于中书舍人，而御史多升各部主事，待之不若甚重……厥后渐重其选。至弘治中，令于行人、博士、推官、知县、教官中选其历练老成者除补，而跻之部属之右，其重比国初加倍。”管志道认为，推官行取御史始于弘治年间。从实例中看，弘治后推官选科道情形确实逐渐增多。区大相有诗云，“得近霜台使，无如郡法曹”，意谓最接近御史之职的是推官。
从16世纪初开始，推官还可以升给事中。此前受限于给事中品秩为从七品，正七品推官不能升给事中。弘治十二年，御史余濂建议：“进士之为知州、推官、知县，曾经旌异考称者，宜岁一行取赴部……给事中、御史有缺，以知县、推官补之。”吏部题覆：“御史有缺，可以知县、推官选补。给事中品从七，知县、推官品正七，难以选补。”但正德二年段豸授工科给事中后，推官选给事中渐成惯例。嘉靖九年，吏科都给事中夏言谈到给事中选取变例时称：“祖宗旧规，凡给事中有缺，止于进士内年三十以上者选补。弘治间始以行人、博士兼选。正德间始以在外推官、知县兼选。”推官升入科道的通道完全打开。
但是，推官行取科道，多要求推官进士出身，至少须举、监出身。正统年间“近例”，已要求从“听选知县、推官等官系进士、监生出身者”中选送都察院理刑。成化六年十月，都察院提出推官行取御史的具体条件之一“系中举及进士出身者”。当然，监生出身的推官升为科道之路并未完全堵死。为保证举、监出身的推官行取科道路径，万历五年，朝廷规定“举贡推官、知县以四分之一选用”；万历十一年，吏部题请行取时，皇帝再次提及此例。屡屡重申，说明非甲科进士推官升迁科道官的空间受限。此外，繁剧、僻远之府的推官，直升科道官的命运也不相同。万历八年，吏科给事中张鼎思疏称：“考选推官、知县，欲定其人之才品，当别其地之难易。请将府州县地方分为三等，大约以冲而疲者为难，或冲或疲者次之，遇有员缺，则抡选贤者以充其任，及升迁行取，即以此分殿最。”对既不冲也不疲的府而言，其推官升迁为科道的概率就更小了。实际上，由推官到科道官的通道在晚明越来越窄。刘孔当说：“旧制郡国司理有治效，即召置迩列，浸陟崇膴。自顷兹辙少更，中外士大颇有约结之叹。”万历二十八年，蔡献臣提出推官、知县先转部寺再入科道的升迁路径：“推、知不可不部转……盖由郡邑而部寺，则阅历益熟，品格益定矣。他日两衙门缺，便将部寺俸三年以内者，照例改用。”虽然不清楚蔡献臣的建议是否为朝廷重视，但显然推官越来越难以直接升科道，升任部寺官员的情况则更普遍。换言之，虽然科道行取多来自推官和知县，但推官的主要升迁方向不是科道，科道只是推官升迁顶端的明珠。
除科道外，推官另有其他升迁途径：一是在推官之间异地迁转，一般是向更繁剧的府迁转。洪武年间的周原，初授辰州推官，调吉安推官。周廷臣任松江推官五年后转任重庆推官，因松江府虽是濒海重地，“然所治不过二邑，视重庆三州十七邑仅十一耳”。二是升任从五品的知州、府的其他佐贰官，如通判、同知乃至知府。三是升任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方面官。四是升任六部部曹及其他京官。在四品以下的中下级地方官员中，推官不仅占据升科道的捷径，也占据升京官的快车道。万历三十一年，吏部《条酌事宜以平铨政》“疏淹滞”条称：“因行取停滞，州县推官有积俸七八年不转，此后有京秩见缺，查俸深品卓者，即行推补。”万历三十八年，南京御史蒋贵说：“在外知、推卓异每有行取京秩之擢，即平等亦有郡贰、州正之转。”所升京官中，以六部主事最为常见，偶有直接升任郎中的。此外，还有升任正七品大理评事、正六品都察院经历，以及光禄寺丞、太仆寺丞、锦衣卫经历等。明末还有推官直升翰林院的特例，崇祯二年（1629）状元曹勋在《郡司李文侯考绩序》中称：“圣主求贤若渴，兹且进海内之循良，临轩阅试，词林、台谏，次第甄拔。”张溥《贺许司李满秩序》称：“会天子下玺书，擢序贤能，公固当报事第一，召入上京，虽不坐槐厅，簪笔步花砖，要应有二丞三驺，执盛印青囊，为公前导，进称端公，作王纲纪。”“槐厅”即翰林院，“端公”指御史。当时，相较于升御史，推官更希望升入翰林院。
为更直观观察推官升迁，笔者以嘉靖《徽州府志》所载徽州府推官升迁作一考察。洪武初到嘉靖四十四年可考的32名徽州府推官中，12人去向不明，剩下20人中，1人卒于官、1人未到任、2人罢官、2人丁忧离职，其余14人的升迁方向依次是：御史4人、给事中1人、六部主事4人、太仆寺丞1人、王府长史1人、同知2人、推官1人。考虑到徽州府在明代属于比较繁剧的府，三分之二的推官由进士出身，其推官升迁可代表明代稍为繁剧之府推官的升迁状况，较为通显。推至全国各府，推官行取科道或入为京官的比率应要低得多。如江西南康府，从嘉靖朝到天启初年的19名推官中，有升迁信息的9人，其中升通判1人、同知4人、知州1人、大理评事1人、参政1人、吏部主事1人，仍在同知、通判等府佐贰官上盘桓的超过一半，只有不到20%的人升为京官。
三、推官的地位
推官专理刑名，处在非常敏感的位置。费宏称：“刑狱之理，于庶政为最难。”又言：“天下之事，惟刑为要，曲直之间，可以生人，可以杀人，苟决之或失其平，则其冤将有所归。”因此推官须非常审慎，否则易失于苛刻。蔡献臣比较推官、知府两个官职后称：“理主于剔蠹擿伏，故其道利用严，而察渊视垣，失则刻；守主于噢咻煦喻，故其道利用宽，而破觚斫雕，失则弛。”知府不职，其失在宽，推官不职，其失在苛，但两者受到的非议显然有别。因此，推官虽是府的佐贰官，但难称亲民之官，难以施惠于民。万历后期官员马之骏说推官“以寄综核而精文法，为德不专在民”，且一旦不慎则易虐民。周如砥说：“理官之平如水，一倾欹，则必有泛滥漂没之虞。”但是鞫狱平允与否还只是一方面，与抚、按关系密切并在官吏考察中起参谋作用，使推官在地方政治中地位重要，更易成为矛盾焦点。
推官地位的重要性，直接取决于巡按在明代地方政治中的重要性。张四维说：“当今天下否泰，系在巡台。”瞿汝稷说：
寓内诸道职最隆重者御史中丞，而御史按部者，权尤出中丞上……按部与中丞居恒抗礼，而中丞得失，按部者得论刺。故按部者临诸道，威命灵爽，与黄屋无两。自藩臬而下守土诸臣视之若造物然，而按部耳目之所筦则诸郡司理，肺腑之所寄则诸郡司理。诸郡司理其行持既当于按部，则一方之庆赏诛罚莫不悬之矣。故黄屋之庆赏诛罚悬于诸道按部御史，而按部庆赏诛罚则悬于诸郡司理。
按其理解，巡按代天子巡行，掌一方庆赏诛罚之权，推官陪巡按巡历，因此亦掌一方庆赏诛罚之权。马之骏称：“今天下所以长治久安者，人主拱手受成，巡方使者得以柱后惠文弹治郡国，其肃如霜，其炎如日……然使者势不能独任，则必以科条耳目分寄之诸郡理。”李光缙称：“理官于郡大府末佐，一依御史台风旨，诣行在，权实与御史拟。”余懋孳甚至将推官比喻为“诸侯相”，意谓巡按握一省之权辖若古时诸侯，而推官乃其辅佐。伍袁萃称：“朝廷黜幽之权，抚按并操之。瘅恶之权，直指独操之。然皆不自操也，而委之司理。”曹勋称：“天子以进退之权寄之巡方，巡方以贤不肖之目寄之司李。故司李之职，虽崇不及监司，专不如守令，而独以衡量人才之能，上佐天子黜陟予夺之大枋……或巡方之意中先有所主，而特借手于李以示公，或巡方之耳中别有所荧，而反借口于李以卸怨。”在此情形下，推官成了巡按的代言人，也可能成为巡按推脱责任的挡箭牌。
作为巡按代言人，推官甚至被称为“小直指”，其地位可以想见。张溥称推官“权次绣衣，事倍体严”。推官在府中虽专刑名，实于一府之事无不涉及。王畿称：“司理，郡刑官也。狱讼谳决，于职固有主，然亦古通经方州，得与守臣参校政事短长利病者也。”刘孔当称：“国朝二千石以下，其僚凡三人。然能翼太守为治者，独司理而已。司理职号颛治狱，然于郡事实无所不关预，又直指使者行部常与俱，有所举劾，往往得通议可否。”正因为此，何乔远说推官“处二千石之亚，僚吏人士仰而承之”。申时行称推官得“与二千石提衡而治”。祁承㸁称：
今天下与郡太守共民而治者，惟司理之权为綦重。然太守之职在亲人，恒下比以见恩，司理之职在肃法，恒上交以藂畏。亲人则人亲之也，是道（导）水以壑也。肃法者持尺捶，引绳墨，人情固已兢兢矣。且直指行部，钱谷之登耗、爰书平反、吏治醇驳、庶官贤不肖差等，皆于司理焉取衷，则其所挟者为尤重，类不得不示神明而秘摘剔以称上意，以故下僚之欢心每不能与上官合，长民者之奉扬每不能与齐民合，所处之势然也。
承巡按风旨，推官只能迎上意，难以通下情。因此，推官品秩虽低于同知与通判，但权势远轶其上。万历十七年，吏部拟将从六品泰安州同知谪降为推官时，山东巡按傅好礼上疏：“接邸报，原任泰安州同知张寿朋降永平府推官，臣不胜骇异。州同、推官品级虽不同，推官委任职掌，所关甚重，州同何敢较低昂也！”换言之，此类谪降更像荣擢。傅冠亦称：“国家子惠嘉师，毖慎郡国吏民根本之寄，置守，有倅、别驾、司理以贰之。倅、别驾大郡有加，而理重视守。”不少官员虽然品秩更高，但不得不放低姿态对待推官。伍袁萃提到：“抚按查盘，必委司理，虽由守巡详，然只抄誊一遍，一字不易，处处皆然。”蔡献臣称：“夫丈夫释轿而司郡理，亦荣矣。御史所按部中事，司理无不得问。司理奉御史札，行部在所凛凛，至令郡失其守，邑失其令，以弟俯伏司理公之庭，不敢出声。”部分推官以巡按代言人自居，对州县官员颐指气使。万历二十三年，四川乐至知县蔡霁见“郡司李行部者，厉气如直指”。然而，府州县官员对推官多是畏惧，却无情感交流。臧懋循说：“司理威权，亚于直指，上下每侧目焉。”瞿汝稷则称：“夫郡司理，握按部者之柄。一郡之司理，即一郡之按部。故班在郡诸臣左，而控扼一郡，郡之长贰莫不惴惴侧目。”非但府州县官畏惧推官，两司方面官亦畏惧推官。隆庆六年，南京户部尚书曹邦辅称：“凡二司之贤否，悉出（推官）唇吻。少有不悦，遂以萋菲，而祸终不免。于是二司反皆畏惧，曲意结纳，盖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问其政事之得失乎？体统既乖，法度尽废，害政莫甚于此。”
部分推官一味媚巡按以求进，忽视与府州县地方官员的和谐相处。万历六年，管志道批评“各官推官不复理本府之刑，专于答应巡按矣！”申时行则认为：“理官为直指耳目，常委治狱，率伺意向为取舍。”王世贞称：“司理近上而远下者也。近上则易通上之喜恚，而难于悉下之欲恶。易通上而难悉下，是故上有浮旌而下无真感。”马之骏也说“理多附上”。在此情况下，推官越来越像巡按私属，躁于进取。钱谦益称推官“观政于亭传，取捷于径路，游声扬光，拜除如流，而奉法循理者益寡矣”。此外，推官与抚、按的关系也非常微妙。支大纶任泉州推官时就抗议推官非“私役”，不可只是迎合巡按“快一己之喜怒”。最关键的是，推官处在因巡按任使而产生的权势与府州县官畏惧逢迎之间，一旦调剂不善，则易招致怨黩。申时行称推官有三难，除明习法律“练事之难”外，还有“台察使者操不御之柄，击断自由，而独以耳目寄之理官，有所侦伺勾较，一不当意而谴及之，则获上难；诸郡县皆故等夷，而间承委督察，俨然临其上，宽则骫法，持之急辄蒙诽而贾怨，则调剂难”。相对练事之难，“获上”与“调剂”更考验推官的政治智慧。
随巡按出行未能情谐，处考察之位而见疑同僚，是推官的最大困境。袁黄比较推官与知县两职，认为“世言百官惟县尹最难，弟谓司理尤难。盖百责咸萃，县尹与司理同，而县尹得朝夕自修其职，司理居则惧僚友见疑，而调停费力，出则随抚按奔走，而情见难谐，一也；官卑禄薄，不能自给，县尹与司理同，县尹朝有美意，夕即专行，可自布其泽，自尽其心，而司理无大无细，皆仰人鼻息，二也；逢人折腰，遇事掣肘，县尹与司理同，县尹无品评之责，或可杜雌黄之口，司理任耳目之寄，人有点污即共猜度，事不由己，而疑谤纷然，三也”。考察的最终决定权不在推官，但人们会疑谤推官。被考察者疑心推官不利于己，抚、按又怀疑推官泄露考察隐情。何乔远称：“今则御史大夫若御史、若监司，常倚理察群吏，出郡国常挟理行。群吏虑理以其情贡于御史大夫若御史、监司，御史大夫若御史、监司又患理有外泄漏，反为诸群吏游说……故有德于人，人尝忘之。无德于人，人将曰是惟理手左右我。然则司理者，辜功之府也。”在权力之外，推官有成为怨府的尴尬。王畿称：“中丞御史台按郡国，往往檄司李以从，是司李一人耳，居一郡，而耳目常兼乎他州与其旁近县……上虞耦猜于监司，而下虞睽贰于列邑贤豪令，斯固难之难者。”在协助抚、按行事时，推官要防备来自布政、按察二司官员的猜忌，以及府州县官员的抵触。正如王畿在《与德安司李吴滟石门人》中所说，推官之职，“易于收恩，亦易于贾怨”。
刑名与官吏考察均属敏感事务，易招致猜忌与诽谤。因此，随着清初政治体制演变，巡抚逐渐成为单一地方大僚，巡按的巡视与举劾职能逐步为其他职官所取代，推官便逃脱不了被裁撤的命运。康熙六年（1667）裁撤推官，既是顺治十八年（1661）因深感牵制有失体统、有碍效率而裁撤巡按的连锁反应，也是顺应官场人情之举。
结 语
推官是唐宋以来随着司法专业化而出现的官职，在明代政治实践中获得新发展，兼具司法官和监察官双重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唐代以来监察权与司法权合一趋势在明代的延展。明代监察权与司法权的结合，不仅体现在中央的都察院和省级层面的提刑按察司，还体现在以都察院监察御史身份代皇帝巡按各地的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兼有司法、监察、考察之责，自中央巡视省直，而推官在某种程度上是巡按御史的触角，是该政治实践从省向府级层面的延伸。推官因此在保障明朝巡视及强化明代地方司法、监察和考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推官作为抚、按尤其是巡按耳目，使朝廷对全国的巡视落到实处，强化其司法职能并扩展其监察、考察的职能。抚、按是朝廷派往各省直地区总领一方的大僚，巡抚重在抚民，任期稍长，巡按重在纠劾，一年即代。巡按没有属官，以各府推官随行治狱，通过他们了解地方积弊与官员贤否。绝大多数推官具有进士、举人、监生功名，熟悉法律，主职理刑，与巡按同属正七品，因刑狱广泛接触基层却又不像知县有守地之责，具有“法吏”身份但相对按察司官员事简职专。因此，推官很快成为协助正七品巡按御史巡视的助手。推官不仅长期陪巡按巡历，代其负责刑狱，还充当其耳目，监察地方钱粮、官吏，成为巡按考察地方官的主要助手和代言人。推官初设时专职理刑，但在陪巡按行部过程中，推官的司法权可能由一府扩展到数府，一定程度上实现司法资源的流动。作为一府佐贰官，推官于专职理刑外，还会承担署任知州、知县等职或编制黄册、应对盗贼等行政事务，对地方利弊了然于心。巡按的任用，又使推官由行政官员演变成监察官员。因此，当他们按照巡按要求监督一府或数府行政事务，监察效率就提升。考察权则是监察权的延伸。推官职责由刑狱而监察，以及进一步延伸到官吏考察，虽不为制度确认，但作为惯例在明中后期不断被强化、默认。推官作为巡按短期内迅速了解地方人事和政治的助手，大幅提升了巡按御史的巡视效率。
推官由一府佐贰官向巡按代言人的演变，是明朝政治实践中打破品秩层级在地方政治上的尝试，有利于地方官僚体系的互相监督及中央集权。赋予低品秩官员较重的权力，以小驭大，是明朝政治设计中的独特之处，在明代科道官、各级行政机构中的首领官（幕官）如六部司务等的任用中可见一斑，推官亦类似。正七品推官为各省监司所忌惮就是显证。从巡按御史到推官，体现司法与监察合一的权力区别于民政的向下垂直延伸，反映明代政治设计中以小驭大、打破官僚行政层级的中央集权手段的发展与演变。正七品御史“对品调外任”为正七品推官，以及15世纪后期开始的推官通过相对稳定的行取渠道擢为科道官员（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使监察御史与府推官之间形成较为畅通的上下交流渠道。推官既是巡按御史的助手与耳目，一定程度上又是科道官的后备力量，使负责中央监察和各省巡按的科道官与各府推官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朝廷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表面上依官僚层级由六部至布政使司而府州县，但对地方刑名与官吏的监督考察，则在遵从行政层级设置与区划分割并依赖主官对佐贰官、属官的考察结论之外，进一步强调垂直管理，即经由“都察院—抚、按—推官”的线性延伸。这是明朝政治体制中富有创造力的措施，配合推官、知县等科道行取、升为六部官员的优势地位，确保官僚升迁不完全固化于品秩层级，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不同地域和层级主官在官员升迁中绝对的话语权与控制权。在此设计中，推官是监察与考察体系的末端与触角。
但是，作为一府佐贰官的推官，在明代地方政治中因与巡按御史之间的工作联系，以及因“同品外谪”和行取而形成的与科道官之间迁转的惯例，使得其与巡按御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离其专理刑狱本职越来越远。巡按御史在明代地方的威权同样延伸到作为巡按耳目的推官，这固然让地方各级官员忌惮，但在理刑名与官吏考察时，容易招致猜忌与诽谤。正七品巡按御史和正七品推官让从二品的布政使以下的方面官，以及正四品的知府如芒在背，固然是明代以小驭大、秩卑权重的政治制度设计的体现，同样也是对重视品秩与层级的官僚体系的破坏。晚明科道官员在党争中的破坏性作用，也是清初人们反思明朝灭亡时经常提及的。在清初政治体制演变中，科道权力被约束的第一步，便是收回监察御史代天子巡按权力，作为巡按耳目的推官也就没有必要存在。
（作者陈时龙，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研究》投稿系统已进行全面安全升级，升级后登录域名变更为https://lsyj.ajcass.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编辑：拾 壹校审：正 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