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美国东北部的一次郊游中，林徽因和冰心并肩出现在照片里，一个穿着素雅旗袍，一个围着围裙准备食物。照片不大，却常被后人当作两人友情的起点与终点之间，最直观的见证。
那时的她们都在异国求学。冰心赴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学习英国文学，林徽因则随梁思成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接触建筑设计与艺术课程。两人年龄相近，家庭背景相似，又同处留学生圈子，彼此认识并不奇怪。
林徽因性格活跃，喜欢谈文学、建筑和戏剧，也有很强的公共表达能力。冰心则更沉静，写作时重视内心秩序，待人处事相对克制。性格不同，并不等于不能相交。留学期间，她们确实有过来往，照片中的神情也看不出后来那种针锋相对。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交集还牵涉到各自的伴侣。梁思成与吴文藻在美国留学期间关系密切，几位年轻人因此有了共同的社交场合。异国环境会放大熟人之间的亲近感，今天看似普通的一次聚餐，在当时却可能是难得的同乡与朋友聚会。
真正让两人关系进入公众视野的，是1933年发表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写一位热衷举办沙龙的“太太”，客厅里出入着诗人、科学家、艺术家和外国客人。人物众多，谈吐讲究，场面热闹，却带着讽刺意味。
当时北平文化圈确有一些私人沙龙，林徽因家中也常有文人和学者聚会。徐志摩、沈从文、胡适等人曾与这一圈子发生交集。林徽因本人兼具建筑学素养、文学才华和社交能力，自然很容易成为公众谈论的对象。
于是，读者开始把小说人物逐一对应现实人物，把“太太”认作林徽因，把小说中的诗人、科学家与她身边的人联系起来。小说的讽刺对象究竟是谁，作者没有在文中明说，冰心晚年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作品写的是陆小曼，并非林徽因。
这句话不能简单当作定论。文学作品本来就可能吸收多个现实原型，沙龙小说尤其如此。北平文人圈子并不大，作品只要出现客厅、名流、太太和诗人，读者就会自动寻找对应对象。把小说完全等同于某个人，往往是传播过程中不断加码的结果。
流传最广的，还有林徽因从山西回来后送冰心一坛老陈醋的故事。这个说法主要见于李健吾的回忆文字，缺少更多同时代材料相互印证。故事很有戏剧性，却不能仅凭这一则回忆，就断定两人从此决裂。
还有一个常被引用的细节，是小说中五岁女孩“彬彬”被认为影射林徽因的女儿。这个说法经不起时间核对。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出生于1923年，1933年小说发表时已经接近十岁，并非五岁。年龄对不上，相关推断自然要打折扣。
小说与林徽因之间或许存在旁观者熟悉的生活影子，但“讽刺林徽因”并不是经过作者明确承认的事实。把人物年龄、家庭情况和现实经历硬行拼接，容易让一个文学争议变成确定无疑的私人恩怨。
两人关系疏远，恐怕还与当时复杂的文化圈氛围有关。林徽因身边聚集着许多男性知识分子，徐志摩对她的感情更是早已成为公开话题。林徽因最终与梁思成结婚，徐志摩则与陆小曼结为夫妻。这样的情感纠葛，在当时的报刊和文人谈话中不断被放大。
冰心与吴文藻的婚姻持续多年，生活方式相对稳定。她对徐志摩处理婚姻的方式并不认同，属于可以推测的价值差异，但不能据此证明她写小说就是出于嫉妒，更不能把女性之间的交恶归结为容貌和男人。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坐邮政飞机由南京前往北平途中，在济南附近因天气等原因失事遇难。飞机失事与林徽因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所谓“为赶赴林徽因讲座而遇难”，以及“为了省钱才搭邮政飞机”等说法，都缺乏足够依据。
徐志摩去世后，冰心确实写过带有批评意味的话，评价他的感情生活和人生选择。这些文字可能加深了林徽因方面的不快，但仍没有材料证明两人因此举行过公开决裂，或发生过一场能够被准确复原的正面冲突。
有人还说，林徽因在英文信件中把“冰心”译成“冰冷的心”，借此讥讽对方。这个故事常被反复转述，却很难找到明确的原始信件作为证据。历史写作不能因为一句话顺口、一个细节漂亮，就把它当作事实使用。
更稳妥的判断是，《我们太太的客厅》造成了严重的误读和不快，林徽因及其友人可能认为作品带有影射意味；冰心则不承认这一指向。双方没有继续维持早年留学时期的亲密往来，关系逐渐冷淡，后来很少再有公开交集。
这段关系的复杂之处，恰恰不在于谁说了一句狠话，而在于文学创作、私人社交和公众想象彼此纠缠。照片留下的是年轻时代的相识，小说留下的是无法彻底坐实的猜测，至于两位作家之间究竟有多少未曾说出口的话，现存史料并不足以替她们全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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