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47年5月在上海。
被一封信“点醒”的大师汪曾祺
作者：方成龙
文学大师汪曾祺早年也曾跌入人生低谷，有过彷徨颓废时。但后来恩师沈从文的一封信把他“点醒”了，从此守住文学创作，笔墨相伴一生，终成为独树一帜的一代小说、散文大家。
1946年8月，汪曾祺从西南联合大学肄业后来到上海，因找不到工作，看不到前途，加之被贫困缠绕，一度情绪低落，甚至萌生了轻生解脱的念头，全无心思提笔创作了。远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恩师沈从文得知此事后，当即给汪曾祺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时年26岁的汪曾祺被这封信深深震动，尤其是这句“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如惊雷贯耳，幡然醒悟，从而走出迷茫困境，重新提笔，就此铺开了文学之路。
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正是这句话让汪曾祺醍醐灌顶，从而思想开窍，开启了心境与行为的转变。据著名作家陈武梳理考证，汪曾祺在这之后仅在上海报刊发表作品有：小说《磨灭》，发表于1946年9月12日《大公报》；小说《庙与僧》，发表10月14日于《大公报》；散文《风景》，包括《堂倌》《人》《理发师》，分两次发表于10月25日26日《文汇报》；年末，又写作和发表了《“膝行人”引》《他眼睛里有些东西，决非天空》《昆明草木》等文章。1947年势头更加强劲，创作、发表的小说就有《鸡鸭名家》《醒来》《艺术家》《驴》《职业》《落魄》《绿猫》《冬天》（《豆腐店》之一片断）《戴车匠》《年红灯》（二）《牙疼》《囚犯》《异秉》等十余篇，还有散文《飞的》（包括《鸟粪层》《猎斑鸠》《蝶》《矫饰》）《蔡德惠》《室外写生》《歌声》《幡与旌》《蝴蝶——日记抄》，论文有《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陈武还据此断言，如果把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划分为三个高峰期，那么他滞留上海的这一年多，应算是“第二高峰期”。但无论怎么界定，汪曾祺的这个“第二高峰期”，都离不开沈从文那封信的“点醒”。
此外，在一年后汪曾祺的一封信中，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信对其影响有多么深刻。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写信给沈从文，其中言道：“刚来上海不久，您来信责备我，说‘你又不是个孩子！’我看我有时真不免孩气得可以。五六两月我写了十二万字，而且大都可用，已经寄出。”
汪曾祺（左）与沈从文合影，拍摄于1961年，北京中山公园。
汪曾祺对恩师的这封信更是谨记心间，也成为相伴一生的“心结”，尤其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振聋发聩。这句话之所以能“点醒”汪曾祺、促进他心境转变，根源在于背后藏着沈从文自己半生的人生体悟。沈从文连正规的小学初中都没有上过，但凭“一支笔”，写下《边城》《湘行散记》《长河》等作品，最后登上大学讲堂，谋取了安身前途。沈从文就是用自己半生实践凝聚的这句话，暗示汪曾祺今后的人生方向，也是劝慰、鞭策他坚守笔不离手写作，终会有前途。因而，汪曾祺为这句话深深动容，时隔44年后，在追忆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深情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
1948年3月，汪曾祺离开上海去北平。其在上海短短时间里，写作之勤奋，产量之众多，当然还与他找到了工作、心情舒畅有关系。他靠著名翻译家、剧作家李健吾热心推荐，到上海致远中学担任教员，化解了生活的焦虑。
“他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这是汪曾祺晚年对沈从文的评价。
回望汪曾祺一生，人间走了77载、留下了四百多万字的作品；离世近30年，文字依然广受读者喜爱，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凭“手中一支笔”创造奇迹的人呢？而这个奇迹的开端，与恩师当年的那封信“点醒”，也应是息息相关的。
作者简介：方成龙，供职于中铁四局集团，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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