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黄老教导我怎样做人怎样行医
1943年春，我在二师卫生部帮助工作，军部已下令要我任三师卫生部长。适黄师长从三师来军部开会，军部离二师师部不远。
新四军饶漱石代政委本来要我去见黄师长，他不依，礼贤下士，亲自跑了十多里路来看我，欢迎我到三师去工作。
黄师长个子不大，人很瘦弱，戴深度近视眼镜，非常诚恳地和我握握手，说欢迎你到三师工作，那边的条件恐不如军部，现在大“扫荡”尚未结束，你过二个月再去。我说很好，还要买些手术器械和药品带去，黄表示完全同意。他告诉二师卫生部长宫乃泉，一切都由三师付款。宫部长说吴大夫欢喜骑马，他立刻写一电报发给三师师部，告诉他们何时来接，并选一匹好马带来。我那时已听说前任师卫生部长的一些闲话，黄师长却只字不提。到6月我就和刘德悬、丁志辉、李启宇、杨宁、朱奇等，和来接的连队，经三、四天的行军到达三师。到9九月，我爱人从上海生了小孩来到二师，黄师长又派一个连队让我亲自去二师接回。可见黄克诚同志对卫生工作和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我爱人对小孩的卫生特别讲究，不许其他人抱，对小儿饮食卫生也非常注意，群众对此有议论，而且反映到黄师长那里去。他向大家解释说:一个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女医生，自愿放弃了大城市的舒适优裕的生活，跑到我们这里来参加抗战工作，凭这个行动，就说明她是个有觉悟的爱国主义者，是真心实意来抗日救国的，是值得欢迎的。她讲究小孩卫生也是应该的，你们不应指责。此话传到我们耳中，非常感动。
师参谋长洪学智同志后来告诉我，黄师长一贯主张对知识分子要“先君子，后小人”，他反对饶漱石的“先小人，后君子”的做法。我认为黄师长是正确的，三师也是这样贯彻的，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记得文工团有些人为反对个别领导专横管理方法，而私自投奔兄弟师。当动员他们回来以后，有的人主张严办。黄师长在会上严肃批评了这些人。他说，首先应该检讨我们这些人的不是，但你们不能再胡搞。他在会上反复说明对文化人做思想工作要注意方法方式，闻者莫不欣慰和诚服。黄师长对一些开明士绅所提的意见，都尽量考虑，对他们的困难也竭力照顾。使这些人对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这些开明士绅都说黄克诚同志是真正地贯彻了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苏北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一直很好，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苏北根据地银行发行的抗币兑换值最高。
关于在敌后环境如何工作，黄老也有真知灼见，我搞了不少医学图书，曾有办一个图书馆的想法。黄师长说:“在敌后这种做法是不适合的，公开办图书馆，势必传入敌耳，有可能引出不幸结果。你可以多买些书发下去，而不要搞这件事。”我又曾有给干部普查身体的想法，黄师长说:“我不反对你们的想法，我们有些干部身体是不太好，但又要在敌后坚持工作，检查出来一些慢性病，人多也不好都照顾，不如有病就医，比较能解决问题。”他完全不是反对预防为主，而是从敌后环境实事求是的想法。当时我们也没有X光，只有一般化验，如发现有许多干部有这样或那样的又不太影响工作的病，传开来还会引出思想问题。1944年，黄师长主动提出买X光机。我考虑之后，主张不买，因为汽油困难，搬动不易，而且也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黄师长又赞成我的意见。
1944年，一位老乡腹部受枪伤，小肠多处穿孔，经我施术缝补，情况良好，尚未出院。黄师长得知后，传话说:“以往部队中此类伤甚少救活，希望治好。”我1983年到故地重游时，又见到这位老乡，我回到北京在三O一医院向黄克诚同志说起此事，他记忆犹新。他说:“自你来三师之后，开了几次大刀，患者都医活了，这些消息都传遍各旅，后来每次战斗都组织手术队到前方开刀，是一件好事，对部队鼓舞很大，医生就是要能救命，现在不妨告诉你，你的前任是内科医生，不能开刀，部队打仗伤兵多，不能开刀怎么行呢?你们夫妻二人，都受过正规训练，一人内科，一人外科，在各师中是少有的情况，部队反映很好。你来三师一年后，军部要将你转到四师(因彭雪枫师长阵亡)去，我们没有同意(当年也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表示不动为宜)。
黄师长生活上一向清廉，非常简朴，他爱人唐棣华也有很强的党性。进军东北前，黄师长的爱人和我的爱人被送到上海打埋伏，每人给一笔钱，作为生活费，都是经过师党委讨论通过的。黄老的私人品德，极为高尚，部队有缴获上交，他从不取一物，而是将东西分给有困难的人。
我写出只是一些具体事情的回忆，因为我相信许多同志都写了很好的文章。总之黄老对我的教育极其深刻，而我没有能够从他那里真正学到政治上和为人的品德，却是十分有愧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黄克诚同志永垂不朽!
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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