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铃
2026年8月初，截瘫患者王志明双手撑着支具，从家门口一步一步往外走，边走边和双胞胎女儿说着话。
这段时间，他偶尔把自己走路的视频发到网上。不少病友找来，问他是怎么重新站起来的。
6年前，王志明的下肢因车祸瘫痪，此后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2025年5月，他参与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下称“宣武医院”）和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合作开展的硬膜外脑机接口“北脑一号”临床试验。术后，他的脊髓损伤评级从最严重的AISA-A级改善至C级，他能够在助步器辅助下站立、行走，恢复大小便自理能力。
脑机接口不仅帮助部分瘫痪者重新站立，也尝试让失明者重新看见世界。
2026年5月，浙江省人民医院眼科医生陈亦棋为玲玲做了视网膜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经过近3个月康复训练，几乎完全失明、只在强光下有一点光感的玲玲，已经能辨认部分汉字和物体。
7月底，玲玲再次见到陈亦棋，她对他说：“现在能看东西，挺开心的。”
如今，一项曾经属于科幻世界的技术，正在大规模走进真实的人体。不同技术路线都在尝试绕过受损的神经通路，重新建立人与外界的连接，治疗的疾病包括脊髓损伤、脑卒中、失明、昏迷等。
但临床试验的结果并不总是如愿，有人获得明显改善，也有人效果有限。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王逸鹤发现，很多患者觉得做了脑机接口就能恢复成正常人。“这基本不可能。另外，不是所有病人都有效果。”
他将脑机接口技术的当下与未来，比作通讯领域的“大哥大”和智能手机。患者可以选择现在接受一台“大哥大”，也可以等未来。
重新站起来，重新看见
车祸那年，王志明才24岁，一辆侧翻的半挂车把他压在车底，让他的肚脐以下失去知觉。他在当地接受了两年针灸、电疗、推拿等传统康复治疗，没有明显效果。医生告诉他，这是完全性脊髓损伤，这辈子只能靠轮椅生活。
但他不愿意放弃。他托朋友打听有没有更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在网上查资料。2025年，他在抖音上刷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一段视频，一名截瘫患者植入脑机接口半年后，已经能用手抓举砖块和哑铃。他想，或许自己也能重新站起来。
他让哥哥带着片子和诊断证明去宣武医院咨询。经评估，他符合临床试验条件。家乡离北京1500公里，医生上午10点给他打来电话，一小时后，妻子就带着他开车出发了。
至今，王志明还清楚地记得，他从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中醒来时，第一句话是问妻子：“你看一下，我这腿能动了吗？”
术后十几天，王志明开始为期半年的康复训练。电刺激带来的感觉像电流通过身体，“就像神经连上了一样”，那是他受伤后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腿。
王志明是全球第一例使用硬膜外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和外骨骼机器人联合治疗的患者。训练时，他需要通过脑机接口发出动作意图。比如，他在大脑中想象抬左腿，意念传输成功时，左腿会有一道电流闪过，外骨骼会带着他的左腿往前迈一步。
训练时，他必须高度专注，清除杂念，否则可能迈不出脚。刚开始，他想着抬腿，腿却不动，走一步要想很多次。随着训练次数增加，他逐渐熟悉了控制方式。到第3个月时，他已经能一次走三步。
今年40岁的玲玲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失明已近20年。很多人问她，做完手术之后第一个想看到谁？她的答案是儿子。她还没见过儿子的模样。
相对年轻，且性格乐观，这是医生选中她的原因之一。脑机接口不是让患者重新获得原来的视觉，而是要放弃过去积累的视觉经验，重建一套视觉认知，这需要持续的学习和训练。
术后半月，玲玲开始训练，每周到医院训练3至4天，每次至少半天。最初，她能看到光线亮，慢慢能看到成型的、持续存在的图形。现在，她可以看到一些汉字，分辨部分物体。
但这距离真正改变生活还有一段距离。陈亦棋说，玲玲在复杂场景中仍容易受到干扰。按团队计划，如果继续训练半年甚至更久，她可能进一步获得在复杂环境中行走、拿东西、倒水的能力。
“说实在的，我没对她的视觉恢复寄予太大希望，只希望她能生活自理，走路不撞人，吃饭不用喂。”陈亦棋说：“对很多病人来说，脑机接口可能是最后一条路了。”
恢复成正常人，不太可能
不是所有人都和王志明、玲玲一样幸运。
8月18日，一名神经科医生收到康复医院发来的一段视频：一名偏瘫患者右手扶着走廊扶手，左手攥成拳头，一步一步向前走，约每两秒迈一步。一年多前，他为这名患者实施了脑机接口手术。术前，患者为偏瘫三级，走路需人搀扶，无法抓握勺子，生活不能自理。
那次手术后，有数十名瘫痪患者找到这名医生，希望接受脑机接口手术，但他没有答应他们。
“因为（去年那例病人）信号采集不够理想，所以就没再做。”这名医生说，医疗团队原本希望通过3个月训练让患者恢复基本自理能力。如今，他能借助扶手独立行走，但手部抓握改善有限，只能抓住较粗的物品。“病人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比我们预估的还差一点，他还不能完全自理。”
即便知道效果未必理想，还是有人愿意尝试。
2024年4月，林梦的母亲突发脑出血。清醒后，母亲的语言能力受损，只能说简短的话，右侧肢体完全无法活动。经过康复治疗，母亲的认知功能逐渐恢复，但右半边身体始终动不了。
2025年9月，林梦在小红书上了解到，脑机接口可能实现让患者通过意识控制外部设备，甚至恢复行动能力、玩游戏。她觉得很神奇，于是带母亲去华中地区一家头部三甲医院参加临床试验。她希望母亲的右手、右腿能够重新动起来，甚至重新走路。
这项试验没有向母亲颅内植入芯片，只需戴上脑机接口设备采集大脑信号，通过想象抬手、踢腿等动作进行训练。原本计划训练15天，但到第13天，林梦决定退出，因为母亲的身体始终没有明显变化。
林梦告诉经济观察报，如果重选一次，她仍愿意带母亲参加这项试验，因为无创脑机接口至少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在前述神经科医生看来，这些无效或未达预期的结果，暴露出脑机接口的两个短板：一是脑信号采集仍不够完整，二是从脑信号到骨骼肌运动的转化还不够成熟。
2025年底，宣武医院开设了脑机接口筛查门诊。宣武医院的临床试验数据库里有三四百名脊髓损伤患者，经过基本数据筛选、视频会议初筛、门诊详细评估、和患者谈风险与获益后，最终能入组的只有10人左右。
王逸鹤每周都会出脑机接口筛查门诊，除了做临床试验初筛和科普，他还需要做一件事：降低患者和家属的预期。
特别的手术
王逸鹤自2023年起参与脑机接口工作，已参与近20例手术，包括王志明的手术。
王志明接受的是一场组合手术。医生先在硬膜外植入电极，再翻身进行脊柱手术，放置电刺激器，整个过程持续七八个小时。术后，还要将设备与下肢外骨骼连接，形成“大脑—脊髓—肢体”的闭环系统。
手术的难点不仅在植入，还在于让三家企业的设备互联。由于软件和端口不同，术前三家企业反复调试、开放端口、测试参数。
除了硬膜外脑机接口，宣武医院也在探索介入式路径。2022年，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马永杰在一只羊体内植入介入式支架电极，完成介入式脑机接口动物试验。“
最开始，动物实验成功率不高，可能做三只会死一只。”马永杰说，经过数十例实验，团队逐渐熟悉了动物解剖、器械和手术路径。2026年上半年，一只羊体内的电极持续稳定采集脑电信号达8个月，实验结束后的病理检查显示，电极已与血管壁长在一起，但血管仍保持通畅。
2025年9月，团队开始人体研究，目前已完成4例重症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介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患者均处于昏迷状态。研究主要验证设备在人体内的安全性和信号采集稳定性。4例手术均未发生器械相关不良事件，电极平均约7分钟完成植入，采集完成后约1分钟即可取出。
脑机接口手术不只发生在大脑。对陈亦棋来说，他面对的是另一处同样精密而脆弱的器官——眼睛。
陈亦棋为玲玲实施的这台手术，是他第一次主刀脑机接口人体手术。手术从下午1点持续到晚上6点，比普通视网膜手术耗时更长。
玲玲眼内需要植入一枚带有320个电极的芯片，芯片贴近视网膜，再通过磁性固定器将其固定在黄斑附近。眼镜上的摄像头捕捉外界图像后，将信号传递给芯片，刺激视网膜产生视觉。手术难点不是把芯片放进去，而是把它放到准确位置。分离脉络膜与巩膜时不能出血，移动芯片时不能蹭破视网膜。
为了这台手术，团队术前根据玲玲的眼球情况制作了3D模型，模拟芯片固定位置和手术切口。手术当天，助手还悄悄给陈亦棋买了一罐红牛。
在给玲玲做手术之前，陈亦棋已经用12年完成了上百例动物实验。他先用猪眼探索植入路径，再用兔子观察信号传导，去年又在猴子身上植入芯片，几个月后取出，未发现视网膜脱离和眼球萎缩。
7月底，再见到玲玲时，陈亦棋为她做了详细检查。她的角膜、晶体情况良好，芯片位置正常，与视网膜贴合良好。
很多人好奇，植入脑机接口后还能取出来吗？
马永杰介绍，不同技术路径的设备取出难度不同：SEEG（立体定向脑电图）通常短期使用，完成采集后即可取出；硬膜外设备可长期留置，必要时也能取出；血管内支架电极长期留置后可能与血管壁融合，取出存在风险。
“两耳间的登月计划”
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把脑机接口视为“两耳间的登月计划”，不能只把设备植入进去，还要让患者安全“返航”。
按技术路线划分，脑机接口大致可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非侵入式主要通过头皮采集脑电信号；侵入式则需要手术将电极植入体内，包括经血管介入植入、硬膜外植入以及直接植入大脑皮层等方式。
从头皮到大脑内部，电极越接近神经元，能获得越清晰的信号，但与此同时，侵入风险也会增加。赵国光打了个比方：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像隔着墙听音乐，硬膜外植入像坐在观众席听，皮层内植入像站在乐器旁听。
“我们希望在尽可能小的创伤情况下，获得高质量的信号采集。”赵国光说。基于这一理念，2023年，团队与清华大学洪波团队合作，开展了硬膜外脑机接口植入技术探索。
他们合作完成了首例硬膜外脑机接口手术，受试者老杨已高位截瘫15年。术后，老杨手部抓、握、捏等功能出现了明显改善，如今可以自己端着小酒盅喝酒，也能抱起孙子。
“虽然技术路线不尽相同，但我们给老杨做的这台手术比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首例人体植入要早两个多月。”赵国光说。
在赵国光看来，推动脑机接口进入临床，并不是因为技术足够酷，而是临床上有大量传统治疗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脊髓损伤为例，中国约有374万患者，其中不少人在受伤时正值壮年。经过急性期治疗和长期康复，部分患者仍会进入功能恢复的平台期，长期卧床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也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现在我们是在挑战不可能。”赵国光说，脑机接口提供了一种绕开受损神经通路的可能。脊髓损伤后，患者大脑本身仍能持续产生运动意图，但这些信号无法通过受损脊髓传递到肢体。脑机接口可以读取大脑信号，再通过脊髓电刺激等方式重新建立连接，相当于在受损的神经通路间架一座桥。
这种尝试并不意味着患者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但对于长期瘫痪的人而言，从完全无法活动到能够借助辅助设备站立、迈步，已经可能改变其生活方式，也会改变整个家庭的照护状态。
赵国光认为，脑机接口仍将经历多轮产品迭代，通道数量、植入方式以及适用疾病和人群，都需要更多真实世界数据回答。他也希望，未来能开展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脑机接口的临床获益。
“不拿人当小白鼠”
“科学家可以疯狂，创业者可以大胆，但临床医生必须谨慎。”马永杰说：“我们不能拿人当小白鼠。”
马永杰说，作为唯一能亲手触摸大脑的群体，神经外科医生会更加敬畏大脑。曾有企业和工科出身的研究人员推着他快些向前走，但他坚持完成该完成的步骤，验证安全有效之后才往下走。
他警惕脑机接口快速升温带来的风险，一些项目可能因追逐热点压缩临床前验证环节，地方政府的产业推动也可能给医院和企业施加压力。“严格的医生会仔细把每一步做好再到人体，但确实存在好大喜功、抢头筹的情况。”
脑机接口进入临床的一道门槛，是伦理审查。对这样的前沿技术，不少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专家还不够了解，临床团队需要花大量时间解释技术原理、手术风险和潜在获益。
陈亦棋的项目就经历了多轮伦理审查，他说，伦理委员会最关心的是安全性、患者获益和患者保障。
在眼部，脑机接口技术能否真正进入临床，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陈亦棋介绍，目前玲玲的视觉感受能够持续存在，如何进一步提高视觉质量，未来仍需要更长时间的训练和随访。
马永杰团队用了3年多完成动物实验后才申报人体研究，并向伦理委员会提交器械型检结果、动物实验数据及患者入排标准。由于入组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团队还需要说明家属知情同意和患者权益保障方案。
“要守住初心，不要给患者造成额外伤害，在尽可能安全的前提下去开展探索性工作。”马永杰说。
赵国光说，与传统医疗技术相比，脑机接口更特殊的一点在于，此前缺乏足够的人体应用经验，一些长期风险只能在不断探索中逐步被认识。
一位头部三甲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告诉经济观察报，与支架、心脏起搏器等成熟植入式医疗器械相比，脑机接口仍处于早期阶段，植入位点、信号采集和长期安全性等问题都需要通过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
该医生担心的是，最终承受技术不确定性的，是患者。他尤其担心植入设备的长期责任问题。不同于药物，植入设备可能长期甚至终身留在患者体内。如果企业破产，谁来承担后续维护和取出责任？他提到，美国部分医疗器械企业会通过商业保险覆盖这类长期风险，而国内相关机制仍不完善。
对已经接受脑机接口的人来说，这些尚无答案的问题，是身体里真实存在的植入设备。
现在，回到老家的王志明已经能够自理。他可以自己上厕所，康复训练时还有的余尿也慢慢消失。车祸后严重萎缩、软得像面条一样的大腿，如今重新鼓了起来。
最近，父母回老家收割农作物，孩子也回了老家。每天，妻子上班后，他一个人在家，洗漱、买菜、做饭、洗澡，每天都用支具锻炼，偶尔还在家人的陪伴下去公园锻炼。
他的身体里有两个植入设备，他觉得很科幻，但日常生活中，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
每隔几天，他会在抖音分享自己的恢复过程，怎么训练、腿部力量有什么变化、大小便功能怎么样了。越来越多病友来问他脑机接口。
前几年，他害怕见人，坐轮椅出门时，路人的目光让他浑身不舒服。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出门。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摆脱支具，正常走路，去接孩子放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玲玲、林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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