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25日，江西崇义县思顺一带，红四军二十八团参谋长王尔琢带着部队追赶叛逃人员。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追击并非普通的军事行动，而会成为井冈山时期最令人痛惜的一幕。
王尔琢不是只会冲锋陷阵的武将。他既能带兵打仗，也熟悉参谋业务，还懂得怎样把政治工作落实到部队。红四军成立之初，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主持政治工作，王尔琢担任参谋长。这个班子后来被视为人民军队早期的重要骨干。
1903年，王尔琢出生于湖南石门县官桥村。家境虽称不上显赫，却能供他读书。青年时期，他在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附中求学，接触到新思想，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王尔琢考入第一期。周恩来当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对这名学生颇为器重，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尔琢毕业后没有离开军校，而是留校担任第二期、第三期学生的分队长和党代表。
在黄埔期间，他参加过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战场上的王尔琢有一个特点：判断快，执行坚决。北伐时期，他先后担任党代表、团参谋长等职务，攻打浙江桐庐时负伤，仍坚持留在前线，战斗结束后才接受治疗。
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王尔琢对蒋介石的做法十分不满。有人曾以高官厚禄拉拢他，王尔琢没有接受。对他而言，留在军队谋求个人前程，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尔琢离开险境，前往武汉。不久，他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参谋长。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队伍严重减员，许多人选择离开，王尔琢却坚持留下。
南昌起义余部后来转战赣南、湘南。王尔琢逐渐成为朱德身边的重要助手。1928年湘南起义后，他协助部队摆脱敌军追击，并随朱德率部向井冈山转移。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会师后，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秋收起义部队编为第三十一团。王尔琢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同时兼任红四军参谋长。伍中豪负责第三十一团，林彪当时只是第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职务变化本身，就说明王尔琢在红军中的地位。
井冈山斗争最难的地方，不只是敌人围剿，还有粮食、弹药和兵员不足。王尔琢经常参与作战部署，协助朱德、毛泽东指挥高陇、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他重视侦察，也重视保存有生力量，绝不是只凭一股猛劲硬拼。
1928年夏，湖南省委要求红军攻打郴州。朱德、王尔琢都认为条件并不成熟，但军令已经下达，部队仍然出动。红军一度攻入郴州，随后遭到敌军反扑，第二十九团伤亡严重。王尔琢判断形势不利，果断率二十八团撤离，保住了这支部队的骨干。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撤退途中，内部危机突然爆发。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带人叛逃。袁崇全与王尔琢同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又是湖南老乡。王尔琢十分清楚，叛逃会削弱部队，也可能造成更大动摇。
林彪曾提醒他：“袁崇全既然决意叛逃，不能再给他机会。”王尔琢没有立即采取强硬手段，而是说：“先把战士带回来，不能把他们和袁崇全混为一谈。”
这一次选择，体现了王尔琢的性格，也埋下了危险。8月25日，他追上叛逃队伍后，站到附近喊话：“愿意回来的，跟我回去，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一些战士已经准备返回，袁崇全却突然开枪。王尔琢中弹倒地，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5岁。
朱德闻讯赶到，悲痛不已。毛泽东后来评价王尔琢的牺牲，认为他保住了二十八团，也稳定了红军内部局面。追悼会上，毛泽东撰写挽联，由陈毅书写，其中有“留却重任谁承受”的句子，足见这位年轻参谋长在红四军中的分量。
王尔琢牺牲时，红军还处在极其艰难的创业阶段。他没有机会参加长征，也没有机会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不可能留下完整的军政履历。所谓“不死必为元帅”，并非历史任命，而是后人依据他的资历、能力和当时的位置作出的推断。
他的妻子郑凤翠，1923年与王尔琢成婚。两人相聚时间很短，王尔琢便前往黄埔。此后，她在家乡侍奉公婆、抚养女儿，把一个普通家庭承担了几十年。女儿王桂芳于1945年病逝，后来收养的儿子王葵祚又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
1988年，郑凤翠去世。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她的首饰盒里放着60粒杏仁。这个数字，被认为寄托着她对丈夫长达60年的怀念。王尔琢离开家乡时还是青年，留下的却是一家人漫长而沉重的等待。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关心王尔琢的历史照片和资料留存问题。对于这位红四军早期核心将领来说，25岁并不是故事的终点，却成了他能够留给后人的全部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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