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当徐晚吟说出“网上买错了”五个字时,我正在擦手上的水渍,那条深灰色的男士平角内裤就搭在脏衣篓边缘,像一尾搁浅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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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期天下午三点四十分,阳光从浴室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在瓷砖地上切出整整齐齐的明暗条纹。

我蹲在浴缸边捞堵住地漏的头发,徐晚吟的头发很长,栗棕色,带着她上周刚换的洗发水味儿。物业昨天贴了通知说今天下午清洗水箱,我怕停水前没把该洗的洗完,就提前把脏衣篓里的衣服分类。袜子归袜子,内衣归内衣,这个家五年来一直这么井井有条。

我的手指碰到那团深灰色布料时,还以为是自己的旧内裤。但很快我意识到不是。尺码不对,款式不对,腰间的松紧带还带着我没有买过的品牌织标。

我把它拎起来。

一条男士平角内裤,XL码,深灰色,裤脚有轻微磨损,穿过不止一次,洗过也不止一次。

我的腰围三十一,穿L码。这条显然是XL。

浴室门半掩着,客厅里徐晚吟正在接电话,是她公司同事打来的,我听见她说“那份方案周一再说”。她声音不大,带着工作场合惯有的克制。挂断后她趿拉着拖鞋走过来,站在浴室门口问:“单屿,今晚想吃什么?冰箱里有昨天剩的半只鸡。”

我举着那条内裤转身看她。她的目光落在我手上,只有一秒,也许半秒,然后她靠在门框上,表情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哦,这个啊,网上买错了。上周凑满减,尺码看岔了。”

“你买的男款?”

“凑单嘛,退起来麻烦,就没退。”她转身往客厅走,声音轻飘飘地传回来,“扔了吧。”

我把内裤放回脏衣篓,拧开水龙头洗手,水流冲了很长时间。镜子里我的脸没什么表情,可手背上那根筋在跳。

我跟徐晚吟结婚五年。我们是大学同学,她学法,我学金融,毕业第三年结的婚。那时候我刚开始做私募,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非诉业务,两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但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哪怕只说一句“我到家了”。

现在我想不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通话变成“今晚不回来吃”“知道了”“嗯”。

我关掉水龙头,擦干手,走到客厅。徐晚吟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茶几上放着她刚拆的快递盒,是件真丝睡衣,香槟色,和她平时穿的风格不太一样。

“多大码?”我问。

她抬头,眼神里有一丝被打断的不耐烦:“什么多大码?”

睡衣。”

“L码,怎么了?”

“你以前都穿M。”

她放下手机,看了我一眼:“单屿,我最近可能胖了点。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笑笑,“就是随便问问。”

她没再接话,低头继续看手机。我注意到她手机屏幕朝她那边倾斜,这是我的习惯,也是她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连屏幕都背对彼此。

那天晚饭吃的是剩鸡。鸡肉有点柴,我嚼了很久。徐晚吟坐我对面,筷子在盘子里挑挑拣拣,最后只吃了几块土豆。她手机放在桌边,隔几分钟亮一下,她瞥一眼,不点开。

“最近工作忙吗?”我问。

“还行,老样子。”

“上次你说你们组新接了个房地产项目,进展怎么样?”

“就那样,尽调阶段。”

“那个开发商是不是姓周?周什么来着?”

徐晚吟的筷子顿了一下。很短,短到如果不是我一直在看她根本发现不了。

“周沛权。”她说,“你记性倒好。”

“听你提过几次。”

她没再说话,起身把碗放进水槽。水声哗哗响,夹杂着碗筷碰撞的声音。我看着她的背影,她今天穿了件米白色的针织开衫,衬得腰很细。那个XL码的内裤,如果穿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个人的腰应该比她宽不少。

手机又亮了。她擦完手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嘴角有个极其细微的弧度,然后她往卧室走,说:“我先洗澡。”

“徐晚吟。”我叫她全名。

她回头:“嗯?”

“你手机密码是不是换了?”

她站在卧室门口,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然后她笑了:“没换啊,还是我生日。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今天买菜的时候手机没电了,想用你手机查个东西,输你生日打不开。”

这是假话。我手机今天一整天都是满电。但我需要听她怎么回。

“可能你记错了吧。”她说得很自然,“我密码改成身份证后六位了,上个月银行APP升级,说六位数生日不安全。”

“哦。”

她关上了卧室门。

我坐回沙发上,把电视打开。正在播新闻,某地房价调控政策出台,某公司IPO过会。我盯着屏幕,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徐晚吟从不在小事上说谎。一个能在十分钟内拆穿对手全部漏洞的女律师,如果不小心说出一个谎,一定会圆得漂亮。但刚才她说“可能你记错了吧”的时候,没有看我。

那天晚上她背对着我睡。手机放在她那边的床头柜上,屏幕朝下。我躺了一会儿,听见她的呼吸慢慢变轻,变均匀。我伸手拿过她的手机,用身份证后六位试了一下,开了。

微信置顶是她的工作群,往下翻,有一个备注叫“周总”的对话框。我点进去,聊天记录干干净净,只有一条:“下周尽调时间改周二上午。”我关掉微信,查了她的美团订单。三月份有两笔同一家日料的记录,双人套餐。那家日料在国贸,我去过,人均消费不低。但更让我在意的是下面那笔闪送记录,收件地址是我们家,时间是一个月前的周四。

那天我在上海出差。

我放下手机,翻身平躺,盯着天花板。窗外有车灯扫过来,光影在墙上滑过去又消失。我数了数,结婚五年,徐晚吟加班的天数加起来大概有四个月。四个月,足够发生很多事。

第二天早上她出门时,我看到她手腕上戴了条新表。卡地亚蓝气球,以前没见她戴过。

“新表?”我坐在餐桌边剥鸡蛋。

“哦,上周买的,A货。”她弯腰换鞋,不看我的眼睛,“朋友圈有人在卖,看着好看随便买的。”

那个卖A货的朋友,从来没在她朋友圈出现过。

我咬了一口鸡蛋,很香。咽下去之后我给做律师的朋友打了电话,问他办理离婚财产分割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朋友在电话那头愣了很久,说:“单屿,你跟徐晚吟不是挺好的吗?”

“是啊。”我说,“我也以为。”

2

挂掉电话之后我坐了很久。咖啡机在厨房发出轻微的嗡鸣,桌上剩着徐晚吟没喝完的半杯牛奶。她今天早上走得急,连被子都没收。

我打开手机银行,把我们家的资产盘了一遍。婚后我买的基金和股票,加起来大概有两百多万;一套按揭房,两年前换的,首付我出了百分之七十,贷款也是我在还;另外还有辆宝马五系,写的她的名字。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正在筹备的私募公司,目前还在验资阶段,验资的钱大部分是我从婚前财产里拆出来的。这笔钱如果现在不处理好,离婚的时候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财产。我打了个电话给财务顾问,把事情说清楚,对方沉默几秒,说:“单总,这个时间节点比较敏感,我建议你先把股权架构做调整,用有限合伙的方式把个人财产隔离开。”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扣在桌面上。窗外有只鸟停在空调外机上,歪着脑袋往屋里看。我看了它一会儿,它飞走了。

徐晚吟中午给我发微信,说晚上可能加班,不回来吃。

我回了个“好”。就这一个字,我删了又打,打了又删,最后发出去的时候觉得手指头有点僵。

下午我去了趟银行,办了张新卡,把几张卡上的钱归集过去。然后又去了趟房管局,问了一下过户需要的材料。房管局的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买卖,我说不是,是朋友想了解一下夫妻共同财产怎么处理。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同情,说:“要签字的话,建议先做公证。”

我点头。站在房管局门口抽烟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是周沛权打来的。我没有他的号码,但来电显示清清楚楚写着他的名字。

“单总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稳,带着中年男人特有的从容,“我是周沛权,晚吟的甲方,之前一直听她提你。有空吗?出来喝杯茶?”

我吐出一口烟:“周总找我有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就是最近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跟金融这块沾点边,想找你聊聊合作。”

我笑了笑。周沛权,四十五岁,做房地产开发起家,手里握着一家净资产过十亿的公司。这样的人不会无缘无故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私募经理喝茶,除非他对我老婆的事有点心虚,想来探探我的态度。

“行。”我说,“您定地方。”

我们在国贸旁边一家茶楼见面。周沛权比我想象中显得年轻,穿着藏青色的西装,没打领带,笑起来眼角的褶子很斯文。他给我斟茶,说:“早就想认识单总了,晚吟总说你忙,不好意思打扰。”

“周总客气。”我端起茶杯闻了闻,没喝,“晚吟也常提您,说您是特别开明的合作伙伴。”

“是吗?”他笑了,“她真的这么说?”

“她说的不算,我看您也是个明白人。”

他的笑容有一瞬间的僵硬,但很快恢复过来。我注意到他手腕上戴着块表,卡地亚蓝气球,和徐晚吟那块一模一样,只不过他这块应该是真货。

“单总今天找我,应该不只是喝茶吧?”周沛权把茶杯放下,后背靠进椅子里。

“是周总找的我。”

“对,是我找的单总。”他点了点头,“说句实话吧,我跟晚吟除了工作关系之外,也是很好的朋友。她最近状态不太好,工作压力大,人也瘦了不少。我劝她休息,她总说没事。单总要是方便,多关心关心她。”

我看着他,把茶杯转了个方向:“周总对工作伙伴都这么上心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有分寸:“那倒也不是。晚吟跟了我三年,从她还是个小助理的时候就是我甲方,这么多年下来,多少有点交情。”

“三年。”我重复了一遍。

“对,三年。”

我们在茶楼门口分开时,周沛权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单总年轻有为,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

我站在路边看他上了辆黑色奔驰。车窗摇下来,他冲我挥了挥手,笑容很真诚。真诚到让我觉得,他根本没把我当回事。

徐晚吟那天晚上确实加班到十点多才回来。她进门时我正坐在客厅看球赛,茶几上摆着一杯凉透的茶。

“还没睡?”她换鞋时问。

“等你。”

“不用等我,以后我回来晚你就先睡。”她走过来,把包扔在沙发上。那个包是爱马仕的,深蓝色,比我们厨房那台冰箱还贵。我半个月前问过她,她说跟同事拼的A货。

“周沛权今天找我了。”我说。

徐晚吟正在解围巾的动作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她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里。

“他找你干什么?”

“谈合作。”我顿了顿,“还让我多关心你。”

她没说话,继续解围巾,动作比刚才慢了许多。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别跟他走太近,那个人不简单。”

“我看起来很简单吗?”我笑着反问。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闪,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当然不简单。”

那天晚上我睡在客房。理由很充分,第二天要早起跑步,怕吵到她。她没说什么,一个人回了主卧。

半夜我起来喝水,经过主卧门口,听见里面有极轻的说话声。我站了一会儿,听不清内容,只听见她笑了两声,很短促,像被什么东西逗乐了。那笑声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至少不是对我。

我站在黑暗中,手里的水杯冰凉。窗外的月亮很亮,在走廊地板上投下一块银白色的光。我想起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也会半夜窝在被子里看手机,然后突然笑出声来。那时候我会凑过去问她笑什么,她会把手机塞给我看,说“这个猫好傻”。

现在她笑了,但不会再把手机塞给我了。

3

接下来一周,我开始了所有准备。公司股权做了调整,新注册了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把我名下的股份转让过去。房产方面,我找评估公司做了评估,又去咨询了律师。律师问我有没有决定离,我说没有,但事情要走在前面。他看了我一眼,说:“单总,你是做金融的,应该比我明白,感情到最后都是数字。”

我说:“数字比人好懂。”

徐晚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有天晚上她突然问我:“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总见你翻手机。”

“没有,工作上的事。”

“你的私募公司筹备得怎么样了?”

“验资快结束了,下个月应该能挂牌。”

她点点头,没再追问。她最近回家越来越晚,有时候到凌晨才回来。我不问,她也不说。我们像住同一个屋檐下的两株植物,各自生长,根系早已不再相连。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夜。

那天晚上九点多,她打电话回来说要加班,可能通宵。我挂了电话之后,在书房看文件。雨下得很大,雨点砸在窗户上,像有人在朝玻璃扔石子。

十一点多的时候,我收到一条微信,是徐晚吟发来的:“帮我收个快递,放门口了。”

我起身去门口,果然看到玄关处放着一个小纸箱。是国际快递,上面的英文标签显示从法国寄出。我拿起来,很轻。出于某种直觉,我没有直接放到她屋里,而是回到了书房。

我用刀片划开胶带。里面是一个小盒子,深蓝色丝绒,印着某珠宝品牌的标志。我打开,里面是一条锁骨链,铂金底座,缀着一颗很小的钻石。盒子里没有发票,也没有卡片,但有一张海关申报单,上面的申报人是周沛权。

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盯着那条项链看了很长时间。雨还在下,窗外的世界朦胧一片。我想起五年前结婚的时候,徐晚吟对我说过,她不喜欢钻石,太张扬。我送她一枚素圈戒指,她戴着正好。现在那条锁骨链躺在深蓝色丝绒上,小巧精致,一看就知道是谁挑的——周沛权喜欢这种调调,我见他戴过一枚类似款式的胸针。

我把项链放回盒子里,把盒子塞进快递箱,重新封好,放到她卧室门口。

第二天早上她回来的时候,眼圈发青,脸上没什么血色。她看到门口的快递箱,弯腰拿起来,说:“你帮我收了?”

“嗯。”

她没拆箱,直接塞进了衣柜顶层。自始至终,她没有看我一眼。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累,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忙进忙出的背影,想的是:徐晚吟,你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我们的婚姻当成了一个放杂物的抽屉,什么都往里面塞,却从不打开看一眼。

我决定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周末,我订了那家国贸的日料店。她爱吃刺身,我知道。我发微信给她:“周六晚上六点半,老地方,一起吃个饭。”

隔了二十分钟,她回:“好。”

周六晚上,我提前到了。日料店不大,灯光很暗,每张桌子都隔着一道竹帘。我选了靠窗的位置,从六点二十等到七点,她没来。我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七点十五分,她回了条语音。我点开,她的声音很小,带着刻意压低的颤抖:“单屿,我这边出事了,晚点跟你说。”

我攥着手机坐在那里,面前的餐具摆得整整齐齐。服务生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先上菜,我说不用。我起身结账,走出日料店。外面下起了雨,和那晚一样大。我站在屋檐下,拨了她的电话,还是没人接。

一个小时后,她回家了。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妆花了一半。她看到我坐在客厅里,显然吓了一跳。

“你还没睡?”

“等你解释。”我说,“出了什么事?”

她站在玄关处,雨水顺着她的小腿滴到地板上。她嘴唇动了动,说:“周沛权他老婆来了公司,闹了一场。”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红,像是哭过,又像是被雨水腌的。她的手指紧紧抓着挎包带子,指节泛白。

“他老婆为什么来公司闹?”

徐晚吟没有回答。她慢慢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蜷缩成一团的样子。客厅里很安静,只有雨声从外面传进来,像无数细小的针尖扎在玻璃上。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眼睛已经肿了。她张开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挤出一句:“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蹲下,和她的视线平齐。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徐晚吟,我想的,是哪样?”

她的眼泪流下来,混着雨水,在下巴上悬了一下,然后滴下来。她没有再说话。我起身回了书房,关上门,背抵在门板上站了很久。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周沛权发来的消息:“单总,今天晚吟受了点委屈,你多担待。有些事现在不方便说,改天当面聊。”

我盯着那条消息,突然笑了出来。笑完之后,我把手机扔到桌上。有些事现在不方便说——是的,我当然会给你机会说。只不过等你说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了。

4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阳光很薄,像一层透明的纱铺在地面上。我起得很早,在阳台抽了根烟。烟灰落下去,被风吹散。徐晚吟还在睡,昨晚她把客房的被子抱到了客厅沙发上,就那么歪着睡了一夜。

我没有叫醒她。出门的时候,我拿走了车钥匙,车没有开去公司,而是去了城南一家信托机构。周沛权公司有笔信托计划正在走流程,托管方是那家机构。我要了一点内部资料,不多,但足够看出些东西。周沛权的公司去年现金流已经吃紧,他最近频繁抛售资产回笼资金,表面风光,内里已经见了底。

我把这些信息消化了一遍。徐晚吟知不知道这些?以她的职业敏感度,应该早就看出了端倪。但她还是选择靠近他,是感情还是利益?或者两者兼有。

中午的时候,她给我发微信:“你在哪?”

“外面。”

“我们谈谈。”

“好。”

我约她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她来的时候换了一件白色衬衫,素面朝天,但涂了口红。她坐下后没点喝的,直接说:“单屿,我想跟你说实话。”

“洗耳恭听。”

“我跟周沛权,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她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他是我的甲方,我们走得比较近。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假,但事实就是这样。他帮过我,工作上也一直给我机会。我承认我跟他有一些超出工作范畴的交往,但没有到那一步。”

我看着她,端起咖啡抿了一口,放下,问:“那一步,是哪一步?”

她的脸色白了一瞬:“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

“我是在认真问你。”我说,“你觉得我们之间,还缺哪一步没到?是那条内裤,还是那条项链,还是你手机里定时清空的聊天记录?”

她愣住了,眼睛睁大,像被什么东西击中。过了好一会儿,她低声说:“你查我手机了。”

“对。”

“单屿,你——”

“我什么?”我打断她,“徐晚吟,你每周三晚上说加班,我去你公司楼下等过你。你从周沛权的车上下来的,他帮你拉开车门,你笑着跟他说再见。那天晚上你回到家,说累坏了,连饭都不想吃。我没有问,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等你主动说。可你选择了隐瞒。现在你跟我讲‘不是我想的那种关系’,你告诉我,我应该想什么?”

她的嘴唇在抖。咖啡馆里的人不多,背景音乐放着一首很轻的钢琴曲。我们之间的沉默像一块玻璃,越来越厚。

“我跟他确实没有肉体关系。”她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强撑的镇定,“如果这就是你想知道的。”

“所以呢?”我笑了笑,“没有肉体关系,所以其他的都可以算了?他给你送项链,你戴着他的同款表,你手机里全是他的消息——这些都不算背叛吗?”

她猛地抬头:“单屿,你说话别这么难听!”

“那你教教我,应该怎么说。”我盯着她,语气平静得可怕,“一个女人在婚姻里,对自己的丈夫完全封闭,却对一个外人敞开心扉,这叫精神出轨。对不对?”

她没有说话,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我看着她,发现自己心里竟然没有多少波澜。也许从那条内裤开始,我就已经把情绪用尽了。

“徐晚吟,我不是没有底线。”我说,“我的底线就是你。可你亲手把它踩断了。”

我起身准备离开。她拽住我的袖口,问:“你要去哪?”

“回家拿东西。”我抽回手,“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她看着我,眼泪还挂在睫毛上。最后她说:“好,我等你。”

我没有回头。

回到家之后,我开始收拾行李。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我父母留下的老照片。徐晚吟回来的时候,我正站在阳台上抽烟。她看见行李箱,脸色变了。

“你要搬出去?”

“先住公司那边。”我把烟掐灭,“这样对彼此都方便。”

“单屿,我不离婚。”她的声音忽然硬了起来,像是终于撕掉了那层温吞的皮,“我不同意。”

我转头看着她,笑了一下:“你不同意什么?”

“离婚。”她上前两步,仰起脸看我,“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有情绪可以,但你要是因为一条内裤就要离婚,我不接受。”

我沉默了一会儿,从手机里翻出那张聊天记录截图。是徐晚吟发给周沛权的:“他走了。今晚能不能见面?”

发送时间,是我们结婚纪念日的第二天。那天我一早飞去杭州出差,她发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还在机场候机。

“这个呢?”我把手机递过去,“你打算怎么解释?”

徐晚吟的脸色瞬间惨白。她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还有,”我收回手机,看着她的眼睛,“结婚纪念日那天晚上十一点,你在京东下单了一条男士内裤,收件人是你自己。地址是我们家。徐晚吟,你觉得一个正常女人会在纪念日晚上给自己的丈夫买错尺码的内裤吗?而且还是XL码——你连我穿什么尺码都不记得了吗?”

她的肩膀微微发抖。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运转的嗡鸣声。

“我从来都没穿过XL码。”我的声音很轻,“那条内裤不是买给我的。是不是?”

她没有否认。

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从她身边走过。走到门口时,我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徐晚吟,你记住了。不是我要离婚。是你亲手把我推开的。”

门在身后关上的瞬间,我听到她哭了。那哭声很压抑,像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我没有停步,一直走到电梯口,按下了按钮。

电梯门打开时,里面站着一个男人。是周沛权。他穿着件深色大衣,手里提着两杯咖啡。看到我,他明显愣了一下。

“单总,这么巧。”

我笑了笑:“确实巧。您这是来找晚吟?”

他的笑容有些僵硬,往我身后的方向看了一眼,说:“路过,给她送杯咖啡。”

“周总费心了。”我往前迈了一步,与他并排站在电梯口。电梯门还开着,像一张等着吞人的嘴。

“单屿。”他突然压低声音,“我跟晚吟之间真没什么,你信我这一回。”

我转头看他,他的眼睛很黑,里面透着一丝藏不住的焦虑。我看了他两秒,然后说:“周沛权,你跟她的事,不用跟我说。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你公司那笔信托,最好换个托管方。有些人,你惹不起。”

说完我踏进电梯,按了一楼的按钮。电梯门缓缓合上,我看见周沛权站在门外,脸色一点点变了。

那天晚上我住在公司旁边的酒店。洗完澡出来,手机里有十几个未接来电,全是徐晚吟的。还有一条短信:“单屿,对不起。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没有回。我站在窗边,点了一根烟。楼下车流如织,灯火把黑夜烫出密密麻麻的洞。我想起五年前婚礼上她说的那句话:“单屿,我会对你好的。”

她大概也忘了。

5

一个月后,我把离婚协议寄到了徐晚吟的事务所。她收到后给我打了个电话。那头她声音很冷,像是把情绪冻起来了:“你转移了公司股权?”

“对。”

“那套房子呢?”

“你签了协议之后,我会把属于你的份额折价给你。”

她沉默了一会儿:“单屿,我们非要这样吗?你连见一面都不肯,就急着把财产分清楚。”

“我以为你很清楚我们没别的路可走。”

“我不清楚。”她的声音忽然拔高,“单屿,五年了,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跟你在一起图过你的钱吗?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我靠在车窗边,看着公司楼下的车流。天很蓝,云很少,是个好天气。我笑了笑:“徐晚吟,是你先不要我的。现在反倒成了我对不起你。”

她在电话那头喘着气,像是在强忍情绪:“好,那我们见面谈。法院会通知时间。”

“可以。”我说,“我等你。”

挂了电话之后,我把手机扔在副驾驶上。手心全是汗。我闭上眼,想起那条深灰色内裤,想起她蹲在地上哭的样子,想起周沛权站在电梯口的表情。这些画面混在一起,像被水泡过的报纸,字迹模糊不清。

离婚诉讼很快立案。开庭那天,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我和徐晚吟在法庭门外碰了面。她瘦了很多,下巴尖了,眼睛下面有一圈淡淡的青色。她看着我,目光里有委屈,有愤怒,还有一些我读不出来的东西。

“你瘦了。”她说。

“你也一样。”

我们没再说话。法庭上,她的律师主张财产对半分割,同时以我擅自转移股权为由,请求法院判定转让无效。我的律师早已准备好材料,证明股权转让发生在我提出离婚之前,且公司尚未完成验资,属于婚前个人财产,不构成共同财产。

法庭上争论很激烈。我坐在那里,听着律师们用冰冷的法律语言剖析我们五年婚姻里的每一笔钱、每一套房、每一张卡。旁听席上坐着徐晚吟的父母,她母亲一直在擦眼泪,她父亲脸色铁青。

我忽然觉得很荒谬。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最后在法庭上变成了一摞摞纸质材料,被法官翻来翻去。感情值多少钱?感情什么都不值。它只存在于两个人愿意相信的时候,一旦有人松手,它就碎成粉末,连法庭都不收。

最终法院判决,房产按照出资比例分割,车辆归徐晚吟,存款中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我依法支付给徐晚吟一笔补偿金。股权因为证据充分,判定为我个人财产。徐晚吟当庭没有表态,但她走出法庭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她父亲走到我面前,嘴唇哆嗦着,最后只说了一句:“小单,你这个孩子心太狠了。”

我没有反驳。

徐晚吟最后找到我,是在法院旁边的巷子里。她妆已经花了,声音却出奇地平静:“单屿,这五年,你有没有爱过我?”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那么好看,像我们初识的那个秋天。校园里的银杏叶落了一地,她穿着件卡其色风衣,骑车从我旁边经过,风吹起她的围巾。我追了她两条街,才鼓起勇气要了她的电话。

“爱过。”我说,“到昨天晚上为止。”

她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在脸颊上画出两道细细的线。过了很久,她睁开眼,说:“我知道了。”

然后她转身走了。背影很瘦,脚步很稳。她的高跟鞋在巷子里的石板路上敲出清脆的声响,一下一下,像倒计时。

我站在原地,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巷口。天终于下起了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无数根绣花针同时扎下来。我没有躲,就那么站着。雨落在身上,凉凉的,带着秋天特有的萧瑟。

三个月后,我听说周沛权的公司破产了。徐晚吟从律师事务所辞了职,去了外地。她没有再联系我。我也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掉了,只留下一个空壳般的习惯:每年深秋,银杏叶落尽的时候,我会去那家咖啡馆坐坐,点一杯她最不喜欢的苦咖啡,一口不喝,放到凉透。

又过了一年,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沈之遥,做图书编辑,性格很好,说话慢吞吞的。我们处得不错,有时候周末一起做饭。她说我做饭特别咸,像把半包盐都倒进去了。我笑着说,因为以前有个人总说我做饭没味道。

沈之遥就看着我,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单屿,你心里有个洞。”

我没否认。

有些洞,一辈子都补不上。你只能绕着它走,假装它不存在。可每到深夜,风从洞里穿过,发出“呜呜”的声音。你就知道,它一直都在。

徐晚吟去外地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有次出差去杭州,在高铁上看到一个背影很像她的人。那个女人靠窗坐着,低着头玩手机,头发披下来挡住半张脸。我站了一会儿,终究没有上前。

也许是我认错了。也许是我不想再和过去有任何交集。但我必须承认,在那一瞬间,我的喉咙紧了一下。

窗外的银杏树飞速向后掠过,像时光倒流。我想起我们第一次约会,在校园里那条银杏道上走了三个来回。她说:“单屿,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说:“做投资,赚很多钱,然后给你买个大房子。”

她就笑,说:“不要大房子,只要晚上我加班回来时,家里有盏灯亮着就行。”

后来我买了房子,也给她留了灯。只是那盏灯从某一天开始,再也没有等到她回来。

列车继续往前开。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把脸转向车窗。没有人看见我的表情。也许连我自己也看不清。

故事总有结束的时候。可有些结局,早在很久以前就写好了。我们只是花了五年时间,才一页一页翻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