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会因这样感受而焦虑：尽管我们在某件事上很努力了，但身边的很多事情的结果都不如我们所愿，这样的生活有一种不受控制的感觉？我们试图尽善尽美，但万事却终不能如我们所愿？
我们生活中的焦虑在于想要掌控一切。再详细一点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混淆了什么是我们可控制的，什么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想要掌控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焦虑的来源之一。
社会理论家，没错，就是那个提出社会加速理论的哈尔穆特・罗萨之前写过一本书，叫做《不受掌控》（Unverfügbarkeit），揭示了现代人的这一困局。现代社会制度和技术文明不断向我们许诺一个“一切皆可被计算、规划、预测和掌控”的世界，可正是这种全盘掌控的幻觉，诱发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人类生命中最具价值、最能带来滋养与共鸣的体验，恰恰来自于那些本质上不可掌控的事物。
为此，罗萨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共鸣”， 它建立在一种理想化的假设之上：只要个体愿意放下支配欲望、暴露脆弱，并向“不可掌控性”敞开自我，就能与世界达成某种非工具性的、温情的双向共鸣。
当然，罗萨作为一个批判理论家，他的想法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构想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抽象且难以操作化的概念，我要共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结合具体的社会结构来达成共鸣呢？
我们可以从控制论的角度来扩展罗萨的分析。
什么是控制论呢？第一次听到控制论这个名词，你可能会想，这个控制论会不会很邪恶，是让我们去操纵控制别人的。实际上恰恰相反。
在控制论诞生之前，人类看待力量的方式往往是机械的，只要我力气够大，吃得苦中苦，对下级的要求更严苛，我就能让一切事情按我的想法运转。但控制论告诉我们，一个系统能够达到稳定状态需要双向的调节与适应，主要在于如何通过反馈保持动态平衡。生命和其他的系统的稳定而是动态的。人的体温和心跳，无时无刻都在微小地上下波动，正是这种不间断的偏离与纠偏，才构成了生命本身。
控制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诞生于 20 世纪中叶。1948年，美国著名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通信的科学》，标志着控制论的正式确立。
“控制论”（cybernetics）在希腊语中的本义是“舵手”，舵手驾驭船只驶过大海，靠的不是强行改变海洋的流向，而是根据实时的天气情况，不断微调船舵以维持船体的动态平衡。
抛开复杂的公式，简单来讲，控制论包含几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改变了人类理解世界和设计系统的方式。为了方便理解，这里我列出以下几个控制论关键概念
1.反馈：反馈是控制论的灵魂。系统通过将输出的结果反馈回输入端，作为进一步调整行动的依据。
2.负反馈：用来纠正偏差，使系统趋向于稳定，例如人体的体温调节。
3.正反馈：用来放大偏差，使系统加速向某个方向发展。
4.黑箱方法：当无法直接观测一个复杂系统的内部结构时，可以通过观察它的输入（刺激）和输出（反应）来推断其内部规律和功能。
5.自组织与适应性：系统在没有外力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如何自动优化自身结构、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除了上述概念之外，控制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即可控性，简单来说，可控性回答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能否通过施加合适的控制手段（输入），在有限的时间内，把系统的状态从任意的初始状态引导到任意的指定目标状态？”
如果答案是能，该系统就被称为完全可控的。
如果系统中有某些状态是外部输入无论如何也触及不到、改变不了的，那么该系统就是不可控的。
如果一个系统的内部状态无法通过外部输出被完全推导，或者它根本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你就不应该把宝贵的控制资源浪费在它身上。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试图强行去掌控两个绝对的黑箱。
第一个黑箱是他人的大脑与选择，我们可能纠结于别人对我的看法，但这其实是他人自身的想法，对我们而言是无法直接测量与干预的。这也正如卢曼所述的双重偶然性，当两个独立的系统或行动者相遇时，双方的行为对于彼此而言都是完全不确定的。当一个人（自我 Ego）面对另一个人（他人 Alter）时，双重偶然性就产生了。 “我”的下一步行动，取决于“你”的反应。但“你”的反应，又取决于“你”对“我”会怎么行动的猜测。
第二个黑箱则是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可能会为自己做一个长远的，五年到十年的规划。为未发生的意外忧心忡忡，可未来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可以稳定预测的方式。当你试图去操纵这两个黑箱时，就像在一个完全黑暗且没有仪表的房间里开车。你越是用力转动方向盘，内心就越恐慌，因为现实这个黑箱根本不会给你预期的响应。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该怎么样缓解因担忧失控而带来的焦虑呢？
首先，我们可以区分可控和不可控的范畴，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控的，而另一些事情是不可控的，另一些事情是半可控半不可控的。对于可控的事情，我们可以花最大的精力把它做好。对于不可控的事情，就不要花费太大心力去关注它，对于半可控半不可控的事情，我们尽力而为做好我们可控的输入端就可以了，输出端的结果我们不必抱有太大的期待。
简单来说，我们自身的注意力、所选择采取的行动是可控的，他人的评价、时代趋势、偶然运气是不可控的。一个我们只对可控的输入端建立闭环反馈，对不可控的结果学会忽略与接纳。
比如说，大型考试的排名是半可控半不可控的，我们个人为考试的准备属于可控的输入，但竞争对手的发挥、阅卷的标准以及整体的分数线分布则属于不可控的系统环境。如果强行要把排名这种输出端的结果纳入掌控，就等于试图去支配一个庞大的非线性系统，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个人陷入精疲力竭的焦灼。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坦然承认风险的普遍存在，并以更理性的方式去应对风险。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醒我们，传统社会的人类面临的是“外部风险”（，即大自然的惩罚，如旱灾、瘟疫、地震。人类对此虽感无奈，但心怀敬畏。
而现代社会面临的则是人造风险。这些风险不是来自外部自然，恰恰是人类自身理性、科学与技术过度扩张的结果。人类为了征服自然、追求效率，建造了核电站、化工厂、跨国金融网络和高度自动化的算法系统。这些系统极其庞大且互相关联，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人或机构能够完全看清它们的全部走向。
试图彻底消除风险、追求绝对安全，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幻想。面对这种制度化与结构性的不确定性，理性的做法不是盲目地去消灭所有风险，而是建立个体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把可能的风险影响降到最小。
最后，抛弃完美主义，允许生活出现偏差，允许计划被打乱，也就是说，做一个P人。只要我们还拥有觉察和纠偏的能力，那这个系统就永远在安全的轨道上。我们必须承认，生活绝大多数时候只需要模糊的正确与动态调整，不需要精准的前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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