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王猛少将处理庄则栋的问题：他本人也是受害者，应当给他一条新的出路
1971年，北京国家体委，王猛少将面对的并不是一张等待安排的工作表，而是一套被打乱的管理秩序。
此前，体育系统经历了长期动荡。国家体委曾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实行军管，部分干部被安排到“五七”干校，体育科研机构也受到影响。军管在特殊时期有维持秩序的作用，但体育训练、科研、竞赛和行政管理各有规律，单靠军事化办法很难长期替代专业体制。
王猛并非体育系统出身。1920年5月，他出生于河北盐山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这样的履历，使他习惯于从组织纪律、干部责任和工作程序入手处理问题。1971年，周恩来考虑到体委的实际状况，安排王猛主持工作。
接手之后，王猛没有急着摆出“外行管内行”的姿态，而是先了解人员、机构和业务。姚晓程以及第26军副军长于步血、陆军第38军第112师政委陈培民等人，参与协助体委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关键问题，是体委究竟应当怎样运行。
王猛很快提出，体育工作应重新回到国务院领导之下，军管人员则按规定返回部队。1972年1月，他和姚晓程就体制调整问题向叶剑英汇报，得到支持。随后，体委的管理关系逐步理顺，原有干部和业务机构开始重新进入工作轨道。
这项调整并不只是换一块牌子。山西屯留曾安置着大批体委干部，人数达到774名。王猛了解情况后，推动有关方面重新处理这些干部问题。周恩来得知后，也批评不能把干部长期搁置不管。此后，一批人员陆续得到调回和安排，体育科研机构也开始恢复。
有意思的是，王猛的工作方式并不只体现为“严”。他强调制度，却没有把干部简单看成档案上的身份。对被下放人员的处境有所了解，正是后来许多安排能够落地的原因。军人作风在这里表现为执行力，也表现为对组织责任的承担。
庄则栋的经历，则让这段历史出现了另一层复杂性。1971年4月4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乒赛期间，中国运动员同美国运动员接触，随后发展为著名的“乒乓外交”。庄则栋既是优秀运动员，也是体委干部，身上同时带有体育和政治两重身份。
然而，国际交往中的积极作用，并没有让他避开国内政治风波。1974年初，体委内部围绕王猛的工作发生冲突，庄则栋在复杂局势中参与了对王猛的冲击。有关细节在不同材料中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一些未经核实的传闻当成定论，但王猛因此病倒，体委工作受到影响，却是这场风波的重要后果。
1974年12月，邓小平通过电话指示，让王猛回到军队。王猛随后担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暂时离开了体委。此时的调动，不宜只理解为个人得失，它也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后期军队、政府机关与群众团体之间关系仍在不断调整。
王猛离开后，陈锡联曾多次邀请他回体委主持工作。1977年2月，王猛再次回到国家体委，面对的是恢复秩序、纠正偏差和重建专业工作的任务。与前一次相比，他对人事矛盾的处理更加谨慎，重点放在恢复制度和业务上。
庄则栋的问题便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摆到面前。王猛没有把他简单推向刑事追究，而是按照内部矛盾处理，解除相关监护审查，并安排他到山西从事乒乓球教练工作。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否定此前发生的冲突，而是把政治风波与个人专业能力区分开来，给曾经犯错或卷入风波的人留下工作出路。
王猛后来又在体委工作多年，1987年离开体委，转到广州军区任政委。2007年6月29日，他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庄则栋则以教练等身份继续留在体育领域。两个人的交集，始于体制整顿，夹杂着政治风浪，最终落在干部安置和体育工作的恢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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