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由郑大圣导演，袁弘、李妍锡主演的电影《密档》即将上映。何为密档？主题海报已经透露答案。画面上，不起眼的文件箱里装着一摞摞泛黄的纸页，它们构成了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中央文库。
中央文库即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设立的地下文书档案库，保管着中共从建党至撤离上海期间的两万多件重要档案。在长达20余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央文库隐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10余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接力守护，上演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地下斗争传奇。
“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处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围剿”之下。为了确保安全，中央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字留痕，文件传阅限制范围，涉密的一般要求阅后销毁，一些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依靠口头传达等。
同时，由于缺乏固定的办公场所和专业的文件管理人员，中央在建党后较长一段时间无暇关注文件管理事宜，文件一直处于分散状态，散存于各级负责人或秘书手中，存放场所常为他们的住所、秘密联络站或租用的隐蔽房屋。
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增设中央秘书处。秘书处建立后，内设文书科、会计科和交通科。其中，文书科负责文件阅览、文件保管、文件油印密写及文件收发等工作。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央秘书处随中央机关于当年10月从武汉迁回上海。当时，内设各科改称为处，文件保管处位于上海戈登路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主要职责是集中管理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这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
为适应上海的地下斗争环境，减少文件泄露的风险，中央秘书处提出实行文件“三套制”规定，即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都要一式三份。随着环境恶化，1930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告，规定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到当年9月，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党中央所有机关的文件资料。
1930年6月6日，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知》，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上海市档案馆藏）
面对日益增多的文件，周恩来指示秘书处负责人请瞿秋白制订整理办法。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办法》对文件的分类、编目、留存与销毁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在文末加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撤销文件保管处，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在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顺昌里找到一处安全的洋房，将原文件保管处积存的20余箱文件安置其中。党的历史上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严守规范，接力守护
那么，《密档》的男主角原型就是张唯一吗？其实，电影主角原型并非单一人物，而是融合了多位中央文库守护者事迹的群像典型。
1931年底，张唯一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担任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经秘书处批准，由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接替张唯一，成为文库第二任保管人。
正式接手工作后，陈为人将文库秘密搬运至家中。当时有规定，文库工作人员必须严守秘密纪律，对外要以“家庭化”形式出现，独址居住、独立活动，不参加党的会议。陈为人接受任务后，几番波折，最终选定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为库址。
之后，他与妻子韩慧英开了一家湘绣店，所有接头工作由韩慧英与党组织单线联系。他们白天经商，夜晚则反锁门窗，在昏暗的灯光下通宵达旦地誊抄整理机密文件。为便于隐藏转移、降低风险，陈为人将文件四周空白纸边裁掉，将大字转抄为小字、厚纸换成薄纸，最终把原有的20余箱文件压缩成4箱。
陈为人（上海市档案馆藏）
1935年2月，韩慧英在外出送文件时不幸被捕。陈为人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经费来源断绝。他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却仍严格遵守文库管理要求，借钱租住独幢楼房。直至1936年秋，终于和组织接上关系，组织派出徐强、李云夫妇接替保管文件。由于长期辛勤劳累，陈为人积劳成疾，在将文件移交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
陈为人逝世后，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相继承担起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
1940年秋，保管工作交到了缪谷稔的手中，中央文库被安置在了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生生里一处石库门房子里。缪谷稔早年曾因叛徒告密被捕，出狱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也患有肺病，但接管文库后仍每天坚持走不少路，去到文件的存放地，翻晒文件，严防受潮损坏。后来，缪谷稔将文库转运到自己家中，贴身守护。
当时的环境下，护档之路危机四伏。1942年，负责与缪谷稔单线联络的交通员郑文道遭日本宪兵抓捕。郑文道是党组织安插入日方情报机关的中共党员，为求绝对保密，与家人断绝联系。在日本宪兵押送他的途中，郑文道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负伤的他被关押到病房，被敌人严加看管。一周后，郑文道出病房受审，他再次趁敌人不备跃窗跳楼，壮烈牺牲，以生命守住了党的机密。
1942年夏，陈来生接下了文库管理任务。他发动全家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将2万余件文件顺利运到公共租界新闸路赓庆里，妥善保存在过街楼下面一个棚屋的阁楼中。由于人来人往，闲杂人员太多，后又迁到成都北路972弄3号。在历任文库保管人中，陈来生最年轻，当时只有23岁，保管时间也最长，长达7年之久。
陈来生
16箱档案均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损伤
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封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信中称：“七年来，上海虽经日寇、汪伪、和蒋匪帮种种封锁搜索、清查户口等残酷统治和白色恐怖，但均赖陈同志及其家属的积极负责掩护，终能使这批无价之宝的历史文件保存下来；同时，由于陈同志细心的用樟脑粉等各种药物谨慎包装，经常曝晒和检查，使这些文件避免了鼠咬虫蛀，不致腐蚀。”
这些年里，中央不是没有考虑过转移过文库。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团到南京与国民党开始新一轮谈判。其间，他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到上海，计划将中央文库全部转移至延安。接到指令后，陈来生将5000余份档案文件装入两个航空皮箱，交由刘少文。作为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团员，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
然而，随着国共谈判破裂与内战爆发，文库转移计划只能搁置。陈来生继续将中央文库封存起来，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给陈来生一份证明信写道：“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装16箱”，这些文件、资料“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批阅签发的三个A字级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最初的表述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表彰奖励。《解放日报》刊登的嘉奖信，就贯彻了这一要求。
1950年2月下旬，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装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1950年3月，中共中央秘书处在给中央办公厅的《中央秘书处关于接收上海陈来生所保存材料的情况报告》中指出：陈来生保存的这批文件共1.5万件左右，其中包括1922至1934年中共中央文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文件、红军文件、共产国际文件和各地党委文件等。至此，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中央文库遂告结束。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原始档案，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硝烟远去，英雄已逝，精神永存。
原标题：《两万余份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绝密档案，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
栏目主编：张骏
题图：1931年，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 （来源：中国档案报，中央档案馆藏） 参考材料：魏松岩，《中央文库：党的历史上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学习时报》2026年1月2日第5版；上官酒瑞，《“四史”关键词｜“一号机密”中央文库是如何完好保存下来的》，澎湃新闻；邱志仁，《隐藏在石库门里的“中央文库”》，《中国档案报》2025年1月10日总第4237期第二版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周程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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