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天，朝鲜北部的铁路线上，运粮车刚刚停下，空袭警报便响了起来。战士们来不及卸货，只能把车厢推入山沟，用树枝和帆布遮住。洪水冲断桥梁，飞机盯住道路，前线部队最缺的不是勇气，而是弹药、粮食和棉衣。
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的运输条件极其艰苦。美国空军掌握制空权，铁路、公路和桥梁几乎都在轰炸范围之内。白天不能大规模行车，夜间也要提防照明弹和低空袭击。许多部队只能靠炒面充饥，饮水则就地取用。
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志愿军先遣部队跨过鸭绿江。洪学智以副司令员身份入朝，分管司令部和特种兵工作，参与了战争初期几次重要战役。那时的志愿军行动迅猛，却始终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部队能冲多远，取决于后方能不能把物资送上去。
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并攻占汉城。美军指挥官很快改变了办法。他们发现，正面硬拼难以迅速压制志愿军，便把攻击重点转向运输线，试图用持续空袭切断前线与后方的联系。
这场针对后勤的行动，被称为“绞杀战”。从1951年夏季开始，铁路、公路、桥梁和渡口遭到密集轰炸。恰在此时，朝鲜北部又发生洪水，许多桥梁被冲毁，铁路线多处中断。志愿军后勤系统承受的压力，远比地图上几条被炸断的线路复杂。
彭德怀最清楚前线的情况。战士们在阵地上作战，后方却常常送不进粮食；伤员需要转运，弹药需要补充，车辆还要避开敌机侦察。到了1951年夏秋之际，他想到了一位老部下——洪学智。
洪学智并非只会带兵冲锋。红军时期，他就做过后方管理工作。1935年红军北上经过黑水、芦花一带时，洪学智曾负责筹集粮食、牲畜，并接收伤病员。翻山越岭、寻找粮源、安排转运，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往往直接关系部队能否继续行动。
彭德怀看中的，正是这种把复杂局面理顺的能力。经过研究，邓华、韩先楚等人也认为，让洪学智承担后勤指挥任务较为合适。问题在于，洪学智本人并不愿意离开作战指挥岗位。
一次谈话中，彭德怀开门见山：“上级准备让你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
洪学智回答得很直接：“我还是想在前线带兵，后勤这个担子，恐怕干不了。”
彭德怀当即沉下脸，拍了桌子：“你不干我干，你去指挥部队！”
洪学智听出了话里的分量，回了一句：“老总，您这是将我的军啊。”
彭德怀反问：“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
这场争执并不是职位上的推让，而是两种军人本能的碰撞。洪学智习惯了带兵打仗，愿意和部队一起冲在前面；彭德怀考虑的，却是几十万将士能不能吃饱、能不能拿到弹药。前线没有补给，再勇猛的部队也难以长久作战。
彭德怀把形势讲透了：敌人正在专门打运输线，前方部队连基本供应都受到影响。洪学智沉默片刻，接受了任务。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修复运输网络、组织防空和提高转运效率上。
白天不便通行，就把运输调整到夜间；道路两侧设置观察哨，发现敌机后立即发出信号，车辆分散隐蔽。铁路遭到破坏，铁道兵迅速抢修；公路中断，就利用水运、肩挑和骡马运输，尽量让不同线路彼此衔接。
有意思的是，志愿军并没有把后勤工作简单理解为“把东西送到前线”。洪学智还要求设置假目标、分散仓库、改造桥梁，并根据敌机活动规律安排车队。运输人员必须熟悉地形，车辆不能集中停留，物资也不能全部堆在一个地方。
随着志愿军空军和高射炮部队逐步投入作战，运输线的防护能力有所增强。铁道兵、汽车部队、工兵和地方民工共同参与抢修。许多桥梁白天被炸断，夜里便重新架设；道路刚被弹坑堵住，抢修人员就冒着空袭填平路面。
洪学智经常到运输线和防空哨检查。有一次，他在开阔地带遭遇敌机，警卫人员急忙寻找掩体。敌机盘旋接近，却突然转向离去。抬头看去，志愿军飞机已经出现在上空。那一刻，空中掩护与地面运输形成了难得的配合。
据洪学智晚年回忆，敌军后勤保障人员与作战人员的比例，远高于志愿军。志愿军往往要用更少的人，承担更重的运输任务。运粮、送弹、抢修、救护，常常都在炮火和空袭之间完成，后勤人员的伤亡同样十分严重。
经过十个多月的持续较量，到1952年6月，美军被迫停止以空袭摧毁志愿军运输线的“绞杀战”。运输体系没有被击垮，前线部队的粮食、弹药和被装供应逐渐稳定。彭德怀后来谈到所获勋章时，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拿勋章的，该是洪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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