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王虹、邓煜双双获得国际数学家大会颁发的菲尔兹奖，在国内外引发热烈反响。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一届，迄今为止中国只在2002年举办过一次，下图为时任领导同志接见出席大会的中外著名数学家，从坐姿、座次能够看出现场氛围非常轻松。
当年获奖的两位学者分别为美籍俄裔数学家弗拉基米尔·沃沃斯基（Vladimir Voevodsky）和法国数学家洛朗·拉佛阁。
菲尔兹奖奖金很低，只有15000加元，但却是全世界每一位数学家梦想的最高荣誉，历史上仅有60多位获奖者。
因要求年龄在40周岁以下，菲尔兹奖非常吃天赋，获奖者中有许多天才和怪才，比如2002年获得菲尔兹奖的俄裔数学家沃沃斯基，他1966年出生于莫斯科，曾三次被高中开除，并从莫斯科大学辍学，之后独立学习成才。
1980年代末，沃沃斯基在没有申请的情况下收到哈佛大学入学邀请，于1992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
此后他的职业生涯几乎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直到2017年因动脉瘤去世，年仅51岁。
沃沃斯基的研究方向跟计算机验证密切相关，近年来颇受关注。
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规格很高，由陈省身担任大会名誉主席。
陈省身193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34毕业于清华研究生院，同年公费到德国汉堡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
抗战时期陈省身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1943年赴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研究数学，逐渐获得国际声誉，1962年起任美国数学会副会长、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
1984年，陈省身兼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回天津定居。
2002年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时陈省身已经91岁高龄，当时有个经典镜头，即坐在身边的领导人亲自起身为他调整话筒，一时传为美谈。
在这种大型学术会议场合，能够做“大会报告”是了不得的荣誉，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发言时间越长表明报告人江湖地位越高，而普通参会者往往只能到分会场去作报告，时间和受众均有限。
每届国家数学家大会通常只会安排约20个“1小时大会报告”，100多个45分钟报告，以及若干个15分钟报告。
在2002年之前的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大陆被邀请作45分钟报告的学者有华罗庚、吴文俊、陈景润、冯康、张恭庆、马志明等；华人数学家陈省身、丘成桐则被邀请作过1小时的大会报告。
下图为北京大学新闻网发布的历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报告人，名单为北大教职工或校友。
其中，田刚院士是首位受邀作45分钟报告的北大教师或校友（1990年），并在2002年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大会报告。
第二位做1小时大会报告的北大人是履历传奇的张益唐，他已于2025年6月举家搬迁回国，全职受聘于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在官网简介中，称“（张益唐）博士毕业后，在学术职位上经历了长期探索与磨砺”。
从历届获邀报告的人数也不难体会，中国学者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存在感正不断增强。
抛开拥有“主场优势”的2002年不谈，1990年、1994年和2010年这三届都只有一名北大教师或校友做报告，然而这一数字在2018年之后迅速增加，本届已高达14人。
下图为新晋菲尔兹奖得主王虹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因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其导师拉里·古斯（背双肩包男子，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MIT讲席教授）只能站在窗外聆听，照片冲上热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跟数学一样，今天国内许多基础学科和行业其实都存在“补课”的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积累，在一些传统领域早已形成完整的人才梯队、学术传统与产业生态，其呈现出来的成果并不是某一代人突然创造出来的，而是几代人持续投入、不断试错之后形成的。
正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中国在追赶过程中势必会有很多学者、很多企业做一些“垫脚石”的工作。
我们不能因为有些工作比西方落后就忽视他们，反而更应给予充分的耐心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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