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北京一处军队住宅里，王英高家的缝纫机、修鞋工具和理发剪，几乎成了家中最常用的物件。家里有五个孩子，衣服却往往只买一件，老大穿小了，接着给老二，直到补丁摞着补丁，才算完成它的使命。
这不是因为生活无以为继。王英高是人民解放军少将，夫人刘琳曾任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副院长，按当时的家庭条件，添置几件衣服并不困难。可在他们看来，困难年代形成的习惯不能丢，干部家庭更不能把节俭当成一句挂在墙上的口号。
王英高1913年9月出生于江西泰和沙村。16岁那年，他参加当地农民协会，后来担任儿童团书记、少先队队长和乡少共书记。年纪不大，承担的事情却不少，传递消息、组织群众、照料伤员，都是革命队伍中不可缺少的工作。
泰和地处赣江中游，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区域。土地革命时期，这里的地方武装与红军相互配合，白云山、老营盘等战斗，都发生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关键阶段。王英高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逐渐从地方工作走向红军队伍。
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大规模进入中央苏区。白云山战斗打响后，红军集中兵力寻找敌军薄弱环节，经过激战，重创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这场战斗不仅改变了战局，也使红军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得到充分体现。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毛泽东后来写下的词句，记录的正是那场战斗的气势。对王英高而言，战场并不只是枪声和冲锋，后方医院同样关乎部队能否继续作战。
第三次反“围剿”时，老营盘战斗成为红军打击北退敌军的一次重要行动。红军利用地形隐蔽接近，在敌军部队展开之前切断联系，随后集中力量围歼其独立旅。王英高当时已在红军系统中工作，战斗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也让他更加熟悉部队后勤和卫生工作的艰难。
他先后担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第一所指导员、中央军委直属医院政委、卫生学校政治部主任以及后方医院政委等职务。看似不在冲锋部队，实际却要面对伤员救治、物资供应、人员思想等多重压力。
医院里的工作尤其琐碎。伤员送来时，常常衣服破损、弹药未尽，医护人员要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维持运转。王英高负责政治工作，既要稳定队伍，也要动员大家克服缺医少药的困难。能把这些事情做扎实，靠的不是喊口号，而是耐心和责任心。
长征结束后，抗日战争爆发。王英高先后在八路军总部野战医院、抗大第四大队工作，担任教导员、政委和政治处主任。抗战时期，医院经常随部队转移，伤员来源复杂，医护人员既要治伤，也要防备敌情，工作强度丝毫不轻。
解放战争期间，他转到晋察冀军区，参与炮兵部队建设，曾在大同、怀来、保定、石家庄等战役相关工作中任职。华北战场作战规模扩大，炮兵的训练、协同和火力运用越来越重要，王英高的任务也从单纯政治工作，延伸到部队建设和组织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任川东军区步兵学校副校长、军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华北军区装甲兵副政委，并任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装甲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发展的兵种之一，训练体系、干部培养和装备使用都需要从头摸索。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王英高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个军衔，是对他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长期工作的确认，也包含了他在军队卫生、政治和装甲兵建设等方面的经历。
军衔没有改变王家的生活方式。家中准备了一套修鞋工具，鞋底磨破了，自己钉掌、补边；缝纫机买来后，刘琳给孩子们改衣服，大孩子穿过的衣服，拆开重新裁剪，再交给小孩子穿。三个儿子的头发，则由王英高亲自修剪，后来兄弟之间互相理发，成了多年习惯。
王英高常提醒孩子：“父辈的功劳，不能变成你们享受的本钱。”在他的要求下，五个子女都接受了严格教育，生活上不攀比，学习和工作中也不以家庭背景自居。家里有条件改善生活，却没有因此放松要求。
王家的孩子后来分别进入医疗、科研和部队系统。两个女儿从事医学工作，长子成为海军科研单位工程师，另外两个儿子也曾在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取得成绩。有关资料记载，王家与徐向前元帅、杨成武上将、徐立清中将的家庭形成姻亲关系：女儿分别与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徐立清之子成婚，长子王倩倩迎娶杨成武之女杨东荣。
婚事同样没有大操大办的排场。王彦彦与徐小岩举行婚礼时，曾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徐家，这个细节在熟悉两家情况的人中流传很广。几个家庭的身份确实特殊，但王英高留给子女的家规很朴素：衣服可以旧，鞋子可以补，做人和做事不能靠父辈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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