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臣：北京与运河|北京市|大运河|李建臣|永定河|漕运|通惠河|郭守敬

运河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它的出现，几乎伴随着人类告别蒙昧、跨入文明全过程。

如城山头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始建于6300年前，属于大溪文化早期，是一座史前古城，也是迄今出土中国最早的城。该城具有完整的城池系统：圆形城垣，城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城外有护城河。河宽最初10米左右，至一千年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已拓至30-40米，深3-4米。城池东门为船埠，北门为水门。护城河连通外部水系→澹水→澧水→洞庭湖。在上万件出土文物中，有木桨和木艄。证明当时可以行船。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早期挖掘的运河，主要功能多是灌溉和护城，兼顾运输。后来随着社会规模扩大，运输需求增强，其运输功能益愈彰显，直至成为交通运输主动脉。特别是大规模远途运输，水运不仅平稳、安全、舒适，而且效率是陆路的十倍百倍。所以当自然河流不敷使用时，人们便劈山掘土，不惜成本开通新水道。

中华大地农耕文明出现早、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所以运河文化丰富多彩。有据可考的运河数以千计。

在帝王政治时代，运河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政治上，运河是维系王权大一统的纽带；经济上，运河是交通运输主干线、皇家漕运主渠道；农业方面，运河有时兼顾排涝抗旱灌溉；商业方面，运河是商品流通重要渠道；文化上，运河有利于信息流动，促进文化交流；军事上，运河是运兵运粮重要通道。

挖掘运河需要集中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所以一般都是围绕君王战略重心而展开。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对运河有不同称谓。古代北方对天然河道多称“水”，如淇水、渭水。隋唐之前，“河”一般专指黄河。人工河道，先秦称“沟”、“渠”，秦后多称“渠”。长江流域则有“溪”“浦”“渎”等称谓。给皇家运送物质的水道专称“漕”。

“运河”一词始现于宋代。成书于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的《新唐书》，记有“开成二年夏，旱，扬州运河竭”。开成是唐朝第14位皇帝唐文宗李昂的年号（836-840）；扬州运河即古邗沟。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地处中原与北方、东北的分界线。西部为西山，属太行山余脉，北起居庸关，南至房山。北面是燕山山脉，西到张家口，东到山海关。

所以北京形貌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一个半圆形大山弯。天安门广场海拔44.4米；向西20公里至首钢园区，海拔约80米；向东20公里至通州，海拔约25米。

远古时期，北京地区山林茂密雨水丰沛，有永定河、拒马河、白河、黑河、汤河、潮河、潮白河、温榆河等数以百计的河流和数以万计的泉眼。这些河流从山林流出，进入北京小平原，然后向东南方向流去，形成许多河漫滩、沼泽、坑塘、湖泊等湿地。同时，山脉又阻挡了北方寒流。所以北京自古以来就是宜居之地。而且这种天然屏障和险要地势，进可攻退可守，又使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存在的北京猿人生活在周口店附近。距今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也生活在周口店地区。但他们与现代人类没有演化关系。近年来许多考古证据、包括DNA测定等现代技术手段均可证明。

1966年,考古学家在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且出土了两个完整的人类墓葬，出土了7具东胡林人遗骸，以及兽骨化石、细石器、陶器等重要文化遗存。从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到胡林村人，都生存在永定河流域。

进入人类文明社会后，北京文化中心亦长期坐落于永定河流域。

殷商时，北京地区存在一些小国。其中蓟国相对大一些，都城就在今莲花池东。北京人常说“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即缘于蓟国。那时的莲花池因位于城西，故称西湖，比现在大好几倍。

蓟是一种草本野菜，俗称刺儿菜。蓟国之名或许由此而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城的西北角有个土丘叫蓟丘，因此得名。实际上两者也不矛盾，或许蓟丘上长着许多蓟菜，故得名。

西周建立后，蓟仍被封为诸侯国，位置未变。但南面迎来了一个邻居燕国。当时召公奭被封在燕地，都城在房山琉璃河一带。上世纪40-70年代，都城遗址被发掘，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面积大约5.25平方公里，城墙外有护城河，出土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以及青铜器、陶器、青瓷器、玉石器、骨角器、漆器等各类文物近万件。这是全国唯一出土的西周古城遗址。300年后燕吞并了蓟，并迁都于蓟。

北京有大小两个燕山。小燕山位于房山一带；大燕山在北京北部，燕山山脉。小燕山存在较早。在西周之前，这一带就有以燕为号的小国。周分封的燕国出现之后，逐渐强大并向北发展，才出现大燕山之称。

燕国存在800余年，曾一度向北扩张到吉林、朝鲜一带。而都城绝大多数时间在北京。曾有两次受山戎、东胡侵扰，被迫迁都到临易，即今雄安新区一带，但很快又迁回北京。

秦统一后，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北京地区被分割成若干郡县。其中广阳郡治所即在燕国故城。

西汉建立，采取郡、国并行体制。这时分封的国已不同于周代，其政治地位与郡相近，只是行政长官不是普通官员，而是宗室子弟。这一时期北京地区曾先后被分封为燕国和广阳国。

东汉时合郡为州。分封的燕国（广阳国）同另外九个郡合并成幽州。其地域范围与战国时的燕国差不多。北京则为幽州治所。

东汉灭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其间360多年，北方多数时间处于战乱状态。北京先后被曹魏、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十多个割据政权管辖。其中前燕慕容儁曾有5年时间定都北京（352-357），后迁都于邺。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做了一次大规模行政体制改革。他将中央层面改成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层面，改变存续六百年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制，改为州县两级制这一阶段北京为幽州治所。

20多年后隋炀帝登基，改州为郡，将地方大员由州刺史改为郡太守，使兵权全部收归中央。

在这次改革中，北京作为蓟县，属涿郡，且为涿郡治所所在地。至隋灭亡，涿郡仅存在11年。唐武德元年（618）李渊又进行大调整，恢复了三级制，并恢复了幽州。

五代时（911）军阀刘守光占领幽州，自封皇帝，国号大燕，2年后被消灭。大燕这个国号在此前150多年（756）安禄山也曾用过，但安禄山称帝在洛阳。安禄山死后，史思明称帝在涿州，均不在幽州。因刘守光十分残暴，为区分两个大燕，世人便称刘守光政权为桀燕。

五代时另一个军阀石敬瑭，为了让北方契丹帮着打天下，跟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叫爹，并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云十六州的核心是北京。此事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此后400多年，辽金元等游牧民族长驱直入，驰骋于中原大地一马平川。北京也从中原政权的边防重镇，一下子变成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根据地。

辽代称幽州为南京析津府，俗称燕京；金朝设为中都大兴府。其范围虽有调整，但核心位置始终没变，大致东至宣武门外大街，西至马连道，南至南二环，北至西便门。

北京地区最早的运河是洗马沟（莲花河）。燕国存在八百余年，其都城始终在莲花池东侧。据《水经注》记载，燕国曾疏浚洗马沟，使莲花池水东注护城河，流经城南后，经万泉寺汇入古灅水。古灅水即永定河，西晋起称清泉河。辽金时因河水频繁改道，清泉河逐渐变小，以莲花池及附近泉水为源，水温偏低，故金后又称凉水河。

从莲花池东岸至古灅水，全长近5公里，河宽可行小型船只。在洗马河下游万泉寺附近曾出土3艘木船，其大者长15米。洗马沟之名，来自东汉刘秀曾在城南沟中洗马。金朝建中都后，在西湖广植莲花，改称莲花池。河道亦随之改称莲花河。

北京地区较早修筑的运河还有督亢渠。据《水经注》记载，该渠始建于燕昭王时期（前311-前279），北起房山南部良乡，南至固安、高碑店之间，长50余里，以灌溉农田为主。因连通拒马河水系，故可短途水运。此渠至东汉末年荒废。北魏曾重新疏浚，隋唐之后再度废弃，只留下督亢之名，至今仍在使用。

此外，东汉末年，曹操在北征乌桓时，曾在河北境内修筑多条运河。其中泉州渠北口就在潞县（通州）城东。泉州渠水全部引自沽水（潞河）。曹操修的新河，则利用了潮河下游部分河段。

高梁河（金代写作高良河）最初是永定河故道。东汉时永定河主河道改道向南，这条旧河道便残留下来，接纳西山、昌平泉水，成为独立水系。该水流至紫竹院一带分成南、东两支。南支进入什刹海、北海、中海后一路向南奔马驹桥方向。东支向东北经太阳宫、酒仙桥、东坝汇入温榆河。北齐天统元年（565），幽州刺史斛律羡曾疏浚高梁河东支，使兼顾灌溉与短途转运边防军粮。7年后斛律羡受兄冤案牵连被杀。此河亦逐渐淤废。

公元605年，隋炀帝继位伊始，便做出两个重大决定：迁都洛阳和开挖大运河。隋炀帝要以洛阳为中心，对历代相关运河进行一次大规模疏浚、整修、扩建，建成一条旷古未有之大运河，并且要求河宽不低于60米，河深不少于8米，以便巨型龙舟通行。

运河主体工程包括三大部分：一是通济渠，自洛阳西苑起，向东南方向直至长江。二是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三是永济渠。

隋诞生前后，在辽东地区各藩属国中，高句丽势力逐渐做大，不断扩张且骚扰边境。598年隋文帝曾派30万大军进攻高句丽，后因种种原因中途罢兵。隋炀帝继位后，认为这是肘腋之患。为长治久安计，必须修筑北上运河。

608年隋炀帝驱使上百万民夫，由起部郎（类似于建设部水利司司长）阎毗主持，以曹魏旧渠为基础，一路向北开凿永济渠。

相对于曹魏旧渠，永济渠在南北两端均做了调整。南端起点改淇水为沁水，即西移100余公里，至今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方陵村。

北段航道：自天津静海独流口向西北开挖，至霸州信安淤口关，与古拒马河相遇；再向西北，经永清至安次（今廊坊旧州镇）城东；继续向西北，进入北京地界与清泉河交汇；沿清泉河逆流西上，经大兴南部、小红门一带至洗马沟，抵涿郡城下。小红门1990年曾出土唐代舟木，证明永济渠北段经此。

永济渠全程近千公里，不到一年即竣工。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乘龙舟北上涿郡，中途还设了丰利（今河北文安）、通泽（今永清）两个县。

当然，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均失败。30年后李世民征高句丽、50年后李治征高句丽时，永济渠还在使用。

五代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奉送给辽国两年后，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幽州设为辽南京（又称燕京）。

夺回幽云十六州，是中原政权的战略重心，也是北宋的梦想。979年宋太宗发兵，先消灭了盘踞太原的北汉，而后一鼓作气进兵幽州。不料，高梁河一战，不仅全军覆没，而且宋太宗在坐驴车逃跑时还中了两箭，险些送命。

982年辽景宗驾崩，十岁的辽圣宗继位，改国号大契丹。
因圣宗年幼，生母萧绰临朝摄政，史称萧太后。宋太宗听闻，认为天赐良机，遂于986年再发三路大军攻辽。面对来势汹汹的北宋军队，萧太后偕辽圣宗亲自率军迎敌。不仅对宋军予以毁灭性打击，全部收复失地，而且攻克深州、祁州、德州多地，并活捉杨业。

击退宋军后，为进一步将辽南京建成重要桥头堡，加大支撑力度，萧太后于988年决定开辟一条水路，将辽河平原的粮食运到辽南京。

鉴于永济渠北段多处处于辽宋边界，且已淤积废弃，萧太后乃决定放弃永济渠，走东线：在高丽庄至香河一段，利用潞河水道；香河至渤海一段，疏浚青龙湾河道（此河段在雍正四年重修后称北运河）。这样便解决了从渤海湾至高丽庄的水运问题。

这里插播一下高丽庄与张家湾的衍变过程。高丽庄形成于唐朝。元代海运万户张瑄常年在此转运，故此地得名张家湾。1293年通惠河通航时，在此正式建设张家湾码头。明嘉靖七年（1528）疏浚通惠河，将通惠河入白河处改至通州城北。彼时张家湾码头作为萧太后河交汇口依然繁荣。嘉靖四十三年（1564），朝廷在此修筑张家湾城，设漕仓、巡检司、税关，依旧使用“张家湾码头”之称。直至清嘉庆年间（1801-1808）北运河发大水，从小神庙开始向东南改道康家沟，张家湾码头自此衰落。

接着说萧太后河。真正需要大兴土木的是从张家湾到辽南京城这一段。其西端点起自辽南京东门迎春门（今南横街东段），向南先至陶然亭，再向东至龙潭湖，然后一路向东经十里河、马家湾、大鲁店、胡家垡、台湖、田府、大高力庄至张家湾，全程30余公里。

萧太后河之开通，大大加强了幽州城防御能力以及与辽国的连结。1004年，51岁的萧太后以辽南京为根据地，射杀死囚以祭天，誓师南下伐宋，势如破竹，直至定州。

宋真宗听闻，立即准备迁都南逃，经宰相寇准力劝，才硬着头皮御驾亲征。经过几场战斗，互有胜负。最终双方在濮阳达成协议：两边罢兵；宋每年进贡辽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此即澶渊之盟。此后百余年，宋辽未发生战争。

金国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1149年完颜亮杀掉金熙宗，成为金国第四任皇帝，便决定将首都从黑龙江阿城迁至燕京。

1151年，完颜亮命张浩在原辽南京城基础上扩建新都城。建设都城需要大量物质运输。为此，完颜亮于同年将潞县升格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然后大修潞水，使上下通达。

金中都建成之初，来自河北和山东的漕船到达通州后，皆需陆路运至中都。金大定五年（1165），户部侍郎曹望之奉旨疏浚高梁河东支下游，即北齐斛律羡行船河道，筑多道土坝，成为金代漕渠。修成后，南来漕船可从温榆河郑村坝西行进入漕渠，22公里后抵达大宁宫（皇家离宫）东侧码头（今北海东北部），然后再陆运6公里入中都城。

漕渠虽解决部分问题，但仍不够理想。于是朝廷打算在漕渠南面再修一条可以不绕路、直抵金中都的运河。1172年朝廷大兴土木，西开金口河，引永定河水至北护城河，然后一路向东开挖，直至潞河，名之通济河。可是金口河属永定河水系，泥沙含量大，且变幻莫测，故运输状态始终不稳定，很快放弃。

32年后，金章宗采纳韩玉建议，将水源从金口河改变为高良河，情况大为改观。因运河全程落差20多米，需修多道闸以控制水流，故民间又称闸河。闸河建成后，成为金朝漕运主航道。遗憾的是随着蒙古崛起，金朝9年后便被迫迁都开封，又20年后灭亡。

忽必烈1260年于开平践位大汗，1264年平定阿里不哥，坐稳江山，然后决定迁都北京。在选址上，忽必烈放弃有二千年建城史的金中都故城，重起炉灶，以什刹海东岸为中轴线修建新都城——元大都，范围北至北三环外，南至长安街，东、西两边大致到二环。

1271年元大都建成并投入使用。入城当年，忽必烈即发布诏书，将“蒙古国”改为“大元”；并改“大汗”为皇帝。

1275年，忽必烈派伯颜南征，消灭南宋残余。为摸清南进水路，忽必烈于1274年派都水监郭守敬南去调研。

郭守敬沿着永济渠赴河北、河南走了一圈，然后转向山东境内考察，不仅写出考察报告，还画出了详细地图，为后来修筑鲁运河打下基础。

1276年南宋恭帝赵㬎投降；1279年陆秀夫背着南宋末帝赵昺跳海，宋灭。

当时，南来漕船抵达通州后，货物须改走陆路，十分繁琐。为解燃眉之急，需尽快修一条进京水路。最快的办法就是清理金代残留的漕渠。于是在宁玉将军主持下，修筑了东起元大都光熙门（今柳芳地铁站附近），向东直汇温榆河的运河，全长22公里，称阜通河。为防止河水过度流失，全程设置水坝七处，故又名坝河。

元初，南来漕船有两条路可选：一是走隋唐大运河，绕河南。可是该运河多段毁废。走此路不仅绕远，而且货物需在水陆间反复切换，实不可行。二是走海运。漕船从苏州太仓浏河镇（刘家港）出发，先向北入长江，再顺江入海，从东海经黄海至渤海直沽（今天津三岔口），进入北运河。海运风险虽大，但也是无奈之选。

1282年，泗汶都漕运使马之贞奏请修筑济州河：南起济宁任城鲁桥、北至东平安山镇，入济水（大清河）。马之贞7年前曾陪同郭守敬考察，故熟知地形。朝廷准奏，并派兵部尚书奥鲁赤主持。整个工程一年完工。河长150余里。

济州河完成后，使长江以北部分地区的漕运物质可以走邗沟、入淮河、入泗水、走济州河、入大清河，从山东利津入海，北上渤海，成为海运的重要补充。

1287年，寿张县尹韩仲晖上奏，建议修会通河：自安山镇向北，经聊城至临清会通镇，接通卫河。朝廷准奏，委派马之贞担任工程总指挥。此时马之贞已升任都漕运副使。工程1289年动工，6个月完成，称会通河，全长250余里，建闸31道。如此一来，从济州河过来的漕船便可继续向北，告别海运。从理论上说，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就此形成。

在海运与京杭大运河双管齐下之下，京城的坝河承运能力明显不足，成为堵点。为此，忽必烈于1291年命郭守敬再去调研。经过实地勘察研究，郭守敬提出重开北京水源、重建北京水网一揽子计划。忽必烈十分高兴，乃重置都水监一职，由郭守敬领衔（都水监岗位于1276年被裁撤，郭守敬转做天文历法）。

新水网建设包括三方面：一是引玉泉山泉水，从西直门南侧的南水门入城，沿赵登禹路流向东南，经灵境胡同西口注入太液池（包括北海、中海、南海），主要解决皇城宫苑用水问题。之后，排入金水河。二是新辟昌平白浮泉水源，吸纳沿途十几道泉水，汇于翁山泊（昆明湖），而后经南长河到达紫竹院与高梁河汇合，流向西直门水关、积水潭、沙滩、北河沿、南河沿，与金水河汇合，转向东南，经东便门入通惠河。三是重修金代闸河。河水最终从东便门流向通州潞河（元延祐三年改称白河）。自白浮泉至潞河全程82公里，落差50米，故河道全程设24道闸。1293年全线贯通。忽必烈赐名通惠河。

水是运河生命所系，珍贵无比。早期运河一般通过修筑滚水坝或堰埭来节制水流。堰埭的长短、坡度、频度须根据河流具体情况而定。而盘坝则需要大量人力畜力装卸，不仅十分烦琐辛苦，而且对船只损害较大。

除了堰埭和滚水坝，人们还大量使用闸门，南方称陡门或斗门。文献载，南朝刘宋景平年间（423-424），有人乘船过扬子斗门时落水而亡。唐时，运河上修陡门已相当普遍。

北宋初年，南来漕船在从邗沟（时称山阳渎）末口入淮时，迎面便是淮河上的一个急转弯——山阳湾，常常翻船。为解决这个问题，淮南转运副使乔维岳于984年在邗沟末端向西另开一条河，20公里后再汇入淮河，这样就避开了山阳湾。在西河上，乔维岳设计了连续两座斗门，相距五十步。两闸协调放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复闸。

42年后，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类似于交通运输部派驻仪征的港口航道办主任）陶鉴又发明了大澳。原来，在邗沟南段，长江潮涨潮落变化很大，造成运河水位不稳定。为此陶鉴提出，在长江口运河边上修建蓄水池，用以调节运河水位，称大澳。它是运河闸门的配套设施，所以这种复闸也称澳闸。后世澳闸多修于南方。通惠河使用的是普通复闸。

因元、明、清三代都城均在北京，所以通惠河完成后，北京地区的运河体系未再发生大的变化。只是明代闭关禁海，使京杭大运河地位凸显。

在元后八百年间，北京地区的城市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在政治层面，元朝重塑了华夏王朝的结构和重心。北京从一个边陲重镇，一跃成为大一统帝国的中枢。忽必烈结合游牧民族和中原文化特点，设计了兼收并蓄的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并开创了行省制度。

重构城市格局。废除愈千年的封闭里坊制，建成开放式胡同体系、“鱼骨刺”格局。南北向是主干道。主干道之间平行排布东西向胡同。胡同内每家四合院一律坐北朝南，进深70米，大门开在东南角，沿着胡同一字排开。蒙古语“胡同”意为水井。蒙古人重视水，要求胡同附近必须有水井。

重构北京水系及交通格局。此前二千年，北京主要依靠永定河水系。元朝大大拓展新水系。更重要的是运河承运能力和举国体制，使全国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绫罗绸缎、饮食起居等各方面优质物品，都通过运河源源不断运抵都城。同时以北京为中心，修筑7条主干驿道。每条干线又分出数十条支线。

经贸方面，北京不仅成为全国第一大物流、商贸和消费基地，而且成为国际化商贸都市、东亚国际商贸枢纽。丝绸之路再度兴盛，大量波斯、阿拉伯、中亚、欧洲商人、传教士聚集元大都。城内不仅允许各国商人摆摊设点，而且设立许多各具特色的商业街和居住区。并且朝廷设立市舶司管理跨境贸易。

成为全国宗教中心。

一、自1253年忽必烈在六盘山接受萨迦教主八思巴灌顶，蒙元便皈依藏传佛教，并在元大都修建大护国仁王寺（1270年兴建，在今国图一带，已毁）、大圣寿万安寺（1271年兴建，今仅存白塔）、大兴教寺（1283年兴建，西单附近，已毁）等寺庙。

二、道教原分南北两派。北方全真派真人丘处机曾奉成吉思汗诏，驻北京白云观掌管道教事务。后来忽必烈又把南方正一派道教引入京城，使京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道教中心。

三、除元朝外，其他汗国均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元朝建立后，大量穆斯林进入北京，既带来宗教，又带来大量文化成果。如天文历法、手工器物（多彩琉璃）等。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带来地球仪。回回炮亦于此时进入中原。

四、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7岁便随父辈来到中国，相传还被忽必烈派到扬州当了三年公务员。当然同时期过来的欧洲人还有不少，因为元朝在京城专为基督徒修了教堂。

元曲是中华文化一座新的艺术高峰。它是一种集文学创作、作曲、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此前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消费对象主要是文化人。而戏曲表演有声有色通俗易懂，妇孺文盲皆可接受，使文化传播的范围和深度大大拓展，推动了井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批大艺术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不但崛起于京城，而且还经常与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进行交流和切磋。

蒙元一朝，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交通、商贸、外交等各方面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达到北京的历史高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游牧民族的开放性和运河之便。

1351年，江淮地区爆发大规模红巾军起义，切断漕运，京城立即混乱，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1368年，明将徐达率军集结于临清，疏浚河道并沿运河北上，直抵通州。元军虽集结重兵，但粮草不济，已无力战斗。元顺帝见状，不得不弃城而逃。

明朝前期采取高压政策，万马齐喑。至宪、孝二朝及隆庆开关，文化乃得以发展。在文学艺术方面，《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以及汤显祖“临川四梦”等大批传世佳作如雨后春笋般问世；“公安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独领风骚；《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许多故事家喻户晓，而且文化艺术越来越走向平民化与世俗化。

在哲学思想方面，产生了王廷相、王艮、王畿、陆楫、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等众多思想家和大量具有开创性的思想成果，使中华思想文化呈现新高峰。特别是阳明心学，以心为本知行合一，影响深远。黄宗羲提出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其思想启蒙具有划时代意义。

此外明代还诞生了大量科技、工程、火器、医学、博物、百科等方面著作。

元代之前北京建筑遗存很少。仅有的几处也是多次重建。如潭柘寺重修9次。北京现存的重要历史建筑大多建于明清。如宫城、皇城、大城、天坛、先农坛、太庙、社稷坛、孔庙、地坛、日坛、月坛、十三陵等，规模宏大前无古人。清朝自康熙始兴建三山五园，持续200多年。直至清末，慈禧在行将就木之时还在修颐和园。所需优质建材奇石异木，多通过水运到达京城。

从1684年至1784年，康熙、乾隆各下江南6次，均依赖运河。特别是乾隆，不仅享尽江南珍馐美味，而且还被培养成了戏迷票友。1790年，乾隆八旬寿辰时折腾不动了，有关方面便精心组织徽戏歌舞团，由“三庆班”班主高朗亭带队，沿运河一路北上，进京祝寿。演出大获成功后，又有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等徽班陆续进京。途中，也把相关剧种传播到整个运河领域。

1855年黄河泛滥改道北流，穿过山东境内，将多段运河淤为平地。加上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爆发，京杭大运河被拦腰切断。南北水运大动脉就此瘫痪。

至民国，工业文明春风吹进神州大地，铁路、汽车、飞机陆续出现，以及海运能力迅速提升，使传统运河逐步走下神坛，越来越边缘化。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运河的交通运输作用或许难处C位，但其精神价值永存。2017年2月24日，总书记在北京通州视察时指出：“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总书记还说，“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新名片，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地标性工程，是中华文脉的重要标志。”总书记批示：“长城是凝固的历史，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一定要把大运河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