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令人无力——《白日之下》
今天聊聊中国香港电影《白日之下》。
片名In Broad Daylight(2024)。
《白日之下》这个故事，改编自香港几桩真实发生的残疾院舍丑闻。
可能有人还会有印象，2015年，有记者曝光长者被脱光衣服在露天淋浴，2016年，康桥之家前院长涉嫌性侵女院友，最终因受害者无法出庭而撤控。同年八个月内，六名院友离奇死亡。
智障
这些新闻当年轰动全港，如今都被拍进了一部电影里。
记者晓琪假扮成院友通伯的孙女，潜入“彩桥之家”调查。她拍下过期食物、死老鼠、护工掌掴院友、用订书机钉人手臂。她偷拍到老人们在楼顶被脱光衣服，用花园水管集体冲洗。她发现院长章剑华长期性侵女孩小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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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发出后，彩桥之家被撤牌，院长因证据不足获撤控。院友们在大雨中流落街头，指责晓琪多管闲事。
这看起来像一部正义记者对抗黑暗势力的故事，但它不是。
影片并没有给观众爽感。晓琪没能在法庭上看着院长被定罪，小铃没能站出来指证，明仔没能获救，院舍被关了，老人们无处可去，记者也被骂了，坏人则笑了。
导演简君晋说过“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这就是影片的困境。他没有在片尾打上“影片推动立法改革”之类的字样，只是告诉观众，香港残障人士轮候公立院舍的平均时间是八到十六年。
大多数社会议题电影会给观众一个情绪出口，坏人坐牢了，法律修改了，主角升职了。观众带着一腔正义感走出影院，觉得自己关心了社会，然后明天继续刷短视频。
这里的记者也不是英雄。晓琪和好莱坞那些调查记者很不一样，刚出场时像个老油条，跟实习生说做新闻就是为了赚钱。她贿赂院舍里的义工换取情报，违反新闻伦理，天真地质问律政司主控官“制度连一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
这种不完美让角色可信。她也有新闻理想，但理想被现实消耗殆尽，她对院友的感情从工作对象变成亲人，这个过程是混乱不专业的。
电影中借角色之口问出：“你觉得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传统媒体在萎缩，深度报道在消失，调查记者要么转行做公关，要么去卖保险。彩桥之家的原型报道，出自《香港01》侦查组，现实中的记者龙婉琪，后来也离开了新闻行业。黑暗本就隐藏地深，再也没有人去调查报道，以后还有光亮么。
恶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个体系的。
院长章剑华是个复杂角色，本人也是视力障碍者，年轻时是优秀运动员。他创办院舍，让几十个无处可去的人有瓦遮头。他能叫出每个院友的名字，同时也性侵女孩，用“我在爱护她”来欺骗自己。他已经说服了自己是好人，并不觉得自己在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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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院长更可怕的是那个体系。社会福利署明知院舍有问题，只发警告不执法，因为关了院舍，这些人没处去。律政司明知院长有罪，但受害女孩无法出庭作证，只能撤控。法官感叹一句“这是受害者的不幸”，案子就结束了。
有香港做对照挺好的，资本主义社会遗弃了弱者，并不把弱者当做人看待。
为了把这么多事件揉在一起，电影在叙事上确实有些割裂。
前半段聚焦虐待老人，后半段转向性侵案，中间衔接生硬。情节依靠巧合，通伯刚好录下了性侵视频，明仔刚好在院长犯案时跳楼。
电影也只是表现出问题，但人人不担责的社会找不到责任人。最具体的敌人是院长护工，而社会福利署、立法会、官僚系统这些真正该被挖的东西却隐身了。
毕竟真要挖下去，这部电影可能就拍不出来了。
片名《白日之下》就是因为罪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彩桥之家的楼顶冲凉，对面楼的住户推开窗就能看见，院长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性侵女孩，磨砂玻璃上的人影，人人看到。但没人管。
这才是最无助的地方，罪恶不需要藏在暗处，它就在太阳底下，在众目睽睽中。只要所有人假装看不见，它就可以继续。
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做对的事，不一定有好结果，但还是要做。因为不做就真的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通伯给晓琪戴上帽子，人心自由冷暖。本片不适合寻求娱乐刺激的观众，它沉重、压抑，拍出了大家看不到的责任。
老吾老及人之老，我们终将老去，我们身边都有弱者。
善待弱者，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守护正义，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
正义没有爽感，
真相令人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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