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那阵子,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袖胡志明干过一件让不少同胞看不懂的事。1946年3月6日,他在河内签下一纸协定,允许法国军队重新进入越南北部。同一时期流传出来的一句话尤其扎眼:"宁愿被法国殖民,也不愿被中国占领。"
这话到底是不是胡志明的原话,学界至今仍有争议。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历史学者利亚姆·凯利在其研究博客中考证过,这句被反复引用的所谓名言最早出处是法国学者保罗·穆斯1952年出版的《越南:一场战争的社会学》,并没有胡志明本人明确的公开出处。不过话说回来,1946年那个节点上,越南领导层的确做出了"请法军接防、送国民党军队离境"的取舍。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当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而不是后来与越南关系深厚的新中国。
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把越南沿北纬十六度切成两半。北边由中国战区负责接收日军投降,南边划给英国东南亚司令部。这条线在地图上不过是一笔淡墨,落到现实里却牵动着往后十几年的走向。
蒋介石把这份差事交给了卢汉。此人时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麾下第五十二、六十、六十二、九十三军等番号,总兵力接近二十万。1945年9月1日夜里,队伍从云南和广西一线出境,向红河三角洲推进。9月28日,卢汉在河内原法越总督府主持受降仪式,日军北越最高指挥官土桥勇逸交出佩剑。
跟着国军进入越北的,不光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还有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会等一批亲重庆的政治团体。此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刚刚在9月2日于河内巴亭广场宣告成立,胡志明手里的家底相当薄弱:军队正在整编,财政几乎是空壳,粮食供给捉襟见肘。政权才刚刚落地,门外就站着一支二十万人的外军。
北方压力还没缓过来,南方的火已经烧起来了。英军1945年9月上旬进入西贡以后,暗中为法军放行。9月23日,法国部队在英军协助下重新控制西贡。越南独立宣言的墨迹尚未干透,仅仅二十一天前刚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南半边已经易主。
摆在胡志明桌面上的是两股力量:北面的国民政府军队及其扶植的政治势力,南面则是法国殖民复辟集团。两个对手危险系数不同,破解思路自然要分开算账。
法国的困难摆在眼前。二战期间本土被德国占领将近四年,战后的第四共和国经济凋敝,法郎急剧贬值,1946年通胀率飙升至50%以上。即便巴黎当局仍抱着重建殖民体系的念头,能砸进印度支那的实际资源有限。历史上任何殖民统治说到底都是笔成本账,一旦支出远超收益,这门生意迟早得关张。
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正相反。云南与越北山水相连,补给线短,增援容易。倘若亲蒋政治势力借着武力后盾在越北扎稳阵脚,越盟辛苦搭起来的基层组织就有被架空的风险。两害相权,胡志明的判断是:法国属于可以缠斗、可以拖延、可以谈判的对手,而北方局势必须优先松绑。
签字后不久,卢汉部按照《中法协定》分批南返,到1946年6月中旬,二十万国军基本撤回国内。越南国民党等亲重庆势力失去武力靠山,很快在越北陷入退潮。越盟利用这段窗口期扩军整训、囤积物资,为下一轮较量做准备。
过渡并不平顺。1946年3月上旬,法军舰艇试图在海防登陆之际,与滞留的中国驻军之间发生了短促交火,双方各有伤亡。7月至9月,胡志明专程赴法参加枫丹白露谈判,法方却在会谈期间抛出支持"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国"的方案,实质上是把越南南部另立门户。9月14日签下的《临时协定》,只是把矛盾压后而非解决。
1946年12月19日夜里,法军炮击河内。次日,胡志明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喊出"我们宁可牺牲一切,决不亡国、决不做奴隶"的抗战号召。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八年,从北部山区一直延伸到湄公河三角洲。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的奠边府战役,越南人民军在武元甲指挥下攻克法军最坚固的据点,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里及其部属放下武器。同年7月21日签订的《日内瓦协议》,正式为法国长达七十年的越南殖民史画上句号。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主席府因病辞世,享年七十九岁,忌日恰好与二十四年前的独立宣言日重合。他本人没能亲眼见到1975年的南北统一,但1946年那份被舆论反复审视的协定,确实为越南争取到了宝贵的战略缓冲。至于那句被广泛引用的"宁愿被法国殖民",与其说是对中国的判断,不如说是特定历史节点上,胡志明对当年国民政府军队与法国殖民势力两害相权的现实取舍。1949年之后,越南劳动党与新中国建立起紧密协作关系,1950至1954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批武器、物资和军事顾问支持,客观上助推了越南抗法战争的关键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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