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8日，缅甸北部丛林里，日本第15军司令牟田口廉也下令越过钦敦江，向英属印度的英帕尔和科希马推进。命令传下去时，许多士兵并不知道，这场被称为“乌号作战”的行动，后来会成为日军在亚洲战场最惨重的失败之一。
日军并非从印度腹地突然出现，而是以缅甸为跳板，试图翻越阿拉干山脉和那加山地，攻入印度东北部。牟田口的算盘不算复杂：夺取英帕尔，切断盟军援助中国的通道，再利用当地物资维持进攻。
问题在于，算盘打得再响，也代替不了粮食、道路和运输工具。
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长期作战，确实占领过大片城市和交通线。但这并不等于他们能够轻松征服中国。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依靠铁路、公路和沿海港口，把华北、华中部分地区连接成补给网络；同时通过占领区征粮、征工，勉强支撑前线。
这种“以战养战”，建立在占领区地域广大、交通条件相对较好的基础上。华北平原虽有游击战和破袭战，毕竟还有铁路干线、河运以及城市仓储可以利用。日军即使遭到袭扰，也能凭借据点和机动部队反复扫荡。
英帕尔方向却完全不同。
从缅甸西部到印度东北部，山岭、密林、河流连成一片。旱季尚且道路难行，雨季到来后，土路很快变成泥潭。重炮、卡车和坦克难以跟进，骡马也无法承担大规模运输。士兵前进几十公里，往往要花上数日，后方送来的弹药和食品却未必能抵达。
有军官曾提醒牟田口：“部队带的粮食不够支撑长期作战。”
牟田口的回答却近乎蛮横：“攻下英帕尔，就能得到他们的仓库。”
这句话，暴露了计划最致命的漏洞：把敌人的仓库当成自己的后勤基地，却没有认真考虑攻不下来怎么办。
日军原本希望依靠突然袭击突破英军防线。可英军第14集团军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仓促撤退。英军在英帕尔和科希马修筑工事，利用空运补给，把两个孤立的据点变成了能够长期坚守的堡垒。
尤其是科希马，地势虽然不大，却控制着通往英帕尔的重要道路。日军第31师团曾试图夺取这里，战斗持续多日，部队付出巨大伤亡，仍无法彻底突破。阵地战最消耗的不是勇气，而是炮弹、饮水、医疗和后备兵力。偏偏这些东西，日军一样都不充足。
更棘手的是制空权。
1944年的盟军已经能够从印度机场起飞战斗机和运输机。英军守军被围困后，仍可通过空中获得食品、弹药和药品，伤员也能后送。日军没有相应能力，只能依靠崎岖山路运输。白天行动容易遭到盟军飞机攻击，夜间赶路又受地形和天气限制。
地面部队在前面苦战，后方物资却停在泥路上。这不是单纯的士气问题，而是整个作战体系出了故障。
日军士兵很快陷入饥饿和疾病。雨季开始后，疟疾、痢疾、脚气病不断蔓延，衣物和武器长期受潮，尸体也无法及时掩埋。许多人不是倒在英军机枪火力下，而是倒在撤退途中。
关于日军曾经大量携带牛羊、把牲畜当作“移动粮仓”的说法，后世传播颇广，但具体数量和细节在不同资料中并不一致。可以确定的是，日军确实严重依赖骡马等运输力量，也曾设想通过牲畜解决部分粮食问题。可在山地、密林和炮火环境中，牲畜本身就需要饲料、饮水和人力照料，稍有损失，便会从补充变成负担。
这类做法看似机灵，实际很荒唐。现代战争不是带上几千头牲口就能解决后勤，尤其当道路、空运和医疗全部落后于对手时，所谓“就地取食”只会加快部队崩溃。
7月，日军进攻已经难以为继。前线各师团伤亡严重，许多士兵身体虚弱，武器弹药也所剩不多。牟田口最终被迫下令撤退。撤退并不意味着有序转移，很多道路已被雨水冲毁，英军又不断实施空袭和追击。
日军沿着来路退回缅甸，路旁遗弃的装备、尸体和伤员随处可见。英帕尔战役及其相关战斗中，日军损失惨重，死亡者中相当一部分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而非直接战斗。不同统计对伤亡数字存在差异，但这场失败造成数万人的伤亡，是日本陆军公认的灾难。
那么，日军为何能在中国坚持14年，却在印度方向几个月便崩溃？
答案不在于中国战场“容易”，而在于两场战争的条件根本不同。中国地域辽阔，战线漫长，日军可以凭借铁路、港口和占领城市维持局部进攻，却始终无法消灭全国性的抵抗。台儿庄、武汉会战以及敌后战场，都说明日军所谓的“胜利”往往只是占领据点，并非真正解决战争。
到了印度东北部，日军面对的是集中防御、空中补给和盟军协同作战。对手不必把兵力分散到广阔乡村，只需守住几个关键节点，就能让进攻部队寸步难行。
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背景。1944年的日本已经同时承受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的压力，兵员、燃料、运输能力都在下降。英帕尔作战本想扭转局面，结果却把有限的精锐投入一条难以补给的山地战线上。
牟田口后来受到批评，并不只是因为判断失误，更因为他把意志和服从看得太重，把后勤和实际条件看得太轻。日本军队常把“不怕牺牲”当成解决困难的办法，可子弹不会因勇敢而增加，粮食也不会因命令而从山里长出来。
1944年7月以后的缅甸战场，日军逐渐失去主动权。英帕尔没有成为进攻印度的起点，反而成了日本陆军由攻转守的重要标志。那几个月里，山路、雨季、疾病和空袭共同撕开了“皇军无敌”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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