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义就叫柯义
时间：2026.8.21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斯维塔了。
前些日子，她和卡佳去了捷克，参加一位军人的追悼活动，也协助组织了一些相关事务。得知她们能够暂时离开乌克兰，去另一个欧洲国家走一走，我其实很为她们高兴。 因为今年以来，赫尔松的局势突然变得异常危险。
这种危险已经超出了普通人对”危险”最基本的理解。过去，人们或许还会认为，只要远离军事设施、不靠近交战区域，普通平民就能相对安全地生活。但如今，这条最后的底线也正在消失。 关于无人机袭击平民的消息越来越多。
公交车遭到袭击，街头的普通人被无人机追逐，手无寸铁的平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伤甚至死亡。类似事件不再只是偶尔发生，而是在赫尔松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这个月初，柳芭原计划采购食品，为当地居民准备新一轮援助物资，却因为一起无人机袭击平民事件被迫推迟。最后，她还是想办法完成了这个月的物资发放，随后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离开赫尔松，前往其他城市。 她当然知道留下意味着什么。 无人机、炮击和随时可能出现的袭击，不断挑战着人的神经和承受能力。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即使四周暂时安静，身体和意识也依然处在警戒之中。 战争不仅摧毁房屋，也在人的身体上留下痕迹。 如果把他们战争前的照片与现在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短短四年，一些人仿佛衰老了十岁，甚至二十岁。 柳芭可能还比我年轻几岁，但她的头发已经几乎全白了。 斯维塔也是如此。 马克西姆和沃瓦平时都不是容易陷入内耗的人。他们很少纠结于别人的看法，也不会把一件事情反复放在心里。然而，即使是他们，也在战争中迅速衰老。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要求他们多做什么。
昨天，我给斯维塔发了一条消息，问候她最近的情况，也试探着问她以后是否还会回到赫尔松。如果她暂时不回去，或许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城市继续做一些事情。 她回复我： “我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你。你总是愿意提供帮助，这让我感到很温暖。” 过去这些年，斯维塔之所以一直留在赫尔松，有许多无法轻易放下的原因。
战争期间，她一直照顾瘫痪的婆婆。老人九十二岁，卧床将近四年，最近才去世。 对于整个家庭而言，这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告别。死亡当然令人悲伤，但当一位高龄老人长期忍受疾病和失去行动能力的痛苦时，离去有时也意味着苦难终于结束。 作为晚辈，斯维塔和丈夫所能做的，就是陪伴、照顾，尽力让老人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段路。这本来已经十分不易，而在炮击和无人机笼罩的赫尔松承担这一切，更是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 婆婆去世以后，斯维塔和丈夫终于得以暂时离开乌克兰。
她的丈夫已满六十岁。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生活在国外的女儿和儿子。许多父母似乎都是这样：宁愿自己承受危险和苦难，也希望孩子能够远离战争，过上相对安全的生活。 因此，对于斯维塔和柳芭的离开，我并不感到意外。 在战争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人们不得不反复衡量家庭、安全、责任与未来。柳芭有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斯维塔需要照顾婆婆，也必须考虑丈夫和家人的感受。与此同时，她又始终牵挂着赫尔松的孩子和孤儿院。
她们并不是在”勇敢”与”懦弱”之间作出选择，也不是在”留下”与”逃离”之间作出选择。 她们真正面对的是：究竟还要把多少生命和时间留给别人，又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保护自己和家人。 这或许才是战争对人最深的考验。 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这些话可能显得抽象。我们很容易站在安全的地方，评价别人应该留下还是离开，应该坚持还是放弃。 但当一个决定关系到自己、丈夫、孩子乃至整个家庭的生命时，任何轻率的判断都会显得苍白。
斯维塔后来又告诉我： “这一周，我们会通过禁食和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目前我们仍在尽力帮助孩子们，同时也想暂时远离炮击和无人机，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真的已经精疲力尽、没有力气了，确实需要一点时间缓过来，重新恢复状态。
现在我还在为前线的弟兄们收集一些物资，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听见上帝的旨意——即使祂要我身处风暴的中心。 我们信靠祂，也会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用现有的一切，尽力做好我们能够做的事。” 读完这些话，我忽然意识到，离开赫尔松，并不意味着她已经放下那里的一切。 她只是太累了。 她需要暂时远离炮击和无人机，需要重新呼吸，也需要让长期紧绷的身体和精神慢慢恢复。但即使已经精疲力尽，她仍然惦记着那些孩子，仍在为前线的弟兄们收集物资，仍在思考自己还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斯维塔最终会不会回到赫尔松，也不知道柳芭一家以后会在哪里生活。 我只知道，她们已经为那里付出了太多。
如果有一天，她们决定不再回去，并不意味着她们背弃了赫尔松；如果她们最终选择回去，也不应该被浪漫化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牺牲。 她们首先是需要被保护、被理解，也需要休息的人。
斯维塔至今还没有买回程的车票。 也许，这本身就是她此刻最真实的答案：她没有真正放下那里的一切，却也还没有准备好，再次回到风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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