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广东海丰，调查人员正在梳理沿海地区走私和经济问题时，一个并不寻常的细节浮出水面：有人已经被查，仍没有收手，甚至还在托人寻找新的“关系”，向商户索取财物。这个人，就是海丰县委书记王仲。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强烈震动，不只是因为涉案金额达到6.9万元，更因为王仲曾经是一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干部。他从军队走到地方，又担任县委主要领导，本应熟悉纪律要求，却在利益诱惑面前一步步越过红线。
王仲是天津蓟县人，出身农民家庭，早年因家境困难中断学业。1947年，他参加人民解放军，进入聂荣臻领导的华北野战军。战争年代，他随部队参加作战，先后担任班长、副排长等职务。
那段经历并非虚饰。对于一个贫苦出身的年轻人来说，参军意味着改变个人命运，也意味着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可惜的是，战争结束后，环境变了，诱惑也变了，曾经的经历并没有成为他一生的护栏。
1950年，王仲复员到地方工作，先后参与土地改革和工农建设。凭借能吃苦、肯钻研的特点，他逐渐得到提拔。到1971年，已经担任区委书记。此后，他又被调往广东任职，走上了更重要的领导岗位。
1977年，王仲调任广东。此时，沿海地区对外经济往来逐渐增多，港货、电器等紧俏商品进入市场，走私活动也开始抬头。冰箱、彩电、洗衣机，在普通家庭眼中是难得一见的贵重物品，送这些东西，往往比直接送钱更容易撬开缺口。
一些商人看中的，正是王仲手中的权力。他们并非只想送礼，而是希望借助县委书记的身份，在运输、经营、查缉和税收等环节得到照顾。起初，王仲还会有所顾忌，但在反复拉拢下，防线逐渐松动。
有意思的是，腐败往往不是从巨额钱款开始。第一次收受财物时，或许还会给自己找理由；一旦尝到好处，原先的顾虑便会迅速减少。王仲后来不再满足于被动收受，而是主动寻找获利机会。
他开始从港商手中购入电器，再转手高价倒卖。与此同时，一些走私商人还通过他的职务获得便利，逃避检查和税收。王仲既是掌握地方权力的干部，又在暗中参与交易，政商界限由此被彻底打乱。
据查，在他任职期间，海丰、陆丰一带的走私活动受到不当庇护。有人利用关系躲避查缉，有人借助他的批示或指示获得方便。地方管理秩序因此受到破坏，国家税收和经济利益也遭受损失。
更严重的是，王仲并不是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偶然失足。随着问题逐渐集中，相关部门开始调查沿海地区的经济状况。他察觉风声后，曾动用关系销毁证据，试图掩盖交易痕迹。
但调查一旦展开，账目、人员和物资流向便会相互印证。那些收受电器、参与倒卖、替人说情的行为，也逐渐从零散线索变成完整证据。王仲的身份越高，案件造成的影响就越大。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调查压力已经显现之后，他仍没有停止活动。案发前，他还找人向有关商户索贿，并以职务和权力施压。换句话说，他并非不知道风险，而是在明知可能暴露的情况下，依旧把权力当成了牟利工具。
6.9万元在今天看来或许只是一个数字，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是一笔极其巨大的财产。它远远超过普通职工和农民能够承受的收入范围，背后还牵连着走私、逃税、徇私和权力寻租等多重问题。
王仲案因此不再只是个人贪污案件。它暴露出沿海经济活跃初期，商品流通、市场监管和干部权力之间出现的缝隙。制度尚在调整，市场利益迅速增长，一些人便试图把这种变化变成个人发财的通道。
中央对案件十分重视。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陈云，以及王鹤寿等领导，对案件查办给予关注。经过调查，王仲的问题被逐步查清，党籍被开除，案件随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983年1月17日，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王仲案作出判决，以贪污、受贿以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等犯罪事实，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王仲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腐被执行死刑的县委书记。这个案件发生在经济体制转变和沿海开放起步阶段，涉案方式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紧俏商品充当敲门砖，走私交易成为利益链，干部权力则被当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1983年1月17日，判决随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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