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文献学家顾廷龙先生，于1998年8月22日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五岁。在顾先生的追悼会上，各界人士送的挽联甚多，其中有柳定生、柳曾符的“硕数学冠群儒，穷经史百家奥秘。目录指津，书艺挺秀，师表流芳新世纪。长才典策府，聚古今历史文献。华夏瑰宝，国家命脉，辉煌柄业耀千秋”。或以此联较有代表性。顾先生在图书馆学这个领域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应该离不开早年对他提携、教诲的众多老辈们。
青年顾廷龙
老辈们都是清末、民国乃至当代，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曾经沧海、饱经风霜，也使他们成为博大精深、殚见洽闻且德高望重者，如王同愈、夏孙桐、章钰、杨锺羲、张元济、冒广生、叶景葵等。顾先生和他们的交往，在赏奇析疑、探讨学问的过程中，自然深受教诲。那么，这些老辈耆宿眼中的青年顾廷龙，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是如何评价顾先生的呢？
王同愈（1856-1941）是顾先生的外叔祖，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充国史馆编修，任湖北学政、江西提学使。在苏州地区创办学校，革新教育，筚路蓝缕，贡献良多。辛亥后，退隐沪上。顾先生自幼即往来外家，二十岁时在上海补习英语，即住在王家。
王同愈
1925年，顾先生二十二岁，正是韶华之年，他给王同愈写了一封信：“龙生晚学薄，闾门之中，请益无地，家寒又乏藏书。幸渭水侍坐，杏坛私托，得窥什一，尤盼长者优游兴余，邮锡南箴，不致误入歧路，则更喜而不寐矣。”顾二十四岁时，假馆于王家，随王同愈习金石目录学，“饫荷启迪，忝闻绪论”。
1928年中秋，王同愈撰《起潜录诸家校批积古斋款识书后》有云：“余移家上槎溪，延外侄孙顾君起潜为馆师，授小儿女辈读。起潜勤学好问，有志稽古。课余辄手一编，研索六书，上窥仓籀。闻有藏家秘籍，必辗转假归传写。是书以五色笔汇录翁（宜泉）、叶（东卿）、龚（孝珙）、潘（伯寅）、吴（清卿）诸家之说于一编，美哉备矣！阮《款识》之批校本，当无有精于此者矣！于其卒业也，不禁欢喜赞叹而为之记。”（《王同愈集》，28页）
《积古斋钟鼎款识》是清代学者阮元编录考释传世铜器铭文的著作。阮氏椎轮之功不可没，但亥豕鲁鱼极多。道光以降，不少金石学者多有指摘，凡器物之真伪，制作之意义，名称之是非，释文之然否，多有批语在所藏本之上。顾先生夙好古文字，费尽心思，从各处借得各家所藏，用五色笔传录于己藏之本。
这部传录本后来获得当时多位重要学者及金石学家的交口称赞。如顾颉刚称：“五色相宜，七襄成报，而又摹写逼真，如见古人原迹，展读一过，心目为开。”徐中舒许为：“此又阮书最善本，可宝也。”董作宾评为:“此书集诸家校订之大成，洵足称海内第一善本。”刘节：“得读其所录阮氏《款识》诸家校语，叹为难得。”唐兰借此传录本，录其尤要者半月之久。这些来自一流学者的激赏，反过来也印证了王同愈眼光的精准，他不仅看到了顾先生的勤勉，更看到了勤勉背后不同寻常的学术判断力。
有了这样长久的观察，王同愈对顾先生的评价才愈发笃定。1931年7月12日，王同愈有信致顾先生，云：“内外孙辈中，惟足下与翼东最为老人所心折，学业、志趣、品行三者公备，恐千万人中不易一二觏也。”翼东，即顾翼东，王同愈的侄外孙，是顾先生的表兄弟，复旦大学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为中国近现代无机化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稀有元素化学的开拓者，中国钨化学的奠基人，为中国化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位学者，能在“学业、志趣、品行三者公备”，是极为难得的。顾先生童年在王家“戏嬉庭院”，早岁在国民大学，从胡朴安、闻宥习文字音韵之学，又从伯舅王怀霖和金松岑习古文诗词，再从王同愈习金石目录学。其时顾先生从上海持志大学国文系毕业，国学基础扎实，故王对顾先生的大智若愚、不露圭角的品性了解甚深，才有此“千万人中不易一二觏也”的的论。
夏孙桐（1857―1941），字闰枝，一字悔生，号闰庵，江苏江阴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及湖州、宁波、杭州知府。民国时任《清史稿》嘉道咸同四朝臣工列传总纂。早年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与缪荃孙等合力编撰《江阴先哲遗书》。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清儒学案》，夏即主其事。1941年卒，年八十五。有《悔龛词》《观所尚斋文存》等。
顾先生于1962年5月25日撰《悔龛词续》序，谈及夏与顾之契谊：“余曩负笈燕京，研治目录掌故之学，亦尝从游章（钰）俞（陛云）两公之门，盖皆仍世交好，并为延誉长者之前，因得抠衣晋谒，备承诱掖，质疑问难，无复冥行擿埴之叹。忽忽三十余年，回首前尘，此乐不可复得矣。自余返棹申江，与先生通问最密。”这是顾先生发自内心的话。
顾先生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曾编有《清代学政年表》。学政是清代官职，是掌管一省教育行政和科举考试的官员，一般由翰林学士或进士出身的侍郎等京官担任，主持院试，选拔秀才，并督查各地学官。1941年3月5日，夏致顾信云：“雒诵台函，知有《学政年表》之辑，一朝文化，足补史表之未备，拟例精密，至为钦佩。尚为刍荛之询，愧谫陋之不足以赞高深也……”“尊著《年表》告成，似可择其尤者，勒一专书，以昭一代文化之盛，为后来所鉴，可与《年表》相辅而行，亦佳事也。昔缪艺风在清史馆，曾拟为学政有名者立数佳传，借未尽其事。公可续成其志，亦有关系之作也。”（《顾廷龙年谱长编》，218页）
沈津编著《顾廷龙年谱长编》
夏孙桐先生对《学政年表》的期许，已经不止于文献体例的肯定，而是寄望顾先生能由表及里，为一代学制及文化留存留信史。老辈眼光如炬，于字里行间早已看出顾先生的器识。顾先生的《学政年表》，我至今未见，过去也未听先生谈及。此应为年代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所辑。大致想来，顾先生作《学政年表》，或与其外叔祖王同愈先生有关，盖王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湖北学政。
杨锺羲（1865-1940），字子勤，号雪桥、圣遗居士，辽阳人，清末遗老，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江苏江宁、淮安知府，辛亥革命后留寓上海。他的一生多为著书、编书、刻书、校书、购书、藏书，以治学严谨，博览群书著称。
顾先生1940年跋《俨山簃手札》，云：“圣遗先生清高绝俗，鼎革以后，息影旧都，罕接交游。”杨多次对顾述及“清代三百年典章制度，人文学术之变迁，关于八旗者尤多。旋龙为燕京图书馆司采访，乃于旗人著述力事搜罗，备后来文献之征，实先生有以启之也”。
《杨锺羲年谱》内记顾先生往谒一则，云：“丙子，承弼为刻《竹山堂文剩》《诗补》各一卷，介顾起潜相赠。起潜名廷龙，与王胜之同年有连。甲戌冬，胜之年八十矣，居南翔，为作书介绍来见。能读书，著《古匋文孴录》，乞余书‘匋誃’横额，有其乡先生郑盦、愙斋之风。”郑盦即潘祖荫，潘师景郑先从祖。愙斋为吴大澂，顾先生有《吴愙斋年谱》。潘、吴皆苏州人，过从最密。杨先生是1940年去世的，顾先生即有挽联并唁函，有云“去年阴历除夕，尝得雪老手书，许为相契。忆昔在平，为述掌故甚多，至可念也”。
杨雪桥“清高绝俗”，不轻易许人，却愿与顾先生娓娓长谈掌故，又为其题额，引为“相契”，足见他对顾先生的赏识。
章钰（1865―1937），字式之，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官至外务部主事，苏州开办小学之创始人。晚年侨居北京、天津，一生以收藏、教书、著述为业，精研古籍，博学多识，尤擅于金石目录、史部掌故之学及校勘之业。有《四当斋集》等著作。年七十三岁卒于天津。
据顾先生《平郊旅记》，1932年11月21日，吴燕绍（寄荃）为顾先生手书介绍信两件，往见胡绥之、章钰。章、顾第一次见面，应该是1932年12月，二十九岁的顾持函至章宅拜见。顾跋《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云：“辛未季秋，龙来燕京大学肄业，时先生亦方自津步就养旧都，始克以年家后进登堂展谒，获聆绪论。以龙于金石目录之学有同耆焉，不鄙顽钝，引而教之，休沐良辰，辄诣请益，或出孤拓珍本、名书法绘相与赏鉴，或述乡邦掌故、前朝旧闻昭示愚蒙。逾年，龙既卒业，即傭书母校图书馆，仍得不时奉手。六年以来，相契益深。龙或经月不入城，则必贻书垂询，而龙亦以久不见长者为念。”俞陛云序《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也云：“起潜以乡后学请益于霜根翁，备承启迪，曾有英年好学之誉见于集中。”（《顾廷龙年谱长编》，114、116页）
这段师生之谊，在患难中愈见深厚。1933年10月，顾先生父亲顾元昌去世，11月顾先生有信致章，请为其尊人撰写墓志铭，并请潘师景郑先生转致。章钰撰《清授中宪大夫四品衔安徽补用通判吴县顾君墓志铭》云：“年家顾子起潜，修业燕京大学，时过余织女桥僦舍，讨论金石文字及乡邦掌故，至相得也。”“起潜追念旧交，一敦古处，有父乃有子，用以见君之学足以闿后，君之行足以型家，宗模乡望，不忝前人矣。”这篇墓志铭既能见顾先生尊人之德，又能见顾先生之孝，更印证了顾先生与章钰平日“至相得”的情谊。
章、顾也是金石之交。顾夙好古文字，从章先生处得知并见到许多旧日所不曾见者。1933年1月26日，顾至章宅谈刻石，“获见巴蜀藏经目，吴中天庆观造象，罕觏之拓也。又承以批校《语石》相示，眉注甚密，丈多见叶氏之未及见者，足资订补。亟乞假读，归与颉刚共赏，即取其藏本过录一通。越两日，副墨竣事，书此以志感辛”（《顾廷龙年谱长编》，56页）。据顾跋《霜根老人手批〈语石〉》：“辛未秋后，龙负箧来旧都，谒式丈于织女寓斋，以金石目录之学请益。丈即出此书见示，简端加墨满幅，间有吴氏昌绶印臣手笔，或为订补，或志见闻。乡先辈铭心之作，得此补苴，益称精审矣。龙即借归，传录一过。”（见《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下》P.582）又顾跋章氏藏《郑盦藏匋》云：“今谒式之太世丈，乃承出示此册，郑盦藏匋始见一二，积念为之冰释。册中集拓百八十二纸，虽犹鳞爪，而其可贵为何如哉。假橅既竟，率附数语，以志眼福。”（《顾廷龙年谱长编》P.88）
《顾廷龙全集》
最让顾先生感慨的是1933年1月，他在章宅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宋椠苏诗施顾注》题跋。“今冬，谒章丈式之于其织女桥寓斋，殷殷以外叔祖杖履相询，并以《宋椠苏诗施顾注题跋钞》手写本一册见示，且曰：‘曾在外家见之否？此乃宣统己酉冬，与胜老同客宣南时，彼居石灯庵，余寓邑馆，从之传录者。翌年，胜老即奉提学江西之命矣。’ 展卷览观，不禁狂喜，心仪垂十年，一旦获读，亦奇缘已……今日披读，踪迹前贤，何其欤！遂效瓶瓻之乞，丈慨然许之，携归走笔，两日而蒇事。”（《顾廷龙年谱长编》，55页）
1937年5月9日，章去世。11日，顾先生与顾颉刚进城，去章家吊丧。据章遗嘱，家属将章氏藏书中的抄本、校本寄托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刻、旧抄之善本暂寄五年，普通本捐赠燕大馆。因此顾先生编了《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这是他编的第一部书目。他在《我和图书馆》中深情回忆：“在燕大读书与工作时，有位长者对我关心帮助很大，他就是吴中名宿、寓居京师的章钰先生。先生字茗理，晚号霜根老人，清光绪癸卯进士，长于金石目录及乙部掌故之学，聚书二万卷。他认为读书不求善本，则郢书燕说，谬种流传，为学之大蠧，遂发愤遍校群籍。”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与风华正茂、未及而立的顾先生，于金石、文字、书画、目录之学，赏奇析疑，极盍簪之乐。章先生曾寄语云：“诗以自然高妙为极致，书以平淡天成为极致。”从校勘经史到传授“平淡天成”的境界，章先生给予顾先生的不只是学问的门径，更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品位。这段持续六年的忘年之交，深深影响了顾先生治学与为人的底色。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江苏如皋人，冒辟疆后人。与林琴南为友，拜师吴汝纶。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任刑部及农工部郎中，后任江浙等地海关监督。抗战胜利后，为国民政府考试委员、国史馆纂修。1949年后，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文管会特约顾问，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朋友。
冒广生
冒广生对顾先生极为赏识，曾当面许他为“苏州后起之秀”。据顾先生1941年4月27日日记，那天他去拜访冒广生，获观涵芬楼所藏旧抄本《春秋繁露》。不久，苏州同乡前辈沈恩孚（字信卿，创办鸿英图书馆，又任上海市议会议长） 也来，两位老人对顾先生多有褒勉，“鹤老谓吾苏州后起之秀，信老谓吾亦已中辈。鹤老又谓不久亦即将推为老辈之列，彼等昔在也是园摄景时年尚青，曾几何时，已成老辈，相与慨叹”。
1941年，冒广生六十九岁，沈恩孚七十八岁，而顾先生三十八岁，已是中年人。故二老言，“不久”顾先生也将属“老辈”之列。
越二年，即1943年9月13日，冒老还“合众”所借图书，并为书小屏一幅，有赠诗云：“我识王怀祖，因知顾涧苹。异书探二酉，余事了千人。坠地斯文旧，忧天热泪新。叶公真好者，龙性不须驯。”这首诗处处用典，句句落在顾先生身上。
王怀祖，即王念孙，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语言学家。顾涧苹，即顾广圻，著名学者，精于校勘之学。以两位前贤作比。是说从顾先生的学问根基上，看到了清代朴学正脉的影子。“异书探二酉”借“二酉”指藏书极富之所，当指“合众”图书馆，这是称赞顾先生于浩繁卷帙中探赜索隐。“余事了千人”，则是说顾先生学问精深，书法一艺也足称胜场，为众人所重。“坠地斯文旧，忧天热泪新”，是说抗战烽火中，江浙地区文献飘零，传统文化命若悬丝。然在叶景葵、张元济诸先生的努力下，“合众”擎旗而起，而顾先生受命主持期间，延续斯文。其间的忧患与担当，被冒广生以“热泪新”三字写得深切又郑重。
末句“龙性不须驯”，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也是冒广生对顾先生最深刻的评价。所谓“龙性”，语出颜延之咏嵇康“龙性谁能驯”，本意指一种不可折辱的高洁本性。冒广生用在这里，显然不是说顾先生桀骜难驯，恰恰相反，他看中的是顾先生外示冲和、内怀刚毅的品格——在乱世中守护文献，在艰难中主持“合众”，正需要这种不随流俗，不轻妥协的“龙性”。一句诗既写出了顾先生的为人底色，也寄托了老一辈对他的无限期许。
冒广生与顾先生的交往始于1939年顾先生初到上海主持“合众”之时。此后几年中，冒广生常往“合众”阅览图书。并就《春秋繁露》版本往复讨论，彼此十分熟悉。正因为相知甚深，他的这些评价才更显分量。
张元济（1867-1959）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也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开创者，独树一帜的出版家。他的重要贡献在于传播现代思想和启迪民智，是崇尚实践，笃定实干而非空谈的学者。
张元济
1939年，张先生从叶景葵先生处借得顾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和《吴愙斋年谱》，读后十分赞赏。张先生与顾先生第一次通信是在1939年5月，云：“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谊，久深企仰……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代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得早聆教益。”
1939年7月，张先生与顾先生首次见面于上海。顾先生自平抵沪不久，即两次趋张宅请益，讨论“合众”办馆方针。张先生对顾的印象极佳，他在致叶景葵的信中颇有夸赞，云：“顾君曾晤数面，持论明通，为馆得人，前途可贺。”
1939年，张元济致函顾廷龙，邀其南下，在上海参与筹备私立合众图书馆。此为信札中一页，上海图书馆藏。
顾先生是张元济最为信任之人。1942年10月，张元济将家藏查日华所绘《涉园图咏》移送“合众”，并在跋《秀野草堂图》中云：“（涉园藏书）今悉以归于合众图书馆，丐起潜为我护持，俾不至复有散失。良以世间宝物，秘诸私室，总不及纳诸公家之能久存。此查氏所绘副图，已成硕果，余亦以踵先人遗籍，庋之合众图书馆中，庶几神物呵护，不至为原图之续乎！余请以斯意为起潜晋一说，未知起潜以为何如也。”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骚扰地方，屡屡强占民居，并闯入“合众”，强令将楼顶搬空。又是张先生及时赶到看望顾先生，并坐镇“合众”，这种以实际行动的鼓励，是对顾先生及“合众”的巨大支持。而《涵芬楼烬余书录》，就是张在病床上嘱顾先生完成的。
合众图书馆旧址
1953年6月18日，“合众”正式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从而结束了私立图书馆的时代，改名上海市合众图书馆。就在捐献当日，张先生迫不及待地致信顾先生，云：“若干年来，弟尤得读书之乐，吾兄十余载之辛勤，不敢忘也。苦心孤诣，支持至今，揆翁有知，亦当铭感。”这是张先生对顾的人品评定，也是对顾克尽厥职，不辞劳瘁工作的敬佩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也代表了叶景葵先生的意愿，是发自张先生心底的感激之情。津以为这句话也是张先生见证了“合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筚路蓝缕经营的过程。他清楚地知道，“合众”是一个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从未悬挂过馆牌的私立图书馆，艰难竭蹶支撑了十四年，顾先生忍辱负重的坚持功不可没，所以张先生说“不敢忘也”。
张先生以“持论明通”四字，道尽他对顾先生的首次印象。而一句“不敢忘也”，则是历尽艰辛后，对这位后辈十余年心血的最终评语。从赏识到相托，再到感念，这份信任贯穿了顾先生事业的全盛时期。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盦，杭州人，人称“揆公”，是近代有影响的实业家和藏书家。抗战初期，叶先生目睹江浙私家藏书大量散失，于1939年5月偕张元济、陈陶遗等在上海创建私立合众图书馆，并首先献书入馆，为国家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1949年4月去世，年七十六。
叶景葵
叶和顾的交谊，始于神交，成于相知，终以托付，可谓恩泽殊遇、情深义重。早在1935年6月，顾先生第一次致信叶，信中说道：“每从式之先生处备闻风谊，深为仰慕。比见景印《谐声谱》全稿，发潜阐幽，令人钦敬。”并呈上《吴愙斋先生年谱》，冀为引玉之资。同年秋天，叶先生到北平，在章钰家中，与顾先生第一次见面。顾先生曾回忆：“我和他在章式之先生家里初次见面，讨论版本目录之学，很投契。先生回沪后，就常常通信，都是讨论校本的各种问题。”
叶先生善于识拔人才，奖掖后进，对顾先生的才智一见即深为器重。1938年2月13日，叶先生在与顾先生通信中，盛赞顾整理章钰后人捐赠燕京大学图书馆的章氏遗书，“茗理遗物，归君料理，永存燕校，可称得所”。同年9月28日，叶先生致顾先生信云：“接到《四当斋书目》一部，体例极善，足以表章式老劬学之里面，吾兄可谓能不负所托矣。”从这两句话已可看出叶景葵不仅欣赏顾先生的学养，更看重他能尽心尽力，不负所托的品格一一而这正是后来“合众”托付最为关键的条件。
日寇侵华，战火纷飞，为使中国文化典籍不至于灰灭或流落海外，张元济及叶景葵决定在沪筹办图书馆，为中华典籍寻找一处安身之所。1939年，叶景葵六十六岁，张元济更长，二老均感垂暮，亟需一位懂版本目录，能实际主持馆务的青年人。叶乃于是年4月3日致顾信郑重相邀，云：“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惟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也极赞许。”“志节”二字，可见叶先生看中顾先生的不单是他的学问，更是这个人的操守与担当。顾先生随即从北平南下接掌“合众”，从此他的事业与生命便与这座图书馆紧紧连在了一起。
顾先生从北平至上海，筹备合众图书馆，这也是一种挑战。办图书馆，何其之难，这和办企业、创业有同有不同，着眼点异，企业为私人、家族，而图书馆是为国家、民族，不为私己。
1940年，顾廷龙与妻儿在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前合影。
1941年4月，叶景葵整理所藏旧碑帖，送“合众”。云：“起潜来，谓余送馆之金石拓本颇多，而造象一类尤为丰富，谈次颇有喜色”。又云：“余叔浩吾公所收曾氏造象，尤为精博，尚在杭州旧居，倘能悉数运出，可成大观，整理之役，则非起潜莫属也。”（《叶景葵杂著》，204页）足见叶先生内心对顾先生的倚重。
叶能诗善文，文风以畅达为主。尤喜杜甫诗，博通熟谙，曾集其句赠顾先生云：“复见秀骨清，我生托子以为命。由来意气合，汝更少年能缀文。”所集四句，分见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巍然大贤后，复见秀骨清”，《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讬子以为命”，《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少年能缀文”。“我生讬子以为命”，这是一位文化守护者将未竟之业全然交与继承人的郑重之诺。顾先生不负重托，用他的一生向叶景葵先生做出了回应。
叶先生没有子嗣，尽管有过继的后代，但他却把“合众”当成自己心系之地。也因此叶先生的私宅建在了图书馆新馆的旁边，“合众”为蒲石路746号，叶宅为752号。比邻而居，是为了“可以朝夕往来，为计良得。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寄生于书，故以后别号书寄生”（《叶景葵杂著》，221页）。叶先生离世后，顾撰挽辞有云“平生感知己，奖我掖我，缅怀风谊报无从”。并撰《杭州叶公揆初行状》云：“廷龙追随左右者十年，朝夕相亲，沃闻绪论。”
顾廷龙编《叶景葵杂著》
缘分不会随意而来，因为相吸。在所有的老辈中，顾与叶景葵、张元济先生往来最多，叶、张二老是“合众”的灵魂人物，对顾而言他们是伯乐，是有大德泽的贵人。同样，他们提携顾，把顾视为最信任、最亲近之人，也因此把“合众”交给顾主持，顾是他们心中的不二人选。对于顾先生来说，这是一种雨露之恩，他对叶、张的感情，源于内心的感恩。1949年3月，胡适来“合众”阅书，适张元济、叶景葵皆在，胡“力劝两先生撰著年谱，两先生皆含糊应之”。顾先生 “自告奋勇，谓胡先生曰‘我能为之’”（《顾廷龙年谱长编》，470页）。因为顾先生与二老是管鲍之交，他表示“与揆老朝夕相见，请益甚便，而菊老很多资料已移送馆中，所以编写二老年谱，我是有较好条件的，无奈因循坐误，至今引为憾事”（《我与商务印书馆》）。
相知、相敬、相惜，这是人际交往中最理想的境界，在相处中也要保持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上面提及的老辈都是南州冠冕、耆宿大儒，他们之所以对顾青眼有加，正是看中了顾先生春秋正富、兢兢业业，认定顾是后生可畏，必成大器，前途不可限量。顾先生与老辈之间的往来请益，不仅奠定了他一生的事业与道路，也塑造了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他一生恪守圣贤之教，宅心忠厚，处事和平，谦逊为怀，即使处理大小事务，亦从无疾言厉色之态。
沈津与顾廷龙
津侍先生杖履有年，深受濡染。盛巽昌先生是我在上海图书馆的同事，他曾比喻说，顾先生是高级裁缝，沈津是熨衣童子。在上海图书馆的三十年中，无论是在同一间大办公室，还是师徒两人面对面坐，我都深深感到顾先生的儒雅斯文与学识的无所不窥，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工作，一生从不说假话、大话、空话，是真正的实干家与务实者。
沈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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