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言,说是民国某个大藏家,只花5元钱买到宝物,多年后拍出天价。

然而,这场拍卖引出一个长达五年的官司,司法资料里写得很清楚,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我整理了一下过程,其实比“5元捡漏”更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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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科夫斯港(图源网络)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有个叫科夫斯港的小城,华人稀少,消息也来得慢。

这里一家中医诊所里,有个生活比较朴素的老医生:赵宜康,并非网传的“年轻人”,事实上他连上网都不怎么会。

当时没人知道,他手上有一件几代人守护的宝物:王羲之《平安帖》。

有次他的朋友王亚法来串门,见到了这幅书法,表示现在中国的收藏市场很火热,可以带回国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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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2010年拍卖现场

之后,就有了2010年轰动国内的嘉德秋拍,《平安帖》起拍价5500万元,开场不到3分钟,竞价就冲过8800万,很快过亿。

全程仅用时约8分钟,最后由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现场代为举牌,落槌价在2.75亿元,加买家佣金总价是3.08亿。

背后电话遥控的买家,是刘益谦!他一掷千金的理由很简单,乾隆曾在这件字帖上亲笔写下:“可亚时晴”,意思是媲美三希堂至宝《快雪时晴帖》。

能被皇帝拿来和王羲之“天下第一帖”作比(可能是唐摹本),这分量自然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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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益谦

那年头刘益谦动辄花费上亿买藏品,这笔天价他付得出来,但卖家却交不出来!

不是赵宜康不想拿这2.75亿成交价,而是赵家祖上33个支脉的四十多房后代,起诉他试图“独吞祖传宝物”。

这一切的起源,都要从宋代徽宗朝的《宣和书谱》说起,那是可考证的最早收录这幅草书《平安帖》(和行书不是一个版本)。

原卷共9行74字,宋元之际被一分为二,后半部分至今下落不明,传世的只有前半部4行41字,也就是被拍卖的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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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是原文左边是乾隆题字

绢本墨迹,核心纵24.5厘米,横13.8厘米,还没有一本杂志大。

又名《告姜道帖》,是王羲之写给家人的一封书信,表达了对女儿王孟姜等人的思念,让家人天冷保重身体。

它的传世足迹非常清晰,元代柯九思、明代文徵明父子、清初梁清标等著名大藏家,骑缝处的各种印章就是证据。

但要说“盖章”,那自然是进了宫廷后被乾隆收藏,两次题跋盛赞其“可亚时晴”,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虽然被戏称为“牛皮癣”,但也是后世鉴定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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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亚时晴帖”

清末庚子年大量文物散佚宫外,也不是不想找,慈禧回銮后,命内务府收拢散落宫外的旧物,办这件事的人叫庆宽。

资料记载庆宽出生于咸丰元年(1851年),不仅画功一流,还参与过陵墓建造的材料筛选,因此眼光是没问题的。

他经验丰富,无非就是在琉璃厂等古玩集散地查找线索,真给他找到了《平安帖》。

庆宽找到后没有呈上去,反而自己留了下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种事,光绪年间就因为“私藏”被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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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传闻是“赵警忱”花5元捡漏,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人。

庆宽等到民国时期,改回本名赵小山,从此带着自己那些藏品闭门谢客,低调的一直活到了1927年。

他的子孙后代们,后来各奔东西讨生活去了,其中长子赵振绶迁居上海,还曾捐献过一批瓷器给上海博物馆。

而赵振绶有个弟弟叫赵振经,一直住在北京,他就是赵宜康的父亲,也就是说,庆宽是赵宜康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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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

上世纪60年代,赵家的大批藏品被“收走”,装了整整一卡车,这是赵家人共有的。

等70年代后,著名书画大家徐邦达找到赵振经,告诉他这幅字帖“有点问题”,去领回来吧。

毕竟王羲之亲笔真迹不太可能保存下来,现存基本都是后世摹本,赵家的《平安帖》就有唐摹、宋摹或米芾所摹等多种猜测。

赵振经领回来一批文物,分别给各房分摊,却隐瞒了《平安帖》已经回家的事实,后来传给了儿子赵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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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董事王雁南亲手交接给刘益谦

直到2010年《平安帖》拍出2.75亿天价,赵家后人才知道原来早就拿回来了,他们一起起诉赵宜康:当年赵小山老爷子传下来的宝物,是共有的,凭什么你一个人私自独吞?

这一场官司打到了2015年,最终法院判决:赵家后人分摊拍卖所得,每房大约能分到600万。

交接给刘益谦得到款项后,赵宜康实得1200万,因为他年迈的母亲放弃自己那份,都留给了儿子。

截至2020年,近70岁的赵宜康仍然在澳洲开中医诊所,他准备继承爷爷当年的爱好,将所得换成藏品传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