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过朱德晚年留下的影像，九十岁的年纪，依旧精神矍铄，日常还坚持活动锻炼，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作息十分规律，所有人都觉得，以他的身体底子，还能继续为国家做很多事情，谁也没有料到，会走得那样突然。
早年间戎马半生，爬雪山过草地，历经无数次战火，朱德身上落下不少旧毛病，到了晚年，有糖尿病、心血管方面的基础问题，但平日里养护得当，状态一直还算稳定。进入七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大小事务繁多，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依旧承担大量外事、政务工作，很多人劝他多休养，他总说国家的事情不能耽误，能扛就一定要扛下来。
1976年6月21日，安排好了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的外事活动。当天朱德起床的时候，身体已经有一点不舒服，家里人和保健人员都劝他，实在不行就申请换别的同志代为出席。朱德没有同意，在他心里，这是党交代下来的正式外事任务，不能因为自己身体不适就随意推脱，坚持要亲自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见。
到了大会堂之后，外宾的行程临时推迟，消息却没有及时传递过来，朱德只能待在冷气开得很低的会客厅等候。外面正是盛夏，室内室外温差很大，老人家就在低温的房间里干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等到外宾终于到场，他依旧强撑着完成全部会见流程，脸上看不出异样，可回到家中，立刻就发起高烧，确诊患上了重感冒。
这段经过，在保健医生顾英奇的医疗记录，以及家人朱和平、康克清的回忆资料中都有记载。最开始大家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好好休养几天就能恢复。可毕竟已经九十岁高龄，加上本身就有多种老年基础病，感冒没有好转，很快引发肺部感染，紧接着肠胃、肾脏接连出现并发症，病情急转直下。6月26日，朱德被送入北京医院接受救治，住进医院之后，他心里惦记的依旧是手上的工作，还向医护人员询问，下午递交国书的外事活动自己还能不能参加，直到秘书告诉他相关工作已经另行安排，他才肯作罢。
朱德一辈子都是这个性子，战争年代不顾生死冲在前线，和平年代，年纪大了也从来不肯搞特殊待遇，家里子女也被严格要求，不能靠着长辈的身份谋求便利，要和普通人一样自力更生。女儿朱敏在北师大当普通教师，女婿刘铮自己在外事系统工作，身边很多同事，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是朱德的家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身边不少老友相继离去，朱德心里承受了很多精神上的重压，但是对外，从来不会表露自己的疲惫，只要组织需要，就会义无反顾站出来。外人看到的，是镜头里面容沉稳的总司令，只有身边至亲才清楚，很多光鲜场面背后，是老人咬牙硬撑的现实。
这件事流传开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有着不一样的讨论。有人觉得，当时完全可以把外事任务推掉，好好休养，或许就不会酿成这样的悲剧。可也有人理解，那一代从战火走过来的老一辈革命者，早已把奉献刻进骨子里，在他们的价值排序里面，家国责任永远排在个人安危的前面。时过境迁，我们回看这段往事，很难简单用对错去评判，只能真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那份沉甸甸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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