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7日，北京，病中的旷伏兆原本准备参加“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为“红军林”种下一棵树。饭后，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植树计划只得取消。许更生记得很清楚，丈夫对此颇为遗憾：“没能亲手种下一棵树。”
这件小事，后来成了许更生反复想起的一幕。旷伏兆戎马一生，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承担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和地方工作。这样一位见惯风雨的老将军，临近生命终点时，牵挂的却不是个人待遇，也不是功名得失，而是两件看似普通的事。
一件是种树。
另一件，是去香港看一看。
旷伏兆与许更生的婚姻，也是在战火中开始的。1938年底，许更生随慰问演出队从西安前往冀中，第一次见到时任分区政委的旷伏兆。那时的冀中根据地处在敌后，人员往来、物资供应和日常生活，都要服从战争需要。
1939年8月，经张庆泰、张仁槐等人牵线，两人正式相识。旷伏兆当时25岁，按照部队有关规定，还要等到26岁才能结婚。1940年百团大战前夕，两人在一间农户土屋里举行了简朴婚礼，没有像样的仪式，也没有丰厚的嫁妆。
婚后第二天，部队便要转移。许更生为了减轻行装，把从大后方带来的一件旧毛衣丢掉了。旷伏兆知道后，坚持让她回去捡回来，并提醒她，艰苦朴素不仅是部队作风，也是过日子的根本。
这件事并不轰轰烈烈，却很能说明旷伏兆的性格。他对物资珍惜，对纪律看重，对身边人的要求也从不因为亲近而放松。许更生后来回忆，丈夫只比自己大几岁，处事却显得格外老成。
1943年，旷伏兆调任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政委。许更生随后来到杨庄一带，被安排住进一户做买卖的人家。附近有伪军岗楼，八路军干部不能穿军装，彼此见面要靠暗号，老百姓还得用亲属关系作掩护。
一次，旷伏兆深夜回来，敲墙发出约定暗号。房东母亲赶紧叫女儿烧水，并对家人说：“你姐夫来了。”许更生这才明白，在敌人眼皮底下，夫妻见面也必须套上另一层身份。
根据地的生活，远比这几句玩笑严酷。1944年2月，伪军对军分区领导机关驻地进行“扫荡”。2月21日夜，交通员将许更生送到文保元家中。第二天，敌人逼着房主人挖洞，她只得迅速转移到地道。后来转移途中又被枪声追赶，只能藏进秸秆堆里。
那一刻，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许更生知道，旷伏兆就在附近，也知道有人提议调部队营救自己，但他没有因为妻子遇险而轻率调兵。敌情、群众安全和整个分区的存亡，都不能让位于私人感情。
许更生脱险后，逐渐理解了丈夫当时的选择。战场上的夫妻，不能只按家庭关系行事；一个指挥员若为亲人打不该打的仗，牵连的可能是一片根据地。她多次遇险，依靠地道、交通员和乡亲们的掩护才得以脱身，因此始终把“没有群众，就没有革命胜利”看得极重。
旷伏兆对岳母也十分照顾。老人随部队生活，既当炊事员，又照料家务，还承担警卫、卫生等许多杂事。旷伏兆常说，自己有一位好岳母，身兼多种职责，替他解决了许多后顾之忧。
只要不出差，家中的脏活、累活，他往往主动去做。刷便池、挖粪坑，老人想插手，他便劝住：“姥姥年纪大了，这些活我来。”这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姿态，而是长期相处中形成的习惯。
对待部下家属，他同样细致。警卫员小李因母亲改嫁而心生怨恨，甚至提出断绝母子关系。旷伏兆严肃批评了他，又拿出身上不多的钱，让他回家探望母亲。一个军人怎样对待亲属，在旷伏兆看来，也是品格和责任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旷伏兆继续在军队工作。朝鲜停战后，他于1958年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转到地质部任副部长。面对完全陌生的专业，他没有摆老资格，而是向李四光请教地质知识，曾连续一段时间每周听课。
这段经历说明，他所谓的“未了心愿”，并非突然产生的念头，而是与一贯的性情相连：愿意学习，愿意做具体的事，也愿意把个人安排放在国家和集体需要之后。即使退居二线，他还学书法、读书，始终没有把自己封闭在过去的功劳里。
1996年4月那次心脏病发作，使种树成为遗憾。那棵树对他而言，并不只是园林中的一株植物。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亲手种树，是对红军历史的一次参与，也是一个老战士想为纪念活动留下实在印记的愿望。
另一个愿望，则带着明显的家庭色彩。孩子们每逢寒暑假，总想陪父亲到外地走走，旷伏兆却对普通旅游兴趣不大。他一直惦记着香港回归祖国这件事，并对许更生说，香港回归后，自己一定要去看一看。
遗憾的是，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而旷伏兆已在1996年6月4日病逝。临终前病房警铃响起，许更生和工作人员赶去叫医生，急救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那两个愿望，一个停在了病后的春天，一个停在了回归前一年多的等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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