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十几岁的小姑娘，骨肉分离，漂洋过海，本以为能去国外淘金养家，结果一头扎进了火坑。新加坡实龙岗泉合道上那片日本人墓地，三万平方米大的地界，躺着九百一十座孤寂的魂灵，作家余秋雨曾目睹此景，背脊发凉。这几百座墓碑，无一例外全部朝着正西，没有一座敢面朝北方。北边就是她们的故乡日本，活着的时候拼了命把血汗钱寄回去，死了却心如死灰，把头硬生生拧向一边，好像再也不愿看那个曾经所谓的“家”一眼。
墓碑矮小粗糙，刻的都是些“德操信女”、“忍芳信女”之类的佛教戒名，真名实姓早随风吹散。这就是“南洋姐”，一群被时代大潮吞没的可怜人。把目光拉回1873年，明治维新正如火如荼，地税改革跟着来了，祖祖辈辈交粮食的老规矩废了，改征地价百分之三的现金。这数字看着不多，折算回地里，地税占了土地产出的三成四。老天爷不赏脸，米价一跌，卖粮的钱根本不够交税，农民只能把地押出去，甚至赔个精光。这一刀砍下去，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民丢了地，从自家田主沦落成给地主卖命的佃农。收成的大头进了地主腰包，刨去种子肥料，忙活一年到头，自己兜里剩下的，连产出的一成七都不到。九州那边最惨，长崎岛原半岛、熊本天草诸岛，山多地薄，日子更是过得揭不开锅。
家里儿子还能进城讨生活，女儿这就成了烫手山芋，在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年月，女儿几乎成了家里唯一能变现的物件。人贩子这时候就像闻着腥味的猫进了村。他们绝口不提“卖”字，满嘴甜言蜜语，说什么“去海外做工”，去“日光”，南洋遍地黄金，一年赚回来的钱能把押出去的地全赎回来。爹娘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不对劲，可看着锅里没米，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没听懂。上船全是偷渡，长崎港、口之津港，人贩子先打点好巡逻警察，趁着夜色用小船把女孩们送上外国轮船。大字不识几个的丫头，根本不知道船要开向何方，脑子里只剩下一句“到了那边就有活干”。活确实有，跟想的却是天壤之别。船一靠岸，人到了海外，就被死死困在卖淫的链条里，插翅难逃。
她们被关进日本人开的“鬼窦”，受尽凌辱与剥削。这生意在新加坡有个扎眼的起点，1877年，马来街上开了两家日本妓院，一共十四个女人。后来这就是滚雪球，越滚越大。到了1905年，新加坡官方记录在册的日本女性有六百三十三名，散落在一百零九家妓院里，这还仅仅是有牌照的。1903年新加坡也就一万日本人，这“南洋姐”居然占了大头。一个殖民地城市的日本社群，主力军竟然是这些风尘女子。这门生意两边都在推。英国殖民当局那边，橡胶园和锡矿从中国南方、印度招了几十万光棍劳工，怕这群人闲来无事惹是生非，把妓院当成维持太平的药方。日本那边更直接，嘴上喊着“娼妓解放令”，条子里却留着活口，本人愿意，交了税发执照照常营业。海外的路更是没人拦。
福泽谕吉这样的名人，1896年在《时事新报》上撰文，大谈特谈移民海外需要妇女赚钱，既然那边需要娼妓，与其争论是非，不如公开许可。伊藤博文同年接受英国《每日新闻》采访，更是一语惊人，说不希望废除游廓，理由竟是做妓女很高尚，这是为了尽孝道。国内给她们封了个“女子军”的名号，听着威风，那是用肉体替国家出征。这支“军队”打回来的战果，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1902年，“南洋姐”和海外移民的汇款加上带回国的现钞，合计一千二百零二万一千日元。这在当年外汇来源里排第五，仅次于生丝、绢织品、棉花、煤炭。那个缺钱缺得厉害、工业化处处要烧钱的年月，一个国家的进账表上，排在煤炭后头的，竟然是一群被塞进货仓运出去的女孩子。
钱还不仅仅是这一笔笔汇款。她们要买日本的布、日本的米、日本的药，日本的杂货店、照相馆、医院就跟着在南洋遍地开花。日本资本进东南亚的第一批探路石，就是这群苦命人。两边都在算账，唯独没人算她们的血泪。风水轮流转，1910年各国在巴黎签了取缔卖春业的条约，1914年新加坡当局宣布驱逐几十名妓院老板和两千多名“南洋姐”，摆明了要关门大吉。同年欧战爆发，列强顾不上东方，日本资本趁机大举进军东南亚，生意做大了，脸面就重要了，牌坊得立起来。1919年，日本政府宣布“废娼”，海外卖身成了非法勾当。1920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馆下令禁止日本妓院营业，大批“南洋姐”被强制遣返。
可笑的是，妓院老板嗅觉灵敏，闻风转行做实业，全身而退。真出卖过身体的那些人，回到岸上无家可归。家乡也不认，汇回去的钱早变成了田地房产，变成了弟弟的学费，如今这些田宅反倒成了赶她们出门的理由，外人一问，这钱哪来的？政府和舆论把她们归类为“丑业”，大声宣扬她们的丑事，找不到活路，嫁不出去，只能躲到偏僻角落独自老死。有人受不了乡亲的白眼，转身又坐船回南洋，最后病死在那边，连收尸的人都没有，靠姐妹凑钱或者旧日主顾发善心才入土为安。1891年，三个妓院老板向英国殖民政府申请了那块地，也就是开头说的墓园。九百一十座墓碑里，躺着大量“南洋姐”。军官的碑按军衔从木桩升到大理石，她们的碑矮小简陋，没名字，只有戒名。山崎朋子去山打根寻访旧娼馆，也记下同样一幕，那里的日本妓女坟，一律朝着海湾，背对日本。这段往事捂了半个多世纪，1972年山崎朋子出版《山打根八番娼馆》，把阿崎婆那代人的经历写了出来。1974年熊井启拍成电影《望乡》，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拿了《电影旬报》最佳影片、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还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这“最难以启齿”到底难在哪儿？不在于她们做过什么下贱事。在于国家把最底层的女儿折成了外汇，用了几十年，账本上认认真真记了一笔，等这笔钱不再紧要了，转手就把她们从家谱、户籍、历史里一笔勾销，连块碑都不许写真名。所谓“为国卖身”，从来不是她们自己选的四个字，那是别人硬贴在脑门上的招牌。她们只是被人一句“去海外做工”骗上了船，寄了半辈子钱回北边那个家，末了把头拧向正西躺下，朝着日落的方向，谁也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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