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深冬，湖南桃源县的落雪积了半尺厚，压得庭中老梅的枝桠沉沉弯下。六十八岁的罗人琮坐在自家草堂的寒灯下，指尖抚过刚完稿的《最古园集》最后一卷的纸页，正逐字校勘。窗缝钻进来的朔风卷着雪屑，掀动泛黄的稿纸，他的目光扫过页上年轻时刚劲挺拔的字迹，忽然失笑。这辈子宦海浮沉半辈子，遭过构陷，碰过多少比这冬风还刺骨的明枪暗箭，他从来没低过半分头颅。
罗人琮出身桃源本地的书香世家，父亲罗其鼎是南明福王政权的行人司行人，自小就教他“士之立身，以正为根”。他少时读书便与旁人不同，同辈人抱着四书五经，只知揣摩考官喜好以求仕进，他偏要翻《大明律》《农政全书》这类旁人眼里的“杂书”。读到史书记载的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恶行，他总狠狠在页边画下粗重的墨叉，掷笔怒道：“我若为官，必除此辈！”
明亡后时局动荡，家道中落，他跟着族人躲进深山避难，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仍不肯丢下半卷书。旁人劝他别做读书的无用功，他只淡淡回应：“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知道怎么站着做人。”
顺治十八年，四十二岁的罗人琮考中进士，被授予宁波府推官一职。宁波靠海，素来有海盗勾结地方劣绅走私的积弊，前几任推官要么同流合污分得好处，要么被地方势力联手排挤走。属吏私下提醒他“到任先拜码头，不然这官做不长”，罗人琮冷着脸回道：“我是朝廷命官，拜的是王法，不是什么地头蛇。”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调来近三年的积案卷宗，见里面压满了百姓状告乡绅强占码头、海盗劫掠商船的状纸，登时火冒三丈。当天就换了便服，带着可靠的差役去码头暗访，混在脚夫群里摸了整整半个月，把劣绅和海盗勾结的往来账目、利益链条摸得一清二楚。当地最大的劣绅张彪是布政使的远亲，听说新来的推官要动自己，特意差人送了三千两银子到罗人琮府上，传话道：“以后码头的收益，您分三成。”罗人琮看着那箱白花花的银子，当场就掀了箱子，银锭滚得满地都是，他对来人厉声道：“你回去告诉张彪，要么把吞的赃款全退给百姓，自己到衙门投案，要么我亲自去拿他，这银子我嫌脏。”张彪恼羞成怒，一边让海盗赶紧把私货转移到外岛，一边跑到布政使那里告状，反咬罗人琮滥捕良民、扰乱地方。布政使特意派人来“调解”，话里话外都暗示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卖自己个面子。罗人琮当场把官印拍在桌上：“这官我可以不做，但是这些害人的东西，我必须查到底。”他顶着上司的层层压力，连审三个月，最终把张彪和三十多名涉案的劣绅、海盗全部按律定罪，没收的赃款全部分给被侵占了土地、财物的百姓。他还牵头重新制定了码头管理规则，严禁乡绅垄断运输、欺压商户。宁波百姓都称他为“罗青天”，有人甚至偷偷把他的画像供在家里，他知道后赶紧上门劝阻：“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不值得你们这样。”
康熙六年，朝廷裁撤各路推官，罗人琮改任陕西朝邑知县。当地土地贫瘠，又常有匪患滋扰，前任知县把库房存银都挪去讨好上官了，连修城墙的钱都凑不出来。罗人琮到任第一天，就把自己的俸禄全部拿出来，又动员乡绅捐款筹钱修城墙。他还亲自带着百姓去工地搬砖夯土，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肯歇。有人劝他“你一个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何必干这些粗活”，他笑着说：“百姓能做，我怎么就做不得？我要是站在旁边看着，这城墙永远修不起来。”城墙修到一半时，土匪真的来犯，罗人琮穿着官服，握着刀站在城墙上，对城墙上的百姓高声喊道：“我今天就守在这里，土匪要进来，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百姓见知县都不惧生死，也纷纷拿起锄头、木棍跟着守城，双方僵持了三天三夜，终于把土匪打退了。后来他又在当地开办义学，免费教穷苦人家的孩子读书，鼓励百姓开垦荒地种粮，还先后奏请朝廷减免当地灾粮四千余石，处理百姓诉讼从不拖延。在任七年，朝邑黄河水患平息、蝗灾被除，甚至出现了“麦穗多歧”的丰年异象，百姓都把他视作再生父母。
在朝邑知县任上七年后，罗人琮因政绩突出，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品级不高，却有弹劾百官的权责，朋友劝他“言路凶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摇头道：“我当这个官，就是要说话的，要是都当哑巴，要御史干什么？”当时江南臬司崔维雅贪腐严重，朝野不少人都知道内情，却没人敢上奏弹劾。罗人琮偏不信这个邪，他悄悄走访多地搜集人证物证，回来就写了奏疏，把崔维雅的罪状列得清清楚楚。同僚听说后都来劝他，说这奏疏递上去，得罪了权贵，自己也得遭殃。罗人琮坦然道：“我要是怕，就不吃这碗饭了。百姓的血汗被贪官侵吞，天理难容。”奏疏递上去后，崔维雅最终被按律惩办，但罗人琮也遭到其残余势力的反噬，被免职归乡。消息传回家时，家人都唉声叹气，他反而像没事人一样，收拾好行李就动身，说“能回到家乡，也照样能为乡亲做事”。
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曾想重新起用他，他却无意再入官场，选择在家乡安度晚年。回到桃源老家后，他每天要么去田里种菜浇园，要么在草堂里读书写诗，有人来求他写文章，只要是百姓修桥铺路、办学赈灾的公益事，他马上就答应；要是本地乡绅想求他写文章攀交情、撑门面，给再多钱他也不理。县里有贪官想私下加征赋税，他知道了就带着乡老代表去衙门说理，县官早就听过他的脾性，也不敢乱来。他常对家里的子孙说：“人这一辈子，钱是带不走的，官也是带不走的，只有这一身正气，才能站得直，走得正，晚上睡觉才不会做噩梦。”
罗人琮享年九十岁，去世的时候，家里没有余财，只有满屋子的藏书和半院子开得正好的梅花。他曾任职的宁波、朝邑等地，都有百姓自发为他立牌位祭拜。他著有《最古园集》二十四卷、《紫萝山人集》流传于世，后人整理他的诗稿时，看见他写下的诗句：“生就铮铮骨，何惧雪霜寒。”这两句诗，恰恰是他一生的写照。据《桃源县志》记载，罗人琮归乡后还牵头整理了地方文献，牵头修葺了明末战乱中被毁的义仓，遇灾年便开仓放粮，救活了一县数千百姓。他留下的《最古园集》中，不仅有诗词文章，还收录了他任推官、知县期间整理的《治县十策》《折狱要则》，里面详细记载了如何核查税赋、调解民间纠纷、防范地方豪强欺压百姓的具体方法，清代中期不少地方官员都将其作为施政的参考手册，雍正年间修撰的《循吏传》也将他的事迹收录其中，成为后世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典范。他从来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也没有位极人臣的权位，这辈子遭过排挤，受过委屈，却从来没有低过头，没有认过输，该做的事他都做了，该斗的恶他都斗了，从头到尾，一身正气，无怨无悔。就像他家院子里那棵老梅，不管雪下得多大，永远都开得热烈，开得干净，就算落了满地的花瓣，也都是清香味的。
我们现在说起罗人琮，记得的从来不是他当过什么官，而是他那股不服输、不妥协的劲儿，是他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始终记得要做个好人，做个对百姓有用的人。这股浩然正气，穿越了几百年的时光，到今天还热着，还亮着，还在告诉我们：做人该站着，不该趴着；该心里装着百姓，不该只装着自己的功名利禄。他“为官必除贪、做事必利民”的准则，时至今日仍是公职人员为政修身的鲜活参照；他“读书为立身、做人守正气”的信条，更能给当下的普通人带来深刻启示——不管身处什么时代、什么岗位，守住底线、不谋私利、敢作敢当，永远是最硬的底气，也永远是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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