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今儿聊聊长征路上的一支特殊队伍。说起红军，您脑子里第一反应是什么？草鞋、斗笠、单薄的衣衫，顶多再扛一杆老套筒。可有这么一支部队，千把人，清一色的连排以上干部，人手一长一短双家伙，最扎眼的是脑袋上那顶钢盔。
在那年月，中央红军就这一支“钢盔部队”，跟今天的仪仗队差不多，往那儿一戳，精气神就不一样。这就是军委干部团，团长就是那位到哪里都笑声朗朗的陈赓。
老鸦山这一仗，是干部团在遵义战役中最露脸，也最惨烈的一战。
那时候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把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和王家烈的黔军打了个猝不及防。可吴奇伟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两个整编师两万多人，装备精良。
咱们守卫遵义城南天然屏障老鸦山和红花岗的，是红三军团的两个团。红十团守老鸦山主峰，团长是张宗逊，政委黄克诚。这二位后来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将、上将，可当时手里兵力有限，硬扛中央军的集团冲锋，打得极其艰苦。打到下午，敌人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红十团伤亡太大了，参谋长钟伟剑当场牺牲，张宗逊腿被打断，主峰阵地竟然丢了。
您要知道，老鸦山一丢，遵义城就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下，之前所有的努力可能功亏一篑。
红一军团正在迂回敌后，时间来不及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彭德怀急令干部团上。陈赓带着队伍就顶上去了。
那时候干部团的战士，那可都是宝贝疙瘩，一个普通战士在别的连队都能当排长、连长，是红军的“种子”。但没办法，到了拼命的时候，再好的种子也得撒到地里去。
陈赓没有二话，指挥干部团从正面硬冲，配合红十一团从侧翼反击。那场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想象不出来。一面是头戴钢盔、装备精良的干部团学员，一面是刚刚占了上风、气焰嚣张的中央军，两边就在那陡峭的山坡上撞在一起，喊杀声震天。
干部团的战士不光军事素质过硬，那股子精神头更足，他们都是老骨干，知道这一仗输不得。硬碰硬，几个回合下来，硬是把丢了的主峰从敌人嘴里又给掏了回来，稳住了阵脚。等到红一军团迂回到位，吴奇伟的指挥部差点被端掉，敌人全线崩溃。这一仗，打出了干部团的名声，可代价也不小，光连长就牺牲了三个，百十号精心培养的干部血洒老鸦山。
说起这干部团的来历，那可真是不一般。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把苏区的几所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一合并，就成了这个干部团。
说白了，这就是一所“流动的军校”。别人长征是走路、突围，他们除了这两样，还得利用一切歇脚的工夫教学。今儿讨论个伏击战例，明儿研究下渡河要点。教员里头更是藏龙卧虎，您比方说“上干队”的军事指挥科科长周士第，黄埔一期毕业，北伐时就是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政治科科长苏进，正经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员里头，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我军的中高级指挥员。
这支部队是党中央和军委的“御林军”，负责核心机关的警卫，平时舍不得用，但每到最关键、最要命的关头，准得把他们顶上去。
强渡乌江，是干部团工兵连在水流湍急的江面上架起浮桥；土城战役最危险的时候，是干部团把冲到了军委指挥部前沿的川军硬生生给压了回去；抢占皎平渡，又是干部团一天奔袭近两百里，不费一枪一弹先夺了船，又拼死拿下了通安州，为全军渡江杀开了一条血路。
可以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那些最凶险的节点，都有干部团的身影，他们就像是一剂救命的猛药，药性烈，副作用大，但关键时刻能起死回生。
更让人感慨的是，这支部队就像一个熔炉，也像一颗种子。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干部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人员分散到了各支部队和后来的红军大学。
但您回过头再看，从这千把人里头，走出了多少人物？陈赓自不必说，后来的大将。政委宋任穷，上将。曾经的四营营长韦国清，开国上将，后来还当过总政治部主任。“上干队”队长萧劲光，更是鼎鼎大名的大将。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宗逊、黄克诚，包括那些在干部团担任过教员的宋时轮、郭化若等人，后来都是我军响当当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整个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谱系里，干部团都是一条重要的根脉。
咱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看个热闹。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干部团的道理在哪儿？我觉得就在于“种子”二字。在最艰难、最看不到希望的长征路上，我们的队伍依然舍不得放下培养人才的火种，舍不得丢弃这所学校。这种对干部、对知识的尊重，这种“留得青山在”的远见，比起一两场战斗的胜负，可能更加宝贵。那顶钢盔，护住的不光是战士的头颅，护住的更是一支军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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