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的各类书籍，我看了不下十几种，从诸多方面展开对当时正面战场的描述。当然有优有劣，表述自然也粗精不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部《一寸河山一寸血》，写得相当客观和全面。当然还有台湾的一些书籍，从不同角度描写抗战，也颇多可取之处。但这些书都强调艰苦卓绝的一面，记录抗战十四年之不易、中日双方实力对比之悬殊、二十二次会战之艰难——一路退一路打，苦苦支撑，不免让人掩卷长叹，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国家孱弱。一直到三次长沙会战，才算是看到了扬眉吐气的一面。薛岳在湖南的丘陵地带布下天罗地网，让小鬼子损兵折将、狼狈逃窜，终于在战局上稳定下来。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于此时达到了顶峰。
美国人也因此产生了误判，以为蒋介石在中国有足够威望，一言九鼎，其权力和权威达到顶峰，甚至以为只要给中国足够的援助，把中国军队装备得和美军一样，仅凭中国一国就能打败日本，无需美军介入。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这真的是美国人对中国缺乏真正的了解。抗战时期，蒋介石统治之脆弱、经济基础之恶化，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如果不是日本人自己作死偷袭珍珠港、迫使美国人亲自下场，中国独自打赢这场战争，不知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今天我就选取“蒋介石统治之脆弱性”这一角度，聊聊中国抗战胜利的来之不易。
大家都知道，蒋是通过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国民党才在表面上形成了统一的局面。关于他和张学良之间的讨价还价、勾心斗角，限于篇幅不容细讲——有许多电报往来，读来也非常狗血，真如菜市场讨价还价一般。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当上了二把手，国民党实力大增，对其他地方实力派造成了极大威慑，但他们真心拥护蒋吗？蒋能完全控制他们吗？完全不能。
蒋能对他们形成威慑的，就是他的黄埔系中央军。北伐胜利后，这种力量对比达到了巅峰，中央军拉出来和任何一家地方实力派单打，基本都能形成碾压之势——这也正是这些小军阀在明面上不敢和蒋直接翻脸的原因。蒋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对这些地方实力派用的他最拿手的手段：分化收买、派中央军进入等等。所以地方军阀们最怕的，就是中央军开进他们的地盘。
经济上，当时蒋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江南诸省——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全国六七成的财富税负都来自这几个省，所以他也有绝对优势，对其他小诸侯形成压力。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拼凑起来的瓷花瓶，表面上完整无缺，实际上四分五裂，轻轻一碰就可能碎成一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在很短时间内，中国就丧失了最富庶的广大地区，只剩下贫瘠的西部省份。最精锐的部队也在淞沪和南京保卫战中损失殆尽。就拿他最精锐的种子部队中央教导总队来说——全副德式装备，从军官到士兵都是德国教官悉心训练出来的黄埔精锐，本是准备将来分散到各部队、作为样板来充实全军的。在淞沪战场最吃紧的时候拉上去，消耗大半；补充新兵后，又在南京保卫战中作为中坚力量，最终消耗殆尽，连番号都被取消。可以说他手中的“底牌”中央军，在抗战初期便一把输光了。
这样一来，他和地方实力派的实力对比完全逆转，回到了1928年之前的水平，根本没有威慑力，无法对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形成压倒性优势了。那么他又是如何统摄全局抗战的呢？这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处境。
他个人威望很高，但国家制度权威严重不足。表面上是一国领袖，实际国家机器高度脆弱——军队和政府中派系林立，国民党内部也是四分五裂。他能依靠的不是刚性法律和官僚制度的法定权威，而是个人威望、人情和利益交换。所以他实质上不是一个现代化政府的领袖，而是有着社会上“拜码头、认大哥”那种江湖色彩的组织者。中央对地方的治理能力也极差，战时征粮、征兵、税收、人事都要大量依靠地方士绅和旧官吏，于是腐败和贪腐无处不在，这也是中央政府声誉严重受损的最大原因。
他不是不想独裁，他是做不到。这也是他后来高度依赖美国的原因——他办一件事，不是制度帮他办成，而是看他能不能摆平各方人物和相关利益。所以战后国民党的腐败，不是管理问题，而是因为它的触角根本伸不到基层社会，面对贪腐他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不是现代国家的制度化管理模式，而是一个封建式的、依赖个人声望的社会组织。这就是真正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真实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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