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因说“灵活就业是福利”而被骂上热搜。
张丹丹教授真说过这个话吗？回答是肯定的，她确实是说过，但是，网上视频传播的不是她访谈的全部内容，她在说了上面那段话后，下面还有补充。
我把前后说话的内容都贴出来，大家看看，还该不该骂张教授？
主持人王波明：现在灵活就业人群规模已经达到2亿多，群体构成差别很大。制造业零工大多是30岁以下农村男性；外卖骑手平均年龄大约35岁、不少人已经成家；网约车司机很多45岁上下，其中一部分人之前做生意失败、背负债务。这么庞大的群体，社会保障问题该怎么解决？
张丹丹：通常大家觉得灵活就业的人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朝九晚五的正规岗位，五险一金、带薪假期这些待遇很好，但这是劳动者牺牲掉自己的时间自由换来的。灵活就业人群拿到的回报是时间自由度、自主安排工作的选择权；对应的代价，就是社保保障相对薄弱。自己管自己，自然就没有单位帮你缴纳社保。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现场插话提问）：站在企业的角度也会有疑问，如果劳动者自己选择了灵活，企业为什么还要额外承担社保相关成本？
张丹丹（紧接着补充，网传短视频几乎全部剪掉了这一段）：这里是双向权衡关系。灵活是一种选择权，但是我们不能只谈自由，刻意回避风险。绝大多数零工从业者抗风险能力很差，工伤、生病、养老都缺少兜底保障。很多平台企业不会给劳动者缴纳职工社保。不能简单把灵活直接等同于福利，制度层面一定要补上配套保障机制。
“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个观点来源于劳动经济学补偿性差异理论，一份工作的好坏，是保障、薪资、自由度多项条件的取舍。但这个理论成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劳动者拥有平等选择权，可以自由在稳定全职、自由零工之间进行选择。实际上，在访谈中，张丹丹教授下面那一段话，就是解释了这个理论的前提是“灵活是一种选择权”，而且也补充说明了我们现存的实际状况是，绝大多数灵活就业者并不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的，他们抗风险能力也很差，缺乏保障兜底，因此制度层面要补上保障机制。
如果只看张丹丹教授的前面一段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的观点，确实令人非常愤怒，有一种高高在上“何不食肉糜”的感觉，因此，这几天，一些北大学子认为北大因为有这样的教授而感到耻辱。如果她是真的认为在国内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那这样的教授是该骂。绝大多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临时工并不是主动放弃稳定工作换取自由，是找不到稳定的岗位、迫于生存压力才选择零工。这种靠打零工来谋生，根本谈不上福利，而且从时间上来说，根本没有自由。他们不是说已经财富自由了接不接单子完全看个人意愿，对他们来说，不接单子就会挨饿。每天十几个小时高强度接单，还要被算法控制，要靠抢红灯与时间赛跑，工伤医疗保障又缺失，根本感受不到所谓的自由。因此，当人们看到张丹丹教授的第一段关于灵活就业本身是一种福利的说法时，普通百姓才不管什么劳动经济学呢，他们感受到的是自己的艰难处境，他们反感专家们“何不食肉糜”的高高在上的论调。
但，把整个访谈连起来看，结论就不一样了。张丹丹教授强调的是不能简单把灵活直接等同于福利，制度层面一定要补上配套保障机制。再联系张丹丹平时的理论研究，就可以理解她到底是什么观点。她对留守儿童、灵活就业群体等，做了大量的实地考证和研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呼吁关心留守儿童、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问题。她提出解决随迁子女就地入学，提出推行分项参保、平台‑政府共同补贴的社保新模式来对灵活就业群体实施保障，并为推动这一呼吁落地做了很多实际努力。她的研究关注隐形失业问题，在2023年，她提出官方青年失业率仅统计主动求职人群，大量既不上学、也不找工作的青年属于隐性失业未被纳入，她测算2023年3月把这部分群体计入后的压力上限估值46.5%。
在本次访谈中，她确实是话没说好，引起大家反感。她应该在前面加上，“虽然劳动经济学认为灵活本身是一种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只有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时，才能体现为福利，而国内目前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是被动选择，而这部分人没有社会保障兜底，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但是，毕竟是一种访谈节目，大家说话也比较随性，不是照本宣科地读出来，因此，难免哪句话逻辑关系没理顺好。如果，我们因为一句话（忽略上下文）就否定了一个人所有的观点，并把她钉在了这个标签上，那很容易冤枉一个真正关心底层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专家。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